【刘钝】代达罗斯对伊卡洛斯
1923年2月4日，刚满30岁的生物化学讲师霍尔丹(John B.S.Haldane，1892-1964)在剑桥大学一个名为异教徒俱乐部的小社团演讲，题目是《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听众中有一位《剑桥杂志》的前主编和“基本英语”计划的创导者，在出版界有许多熟人。他建议霍尔丹将讲稿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并向伦敦的基根保罗(Kegan Paul)出版公司推荐。《代达罗斯》年底就在伦敦面市。第二版则于1924年出现在纽约，当年就印刷了五次，共售出15000册，次年又印刷三次，1926年印刷两次，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
演讲的题目来自希腊神话中为弥诺斯(Minos)王修造迷宫的工匠代达罗斯(Daedalus)。这一人物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正如麦克柯德(David McCord)在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刊更名而写的说明那样①：
他兼有科学家与工匠的声名，同时又是难题的提出者与揭谜人；他是一个具有所有人类缺点的个人，也是一名建筑师、雕刻家、博物学者、金属工人、铸币者；斧头、铅垂、螺旋钻与胶水的发明者；一个神灵般的人物；在有些事情上面他像梦幻一样地证明自己是最好最实际的现实逃避者。[1]
在演讲中，霍尔丹又给这位神话人物戴上了遗传工程师和“弑神者”这两顶新帽子：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实验遗传学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成就，后人无以匹敌。如果米诺陶(Minotau)吃住的成本不是那么高昂，代达罗斯也许会在孟德尔之前发现遗传定律。但弥诺斯认为，迷宫和每年提供的50名少男和50名少女，是一笔过于高昂的研究成本。为了摆脱这一无情的经济困境，代达罗斯被迫发明了飞行术。弥诺斯追赶代达罗斯一直到西西里，自己却在那里丧了命。代达罗斯除了发明宝贵的胶水外，其他事情很少为人所知。但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对宙斯之子弥诺斯之死负有责任，但他既未被宙斯以锁链拴在岩石上遭受雷击，也未被复仇女神追逐。……他是第一个宣告科学工作者不关心神祇的人。……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将越来越像孤独的代达罗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可怕使命，并为之感到自豪。[2]
在希腊神话中，技艺超群的雅典工匠代达罗斯因罪逃匿到克里特岛，岛上的统治者弥诺斯王令其建造迷宫来囚禁牛首人身的怪兽米诺陶；一说米诺陶是王后与神牛私通后产下的怪物。代达罗斯用牛皮为王后制造了一头母牛状机器，王后可以钻进去潜入迷宫与神牛相会。霍尔丹关于实验遗传学成就的说法，就是来自这一神话的隐喻。不过故事还有另一条线索：后来，代达罗斯为了摆脱弥诺斯王的控制，用蜂蜜、腊和鸟羽为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Icarus)制造了飞翔的翅膀。父子俩成功地逃离海岛，得意忘形的伊卡洛斯忘记了父亲的嘱咐，在途中越飞越高，被激怒的太阳神发出灼热的光，少年的翅膀熔化，不幸坠海身亡，无奈的父亲只好只身逃往西西里。
《代达罗斯》很快就成为剑桥、牛津两地知识圈的时髦话题②，在学院的餐厅与小巷中的咖啡馆里，人们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霍尔丹关于生物学发展的惊人预言在专业领域也搅起了波澜，特别是他提到了多种在当时属于禁忌的话题，如迷幻药物的临床应用、人类的无性生殖、体外胚胎、计划生育、优生控制，甚至暗示了人兽杂交和安乐死的可能。他骄傲地宣告“生物学家是现在地球上最罗曼蒂克的人”；“是腐朽的帝国与文明的破坏者，是怀疑者、动摇者和弑神者”。
政治上并不保守的父亲也为儿子肆无忌惮的言论感到不安，不过此时的霍尔丹正企图摆脱父母的控制——在牛津他总是被“大牌生理学教授之子”的阴影所笼罩，当然不理会他们的干预。母亲给霍尔丹的同事与年长好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sley，1887-1975)写了一封词意恳切的信，称老霍尔丹被《代达罗斯》弄得极度烦躁，请求后者看在两家多年友谊的份上帮助自己儿子收敛([3]，pp.137-138)。
对于霍尔丹的批评接踵而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1924年，罗素发表《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文章一开头就写道：
霍尔丹先生的《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描绘了一幅未来将科学发现用来促进人类福祉的诱人图景。尽管我愿意同意他的许多预测，从事政治活动与政府工作的长期经验却使我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我不得不担心，科学会被用来加强统治集团的力量，而不是促进人类的福祉。伊卡洛斯在父亲代达罗斯指导下学会了飞行，由于鲁莽而遭到毁灭。我担心人类在现代科学人的教育下学会了飞行之后，亦会遭遇相同的命运。[4]
伊卡洛斯也被后人赋予了双重象征意义：作为飞天梦想的实践者，他是一位壮志未酬的英雄，代表着人类与自然抗争的勇气和雄心；另一方面，正如罗素隐喻的那样，他是一位自不量力的狂妄少年，将智者的忠告置于脑后，藐视大自然的威力而遭致报应[5]。
在文章的结论部分罗素写道：
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爱心，或在决定行动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会获得更大的力量，去放纵自己的集体激情，但通过社会的更加组织化，科学降低了个人激情的作用。人的集体激情主要是一种罪恶的激情，其中最强烈的激情是针对其他群体的仇恨和竞争。因此，现在所有使人得到放纵激情之力量的东西都是邪恶的。这就是科学可能导致我们文明毁灭的原因。[4]
二、论战双方及时代背景
霍尔丹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名门，却鄙视阶级社会赋予贵族和资产者的特权；他是一个不加掩饰的无神论者，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徒并曾加入英共，后来却毫不留情地批判不同类型的极权制度；他从伊顿、牛津、剑桥一路攀升到英国学术殿堂的高台，一生却发表了近350篇科普作品，成为老赫胥黎以来英国最高产的科普作家之一；他曾参加一战并流血负伤，晚年却放弃英国国籍而自我放逐印度；他在孩童时代就被父亲带进科学实验室，本科却在牛津主修古典人文，后来又成为将数学引入生命科学的先驱之一；他是孟德尔学说的忠实拥趸，却对“选择”这一达尔文的天条情有独钟，开创了群体遗传学与综合演化论的崭新天地；他在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却终身关注社会、文化和伦理问题[6-8]。
不过在发表《代达罗斯》的时候，霍尔丹在科学上还只是个崭露头角的小角色，有些愤世嫉俗，政治立场也还没有确定。霍尔丹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强烈的无神论立场使他与任何宗教信仰格格不入；其次，早年跟随父亲调查矿难的经历使他对劳工阶级怀抱同情，而战争期间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与后方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形成巨大反差，这些使他对社会不公有了深刻认识；第三，生物学的进步使他相信科学可以用来改造社会。他体格强健，智力超群，天生具有反叛精神，本来在牛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为了摆脱父亲那个无时不在的阴影，自己跑到剑桥来打江山，有人甚至说他发表《代达罗斯》的目的就是“有意震动当局和挑衅社会”。([9]，pp.9-10)在《代达罗斯》的最后，他以一种艾略特《荒原》式的象征手法，歌颂了为自己的可怕使命而感到自豪的科学家：
他从头到脚身穿黑袍，
里面是雪白温暖之躯，
虽然血管里默默地奔流着
饥饿、干渴与欲望，
但眼睛里有一颗静止的小火苗
如同他来自的第一个细胞
在明亮地燃烧。
他驱车前进，
高唱我的弑神之歌。[2]
至于罗素，此时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学者了，对他的介绍自然可以更简略一些。概言之，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数学基础中逻辑主义流派的代表，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世界和平运动的领袖，哲学上倾向不可知论，政治上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生活上特立独行，藐视各种政治权威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在发表《伊卡洛斯》之前，他曾相继访问苏联和中国。在批判现行制度与挑战上流社会虚伪习俗等方面，他与霍尔丹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但是对于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以及科学日益与权力纠缠的现实，俩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霍尔丹勇猛无畏地投身战场时，罗素却因反战言论遭到监禁并被三一学院除名[10]。
罗素在《伊卡洛斯》中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人类浩劫有关，也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这一观念的深刻反思。
20世纪初，随着美国和德国的崛起，英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逐渐沦为一个二流强国。一战之后的欧洲政局动荡不定，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从1918年到1923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意大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都爆发了流血革命，有些国家和城市中还出现了短暂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但是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激进运动，在英国占主流的是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改良式的社会主义，其代表就是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费边主义者认为，民主宪政的完善和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扼制资本主义的贪婪，因此无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也能达到废除土地和国家资源的私人占有、实现工业国有化，以及完善各种社会福利的目的。他们特别重视文化和教育事业，在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以及各种工会中都有很大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费边社参加了英国工党的组建，绝大多数老费边社成员都成为工党党员。霍尔丹的父亲以及青年霍尔丹都是费边主义的追随者，罗素也一度青睐费边社的政治理想。
科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质的飞跃。物理学与数学中的最新成果导致确定性的丧失，而确定性正是启蒙时代以来科学进步论者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具体来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颠覆了人类对时间、空间、物质、能量、运动和因果性的传统观念；罗素提出的逻辑悖论在被视为数学基础的集合论中捅了个大窟窿，从而引起第三次数学危机。在生命科学领域，由达尔文学说衍生出的两个怪胎、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将触角伸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来；孟德尔学说的重新发现，则开启了现代遗传学的大门。此外，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也露出端倪，其代表就是布拉格父子开创的X射线晶体学。
一战期间西方在医学方面的某些大胆探索，助长了激进人士挑战传统的欲望。1914年美国护士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开始发行《女反抗者》，是为《节制生育评论》的前身，随后相继出版《少女须知》和《母亲须知》，在美国提倡性教育并开展生育控制的临床实验。在英国，古植物学家和女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斯陶皮斯(Marie Stopes,1880-1958)遥相呼应，1921年在伦敦北部开设了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大力宣传优生学思想。与此同时，妇女参政运动高涨，一些名门闺秀公然藐视传统，以实际行动嘲讽维多利亚时代塑造的闺中淑女和贤妻良母形象。一些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团体，如以莫瑞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1873-1938)为中心的卡辛顿庄园的客人们，以及以伍尔夫兄妹住宅为阵地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皆以挑战社会、反叛传统相标榜。罗素与这两个团体的成员都保持着密切关系，霍尔丹也曾通过自己的姐姐造访过肯辛顿庄园[7]。
霍尔丹比罗素小了整整20岁，专业领域几乎没有交集③；然而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同样出身名门和名校，同样藐视权贵和具有反叛精神，同样的睿智博学并关注社会问题。无论如何，罗素与霍尔丹、伊卡洛斯与代达罗斯，在公众眼中都是极富戏剧色彩的广告元素，这一思想交锋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霍尔丹的知名度也陡然上升。在《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中，他们在一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更多的是针锋相对的论辩。以下分三个方面介绍两造的观点，引文来自最新中译本[2，4]。
三、两造的观点
1.关于科学
霍尔丹在谈到物理学时首先论及相对论，当然他不是预测其应用，而是关注这一革命性理论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他将“目前物理学理论处于一种深刻的悬而未决状态”，归因于“爱因斯坦这位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人”；认为他所推出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性结果，大多微小而难以测量(除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的偏转以外)，因此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得不采取一种非常极端的观念论。霍尔丹预言：“康德观念论将如同唯物主义在牛顿走红之后那样，成为物理学家乃至所有受教育者的基本工作假说”；“(康德观念论)首先对物理学，然后对日常生活的主宰，很可能持续若干世纪”。他写道：
在我们生活的若干世纪里，许多实际活动可能不是以唯物论，而是以康德的观念论为基础进行的。我们的道德与政治行为会受到什么影响?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虽然我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会像创造出18世纪大部分思想成果的牛顿的工作那么巨大。我想，未来的孔多塞、边沁和马克思们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无情地批判他们时代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但对自身就不会那么肯定；他们不会有我们可以在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那里看到的某种笨拙手法。他们将承认，也许在伦理学中和在物理学中一样，也可以谈论第四和第五维空间，这些空间的效应如同水星摄动那样，甚至在一代人时间里也很难觉察，然而也许在若干世纪的长河里，它们会像三维空间的现象那么重要。[2]
与观察相对论的视角不同，对于发展中的量子力学，霍尔丹没有停留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意义的讨论上，而是对其应用前景作了一点展望：“如果量子假说被普遍接受，那么我们的思想中将必然出现甚至更激进的替代物。但考虑到目前量子力学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感觉，推测它的发展方向还为时过早”；不过，“对辐射了解更深入以后，我们将能够以比现有程度更令人满意的方式产生辐射”。
罗素承认“科学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最大变化，许多应归功于物理科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考虑物理科学带来了工业革命就一目了然了”。对于工业革命的后果，他颇有远见地预告全球化时代将会到来，对此写道：“工业化的影响之一是使全世界变成一个经济单位，其最终结果将与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对于工业化的后果并不乐观。在他看来，人类利用科学来提高生产率不外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人口，二是提高生活品质，三是为战争提供能量。他认为现代工业主义是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料，以及野心家为了追求统治乐趣而展开的一种斗争；而从生产生活必需品中解放出来的劳力，将越来越多地用在国家间的竞争之中。他写道：
正是科学高于其他因素决定了原材料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煤、铁和石油是武力的基础，因此也是财富的基础。拥有这些原材料，而且掌握利用原材料进行战争所需的工业技术的国家，就能够以武力夺取市场，并向那些倒霉的国家勒索财富。[4]
关于化学，霍尔丹认为其功能不仅是帮助人类开发更多资源以获取材料和能源，未来的重大贡献乃是“生产一类更重要的在生理上起作用的物质——食物”，以及与生理学结合来改造人类的体质、精神甚至“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他预测最有意思的化学发明将出现在生物化学领域。为了论述这一点他把可用物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具有可为人类利用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例如钢铁、木材和玻璃；第二类具有可为人类利用的生理学性质，包括食物、饮料、烟草和药物等。第二类物质的价值依赖于它们与人体组织的特殊关系，例如咖啡因、尼古丁和酒精，他声称没有理由认为这一类物质已经发现完毕。由此切入到一个敏感话题即迷幻药物的应用：他提到德国生理学家使用磷酸钠延长肌肉工作时间的实验，一组煤矿工人连续服用九个月后使煤炭产量大为提高；他还暗示了敢死队员服用类似药物的效果。接着，霍尔丹开始讨论将化学知识用于制造食品的前景，例如用煤炭和大气中的氮来合成蛋白质。他写道：
人人皆知食物最终来自植物，我们吃的动物或动物产品只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植物。但普通植物的大部分糖并没有转变为人可以消化的淀粉，而是变成了构成其木质骨架的纤维素。有蹄动物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的肚子是一个巨大的消化纤维素的细菌箱，自身则依靠其副产品过活。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之外做同样的事情，这可以通过化学方式达到。[2]
与霍尔丹将化学与物理学分开并与生理学和农业相联系不同，罗素宣称“我所说的物理科学包括化学，而且一般地说，包括研究任何无生命物质属性的科学”。实际上，他把科学分成三组，即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生物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和人类科学(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谈到生命科学，霍尔丹提请人们抛弃一种成见，即“生物学仅仅是物理学和化学发现在人、动物和植物上的应用”。为此他宣布了一个现在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的伟大预言：
如同数学物理学摧毁几何学那样，将会出现一个生理学侵入和摧毁数学物理学的新时代。届时，科学及实际生活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基本工作假说，将是某种类似于柏格森能动论那样的东西。[2]
他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预言包括：生殖与性爱的分离(试管婴儿)，通过生殖选择改造民族性格(优生学)，通过化学合成物延长妇女的青春，性别转换，借助生理学而不是监狱来处理人的邪恶本能，完美的生活结束后平静地走进坟墓(安乐死)，借助催眠术与心理学为人类“开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进行系统性沟通的大门”(通灵术)等等。他相信生物学的实际应用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未来，而医学的进展对西欧社会几乎已经产生了像工业革命那么深刻的影响。
罗素也认为生物科学或迟或早将发生巨大的影响，他写道：
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影响了人类的想象力，并从中产生对自由竞争与民族主义的赞同……孟德尔主义可能使农业发生革命，毫无疑问，某种类似的理论有一天会做这件事。细菌学可能使我们能够利用疾病来消灭敌人。遗传学研究可能使优生学迟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也许在将来我们可以随意决定自己孩子的性别。这或许将导致男性过多，并彻底改变家庭的结构。[4]
对于生命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罗素更多地表现出忧虑，特别是被他说成迟早要成为一门科学的遗传学。在这方面他谈到了计划生育和优生学被滥用的可能性，以及心理学服务于邪恶政权的前景。他设想：未来的政府会获得一定的权力，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繁衍后代的个人进行绝育，其初衷是降低国家中低能者的数目，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目标。问题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政府可能会把反对者的意见视为一种低能的表现，从而将形形色色的反叛者强制绝育；再以后还可能将对象扩大到癫痫病人、肺结核患者和酗酒成瘾者；最后，很可能会延及普通学校中的成绩低下者，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民族的平均智力。在心理学方面，专家们可能会具有诱惑他人产生不合理念头的本领，这类技艺成熟之后会被用来培养愚忠的民众。
针对霍尔丹谈到的迷幻药物，罗素也讨论了通过内分泌来控制感情生活的可能性。他指出，如果情绪与性格的差异是由内分泌决定的，那就可以通过注射药物来影响内分泌腺，从而根据需要把人变得易怒或胆怯、性欲强或性欲弱，等等。进而，他写道：
某个控制社会的寡头组织——国家，可能想让统治者的后代具有执政所需要的性格，使无产阶级的子女具有服从所需要的性格。想要反对国家医师的这种注射，最能言善辩的社会主义者亦将无能为力。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服从性格与抵御外敌所需的残暴相结合，但我不怀疑统治者所掌控的御用科学能胜任这项任务。[4]
2.关于国家与社会
霍尔丹认为科学会使人类日益紧密地联为一体，而生活也会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人为化，同时人类为善作恶的力量也会无限增大。他设想“以科学去教育我们的诗人”，“用艺术去教育我们的劳工与资本家领袖”，让工厂里的壁画促进生产率，使艺术“再度成为一种商业”。他预测农业将变成一种奢侈的行当，人类社会将完全城市化；但是他将不会为农民的消失而感到遗憾，因为从大多数方面来看，产业工人是一种更高级的人，人类进步的历史一直是城市拉着不愿前进的农村而进步。他设想未来合成食物将代替田园耕作，工厂将取代粪堆和屠宰场，而城市将通过工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
许多硕壮的农民会伤心欲绝，
如果他们看到我们驱车前往的城市：
一年四季树上果实累累，遍地鲜花盛开，
红色、褐色的啤酒在河里流淌。
金银树下有一位老人在吹奏风笛，
眼睛蔚蓝如冰的女王们在民众中翩翩起舞。[2]
霍尔丹对工业化的前景还作了许多具体的预言，他认为随着不同工业部门交互影响的深入，一家工厂搬迁会导致其他十多家工厂停产；资本家为了减少罢工，会把某些重要的工业完全交给工人掌握。他认为“发展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应该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实现这一过程的人将统治整个地球”。
罗素对工业化的前景没有这样浪漫，他承认工业化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使更多的奢侈品成为可能，随着工业化向世界各地的扩散，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更强有力的组织即他心目中的世界政府，工业化的世界就不能抑制来自其内部的干扰，也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为“现代工业主义是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原材料这两样东西，以及为追求统治的纯粹乐趣而展开的一种斗争”。因此他说，尽管个人气质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还是主张通过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对“现代工业主义”加以约束，哪怕最初要付出牺牲民主的代价。罗素接着写道：
由于科学发明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化和宣传手段的影响，团体变得更加组织化，更有纪律，群体意识更强，更易受领袖的控制。领袖对成员的影响增大了，少数知名人物对事件的控制变得更加明显。[4]
在罗素看来，科学和工业化之所以造成伤害，就是由于它们尚未强大到足以产生国际性组织。他预测：在未来50年内，政府权力将进一步加强，因为这正是企图控制军备和原材料的那些人所希望的。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可能在西方国家生存下来，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可能会继续与相互竞争的国家勾结，并将大力鼓噪民族主义。不过在更远的未来：
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世界组织之后，虽然它起初只依靠武力，现在威胁文明的那些邪恶就会逐渐消失，并且可能实现一种比现有民主制度更加彻底的民主制度。我认为，由于人类的愚蠢，只有以武力才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此它在开始时既残暴又专制。但我相信它对于保存科学的文明是必要的；而且，一旦这样的组织被建立，它会逐渐产生出一种可以忍受的社会所需要的其他条件。[4]
霍尔丹当然了解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将带来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但他坚信“只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学研究就毫不可怕”；而“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使工业的不公平产生自我毁灭性，就像现在人们制造国际间的不公平那样”。关于后一观点，他继续论述道：
应用科学的倾向是把不公正放大，直到这些不公正变得难以忍受，连所有先知和诗人都难以打动的普通人，至少会发生转变，从源头上消灭恶。马克思关于工业演进的理论，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特别例子。[2]
至于“从源头上消灭恶”的途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里得来的启发直率得令人胆寒④：
也许还需要发生一、两次世界大战，才能使大多数人改变思想。发生下次世界大战的前景，至少包含着这种令人满意的因素。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躲藏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在下次世界大战中，无人能在后方躲藏。它将使有关的所有人明白，战争是一种非常肮脏的事业。[2]
他也预言了国家的消亡，认为如果一次这样的战争没能达到建立一个全球组织的目的，人类也许需要再等上两千年才能获得另一次机会；然而“对于学习地质学的人来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人类用了25万年才跨越了狩猎阶段。人类跨越国家阶段，不会需要这么久”。
对战争深恶痛绝的罗素对这种露骨的表述一定十分反感。前引文已经揭示了他对现代工业主义有助于某些国家占有战争资源，从而以武力夺取市场并向其他国家勒索的担忧。他警告道：“吃得过多并不是一种严重危险，但是过分地好战就非常危险。如果工业化继续取得成功，对人类追求权力与竞争的本能，就像对待狗的贪婪胃口一样，需要加以人为的遏制。”他又指出，正是“由于科学的原因，战争的技艺由拥有煤、铁、石油以及利用这些原材料的工业技术组成”，而全体民众将被战争机器所裹挟：
首先是国家武装力量，然后是提供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军火商，依次还有外交和使领馆人员，在学校宣讲爱国主义的教师，以及新闻从业者。所有这些人还兼具其他社会功能，但其主要目的是为国际竞争服务。另一类人的工作也服务于同一目的，这包括相当大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这些人不断地发明出更复杂的攻击和防御的方法。他们的工作导致直接在前线战斗的人员减少了，因为需要更多的人去制造军火。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现在的战争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平民，而且战败国的平民遭受的苦难可能跟士兵一样多。[4]
罗素也探讨了现代战争的原因，认为：
经济学家低估了军事力量在攫取财富中所起的作用。欧洲那些有土地的贵族，原本就是好战的侵略者。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被资产阶级打败，以及受威灵顿公爵影响而产生的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十八世纪的战争导致英国比法国拥有更多财富。传统经济学家提出的分配财富的规则，只有在人们接受法律的约束，即大多数人认为问题无关痛痒时才有效；至于那些人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则一直是通过内战或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解决的。[4]
3.关于资源与生态
霍尔丹用了数段文字谈论能源问题。尽管他认为地球上的煤和石油将在几个世纪内耗尽，并说“这是一条公理”，但是仍然“怀疑这种耗竭会导致工业文明的崩溃”。他设想了一些替代方案，包括把工业中心迁移到水源充足的山区，例如喜马拉雅山脚、英属哥伦比亚和亚美尼亚。另一方面，考虑到水力资源珍稀且受制于季节和地理条件，因此无法完全取代煤和石油的地位。从长远来看，需要开发一些“间歇性的但取之不尽的动力来源”，那就是风力和太阳能。他预计在五十年内，照明用电的价格会降到现在的1/50，而城市将变成不夜城。甚至想象在四百年后：
国家将布满一排排的风力发电站，其发电机为大型电网供电。在适当的距离设有大型电站，在风力持续的日子，利用多余的电力把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在无风的日子，氢气和氧气将成为发动机的燃料，推动发电机发电，或者更可能成为氧化电池的原料。[2]
不过霍尔丹对原子能开发前景的展望显得过于保守⑤，这不能不归于他在核物理方面的知识局限。
霍尔丹又通过一位虚拟的150年后剑桥新生之口，编造了一个实验室事故引起生态灾难的故事：一种具有固氮功能的人造海藻中的菌株逃逸到大海并迅速繁殖，很快大西洋热带海域的水面变成凝胶状，给欧洲气候带来灾难性结果，全球的海洋变成深紫色，未来的孩子们对文学作品中关于蓝色海洋的描述感到奇怪；另一方面，某种浮游生物进化到可以消化海藻中的酶以后，海鱼数量将会大量增加，从而引起食物过剩，至少使英格兰在食物上自给自足。他还设想培育出能够在沙漠中固定流沙的地衣，应用生物固氮技术使小麦产量翻番，使牧场草地的价值增加三倍。食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又引起纯农业国家的衰败，只得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型风力发电计划来加以解决。
如前所述，罗素提到了煤、铁和石油是武力与财富的基础，但是它们不会取之不尽，因为“地球这颗行星的大小是有限的”，而人类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他写道：
科学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因此人们可能认为它能增进自身的快乐和幸福。如果人类是理性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人类具有很多激情与本能。生活在稳定环境中的某种动物，如果它们没有灭绝，其激情与生活条件之间会达到某种平衡。如果生活条件突然发生变化，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狼在自然状态下难以获得食物，因此它需要有一种非常持久的饥饿感的刺激。其结果是，他们的后裔家犬，在生活优裕的条件下就会吃得过多。假定某种动物需要一定数量的某种食物，如果获得这种食物的难度降低，动物的本能往往会导致它们在新环境下吃得过多。科学带来的突然变化打破了我们的本能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4]
4.关于伦理
霍尔丹又通过那篇虚拟论文的作者声言：“现在(指想象中的150年后)体外培育胎儿很普遍，目前英国妇女直接生育的婴儿不到30％。始于19世纪、完成于20世纪的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决非完全令人满意”。因此，一方面是“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曾祖父母比我们更为优越”，另一方面：
挑选生育者不仅是为了减少邪恶。被挑选来生育下一代的少数男女，无疑要比普通人更优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包括一流音乐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盗贼的减少。如果没有体外培育胎儿，文明无疑会在可数的时间内崩溃，因为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劣种人的生育力都比优质人更强。[2]
这是明火执仗地鼓吹优生学了⑥。他用戏谑的口吻谈到人们对优生学的偏见——“优生官员似乎身兼警察、牧师和皮条客三重身份，强制人们带着一位由某个高贵的医学委员会挑选的伴侣，每隔一定时间去当地的遗传女神神庙”，认为持这种见解的人缺乏创意和对人性的认识，而“优生学家提出的目标更可能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达到”。霍尔丹还假借那位作者之口，说英国在采用非常严格的选择标准方面比德国晚了一代人，但目前在这方面也走到世界前列。这里他还附带地提到性别平衡的问题，预言“理想的性比率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但现代人对平等的反应确实非常强烈”。
罗素也以很大篇幅谈到计划生育和优生学，尽管一开始自谦“我的生物学知识非常有限”，而“霍尔丹先生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令人赞赏的探讨”。首先他承认“节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它关系到世界政府组成的可能性，如果一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世界政府就很难维持稳定”。他认为“在更遥远的未来，优生学具有更加野心勃勃的可能性。其目标可能不仅是减少不需要的人，而且要增加所需要的人”。
罗素也提到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尽管其表述未能脱离那个时代流行的种族和阶级偏见。他写道：
政府反对节育的宣传，使那些愚蠢的人得到一种生物学优势，因为政府的宣传主要在那些无知的人群中有效。不要很久，节育可能会在白种人群中普遍流行，它不会使白人的素质退化，但将使他们的人口减少。到那个时候，未开化的种族仍在大量繁殖，并在白人科学的帮助下避免了高死亡率。[4]
在援引代达罗斯的神话时，霍尔丹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发挥——尽管涉嫌卷入宙斯之子弥诺斯的死，代达罗斯既未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缚在高加索山上，也没有像俄瑞斯忒斯那样无法摆脱复仇女神的追杀。关于科学研究与传统价值间的关系，霍尔丹强调：“生物学的进展与我们的某些社会罪恶是不相容的，正如工业进步已经证实与战争或某种私有制不相容一样。”比方说，遗传工程的成果将会与人类现有的涉及阶级、性别的制度不相容。他认为，道德判断上的改变是异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对传统道德不过于认真。正因为即便是最不教条的宗教，也倾向于把自己与某种不可改变的道德传统相联系，所以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可能休战”；“在道德进步的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上，我们掌握的科学至少是开启难关的钥匙之一”。对于信仰、价值观与人类的未来，他写道：
科学尚处于襁褓时期。除了说一句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以后将会发生，我们几乎不能预言未来。任何信仰、价值观、制度都不是安全的。上次大战绝非孤立现象，而只是我们总可以由科学进步预料到的破坏性结果的一个例子。未来不会是报春花盛开的道路，它会有自己的问题。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巨大的恶之花盛开，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新问题。我们不知道人类在自己的力量增强之后，能否最终幸存下来。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人类作为演员在地球舞台上对古老的自由悖论的再次演绎。[2]
罗素指出，科学的进步是对人类的恩赐这一说法，是一种“十九世纪的令人愉快的妄想，是我们这个更加令人失望的时代必须抛弃的东西”；“科技知识并不能使人明确他们的目标，而且未来的掌权者所具有的愚蠢和偏见，很可能不会比现在的掌权者少”。他在《伊卡洛斯》的结论部分写道：
科学使掌权者比在没有科学的时代更充分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好的，科学就会带来益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邪恶的，科学就会造成损失。在当今这个时代，掌权者的目的似乎主要是邪恶的，因为他们的介入导致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都认为是良善的事物减少了。因此，在目前，科学增大了统治者的权力，给人类带来了伤害。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美好的生活既需要头脑，也需要心。[4]
四、影响和余波
除了罗素以外，对霍尔丹的《代达罗斯》提出激烈批评的还有作家刘易斯(Clive S.Lewis，1898-1963)，他在1938年至1945年间发表的一系列以星际旅行为题材的《太空三部曲》(The Space Trilogy)中，塑造了一个名叫韦斯顿(Weston)的不讲道德的科学家，书中的许多情节都影射霍尔丹及其《代达罗斯》。对此霍尔丹于1946年在《当代季刊》(The Modern Quarterly)上发文进行了辩驳，反讥刘易斯的魔幻风格，认为将超自然力量凌驾于科学之上是对人类智慧的亵渎[12]。刘易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著名的中世纪文献学者，又是许多畅销书的作者，他与霍尔丹的争论在二战之后的英国思想界再度激起波澜。
另一场争论由霍尔丹主动发起。1930年，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前印度事务大臣伯肯海德伯爵(F.E.Smith，Earl of Birkenhead，1872-1930)发表了一本题为《2030年的世界》的书，对100年后的世界图景作了乌托邦式的描绘。霍尔丹很快在《周末评论》(Weekend Review)上发文，称该书有40处来自他的《代达罗斯》，公开指责这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抄袭。后者迅速反击，回应刊登在《每日快报》上，霍尔丹则在《周末评论》上再度攻击这位政坛名宿。这场争论提高了霍尔丹的知名度。
受到霍尔丹影响的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1894-1963)。赫胥黎家与霍尔丹家是世交，奥尔德斯与他的哥哥朱利安都是霍尔丹从伊顿直到牛津的同学。1923年奥尔德斯出版了一部名为《滑稽的舞环》(Antic Hay)的讽刺小说，内中有个古怪的人物谢尔沃特(Shearwater)，一个全神贯注观察友人与自己妻子上床实验的生物学家，据说就以霍尔丹为原型。若干年后，奥尔德斯在一部更有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将《代达罗斯》中的许多素材一股脑端进了自己的书中[13]。谈到奥尔德斯对《代达罗斯》题材的借用，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J.Dyson，1924-)写道：
霍登所看见的未来异象，例如普遍的避孕、试管婴儿、精神药剂的自由使用，在赫胥黎生动的编剧下，串成20世纪的流行文化。赫胥黎在霍登的蓝图上，又加上一笔后现代的变态扭曲，即借由无性生殖制造出大批完全相同的人类。([14]，页247)
以X射线晶体学研究先驱与科学社会学奠基人闻名于世，同时也是霍尔丹政治盟友的贝尔纳(John D.Bernal，1901-1971)，1929年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长而怪——《世界、肉体和魔鬼：对理性灵魂三大敌人的探索》(The World，The Flesh，and The Devil：An inquiry into the three enemies of the rational souls)⑦，其题材、风格和篇幅都与《代达罗斯》相近。在第三章中，贝尔纳两次提到霍尔丹，第一次说霍尔丹所垂青的通过改变基因推行优生的想法已得到广泛注意；第二次言及他关于体外生育工厂的令人信服的预测。在结尾一章，贝尔纳谈起后来成为其科学社会学核心内容的科学家的责任，书中写道：
科学家从此将承担双重使命：保持对世界提供充足的食物与舒适的机器，同时为自己留下对自然奥秘进行探索的乐趣。它可能是代达罗斯的梦想，也可能是伊卡洛斯的劫数。
当今仍然活跃的一流科学家中，对霍尔丹谈得最多、理解最深刻的要属英国出生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戴森了，他同时也是一位高超的科普写手与深具人文情怀的学者。在《全方位的无限》一书中，戴森提到了贝尔纳和霍尔丹，他称后者“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作战的愤怒青年，从此以后，他说话都带着讽刺的意味”[15]。在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宇宙波澜》中，戴森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论霍尔丹及其《代达罗斯》，认为“这本小书是有史以来关于生物学进展与人类结局方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霍登写作格调看似云淡风轻，但是结论的强烈震撼力，比起威尔斯却不遑多让”。戴森评论道：
霍登显然幻想自己是个文艺复兴人士、古典学者、诗人兼生物学家。他笔下的狄德勒斯，宛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鲜明。但是这些诗情画意和现实又有何干呢?我们的生物学教授现今仍口唱弑神之歌，驰骋在实验室吗?当然没有，至少按字面解释是没有。在外表上，生物学教授不像狄德勒斯，就和物理学教授不像浮士德一样。
然而，深一层而言，传说也有几分真实：不屈不挠，一心一意想在地上燃起热核火苗的泰勒，最后仍跟随了浮士德的脚步；达尔文悄悄累积一件又一件的事实，直到他足以彻底扬弃维多利亚式虔诚的安逸世界为止，他显然是个和狄德勒斯同样不可宽宥的弑神者。现代分子生物学家努力学习读写基因语言，到头来，不论他们无心或有意、终将粉碎原本舒适的世界。这舒适的世界，物种之间是严守分际、各从其类的，人与非人之间有着深渊阻隔，秩序井然。现代分子生物学家们，显然都受无形的狄德勒斯之灵统驭而不自知。
从威尔斯和霍登身上，我们学到了两个功课：人不能扮演上帝而不失去理智；而生物学的发展无可避免的，是把扮演上帝的权能，放在人手中。但是从这两件事看来，并不表示我们全然无望。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主宰自己的命运，否定人类有权扮演上帝，并不等于禁止实验探索，只是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使人类的知识受到大众的管束，不致被滥用。这类法律在许多国家早已行之有年，如限制危险医疗程序、药品、爆炸物之使用。将来，我们必须获致合理的政治共识，允许生物学家自由探索充满生趣的基因工程，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任何人类擅自撰写新物种程式，以免一发不可收拾，扰乱了大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平衡。([14]，页249-251)
作为对《代达罗斯》的回应，罗素的书中没有那么多耸人听闻的言辞，他的《伊卡洛斯》也几乎淹没在其浩繁不竭的出版物中而较少为人引征。不过到了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二战洗劫并目睹不同形式的极权政体对文明的践踏之后，罗素关于科学可能被邪恶势力利用，从而给文明带来灾难的忠告，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兹拉希(Yaron Ezrahi)认为“霍尔丹的《代达罗斯》，是在一种源于启蒙时代的关于社会与政治目标及观念的思想框架下写成的”。他接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像霍尔丹那样的科学家对科学转变政治与社会的力量有那么夸张的想法?为什么它们如此远离我们在20世纪末预测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标志?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理性改造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启蒙纲领?“在某些方面，罗素关于‘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的观察已经回答了上面那些问题”，埃兹拉希写道[16]。
2005年，具有天主教背景的美国政治学教授鲁宾(Charles T.Rubin)，在《新大西岛》季刊发文《回顾〈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分别以“科学的形象”、“道德的可塑性”、“势力制造权力”、“发明未来”、“统治阶级的奴仆”、“愤世嫉俗的乌托邦”，以及“进步的真实含义”为题，对两人的观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批评。他指出罗素与霍尔丹都认为科学已使人类来到悬崖边上，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人类的天性倾向于自己迈向深渊；而后者认为为了维持稳定而简单地后退将引起新的危险。因此人们不得不做出抉择，采取一种在现在看来也许是糟糕但对后代来说是正确选择的出路，那就是大胆地跳出困境。为此罗素解除了道德的武装，而霍尔丹力图使其相对化[17]。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霍尔丹与罗素的书就被译介到中国来了。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推出了一本《科学与将来》，署名海登，译者张东民，此书正是《代达罗斯》的中译本[18]。译者的情况暂未查到，从相关线索判断是个具有生物学或医学背景的人⑧。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科学之将来》，此即罗素《伊卡洛斯》的中译本[19]。译者吴献书(1885-1944)是东吴大学英文教授，著有多种英语教科书并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等([8]，页61-63)。
更有意思的是，以中国共产党最早成员和罗素研究权威自居的前北大教授张申府(1893-1986)，曾经著文将霍尔丹与罗素相提并论。1942年5月21日，他在自己主持的《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登教授论罗素的科学观》的短文，文中先将此二人的身世、地望、教育和专业作了比较，接着褒扬霍尔丹，称其“所见近十年来直已超乎罗素而上之”。文中写道：
在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在达尔文，赫胥黎之后，英国思想界最伟大，著作最多，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斯宾塞。继斯宾塞而起，而且还超乎斯宾塞而上之的，就是罗素。继罗素而起，执思想界牛耳，而且不但在英国，而且影响全世界的，将是谁呢?那就现已确定，断然是海登……海登的著作，因还不到廿年，在数目上，在体积上，甚至以前在晓畅精彩上，比之罗素，虽然还差的远，但是所谈之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却已都甚可观。而且海登的文字，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更朴实，更平实，更切实，更及时，更新鲜，也就是观点更进步，着重点更接近大众，而且所讲更常是人所愿知的。([20]，Ⅱ：289-292])
五、想到“科玄论战”
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代达罗斯》演讲之后十天，中国学者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名为《人生观》的演讲，两个月后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由此掀开了“科玄论战”的大幕。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众多大佬和学术新星陆续登场⑨，演绎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大戏⑩。最早汇集论战双方言论的两部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当年12月就在上海出版(11)，时在《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付诸文字杀青之前([22]，重版引言)。
尽管论战双方大多有着留学西方或日本的背景和一定的信息渠道，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知道当时英国发生的事情。这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把本文论及的两位英国绅士搬到当时的中国思想舞台，按照国人熟悉并几乎盖棺定论的说法，霍尔丹必然是科学阵营的一员健将，而声称“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的罗素注定脱不掉“玄学鬼”的帽子。再聚焦到“科学”这一当今政治家们宠爱有加的论域，罗素及其《伊卡洛斯》大概会被视为“反科学”的货色，而霍尔丹及其《代达罗斯》则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
问题是，这种简单的二元图谱真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情况吗?实际上，《代达罗斯》中已经预警了许多技术滥用的后果，例如能源枯竭、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等，霍尔丹也对物理科学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还原论思想在未来科学中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在罗素的批评之后，他在一些场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特别表现在优生学方面[16]。至于罗素，一个轻飘飘的“玄学”自然无法圈定其学术藩篱，他对科学可能遭到滥用的忧虑来自本人对相关知识的深刻认识，就如同日后与爱因斯坦共同签署反核声明一样。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问：在检阅了霍尔丹与罗素关于科学与未来的争论之后，对于九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思想论战，是否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和反思?
就在“科玄论战”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数月内完成了一本名为《科学与玄学》的小书，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玄学，以及科学和玄学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探索。他就是当年的“五四”闯将、后来当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1897-1969)。由于身处五行之外，他无须在两个形同水火的阵营面前选边站队，其分析也就更加公允客观。他认为“张、丁二君所争，不是玄学与科学之争，也不能代表玄学与科学之争。两方面都涉及——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玄学的根本问题；两方面也都涉及——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科学的根本问题”。下面他简要地勾勒出两位前台大将的思想资源(如上表)。他又写道：
“玄学与科学的合作，无论是为知识或为人生，都是不可少的。强为分离，则不但两者同受灾害，而且失却两方面真正的意义。”他认为当今学术潮流已经出现了罗素先前预期的兆头——研究心的科学越来越趋向于物质，而物理学中的物质越来越成为玄学的概念；“现在学术界最好的现象，就是科学内部起了多少大的综合，注重相互的关系，哲学的系统，也总是用科学的知识为张本。”[23]
在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理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人们的美梦，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和荒芜苍凉的大地，一些思想家开始认真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思潮的余波也曾荡及中国。1918年底，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考察，他所挑选的六位助手中就有两名重要的“海归”张君劢(13)和丁文江(14)。与新文化运动中狂飙猛士们的激进主张形成对照，一群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师法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等人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标榜文化道统的坚守，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与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传人们问难辩驳，摩荡相激，构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甚为罕见的动人图画[26]。
不过这一说法未免有些浪漫，在一个政局动荡、民生无保、普通百姓不知“赛先生”为何物的国度，“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是一场消费不起的盛宴。就科学阵营中的大将们而言，对“科学”的微词无异于挑衅“五四”运动张扬的旗帜，因此必须予以痛击。就玄学阵营而言，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谈心论性与中国的严酷现实存在着太大的反差。结果是，这一场有着诸多顶尖思想家和学者参与、本来可以成为更高水准理论交锋的“科玄论战”，未能达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态的效果，隐身其后的涉及物质文明与价值判断的深刻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国人的充分注意。与其相反的倒是，“科学”化成了一道政治符咒，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都可以将它玩于股掌。
六、在“两种文化”的论域中
霍尔丹与罗素之辩，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那场“科玄论战”，还可以放在更开阔的“两种文化”论域中去考察。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此议题及其前世渊源作一概要的叙说。
1959年，英国人斯诺(Charles P.Snow，1905-1980)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而两个壁垒中的人士又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尝试去理解对方的立场[27]。令人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是，“两种文化”之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自身，它的政治、经济乃至生态学内蕴在今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得以重新彰显[28]。
其实有关两种文化的割裂，早在文艺复兴早期就出现端倪，但是只被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捕捉到。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曾用刻薄的语言批评医生——“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否则就杀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么可以干如此卑鄙的勾当，让修辞学委身医学，让主人服侍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于机械的艺术呢?”([29]，页23)1491年，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Lorenzo de’Medici，1449-1492)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佛罗伦萨的天才总是看不起帕多瓦的大师，认为那里的人是“古怪的和充满幻想的”。洛伦佐在这里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两种不同文化走向，即坚守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传统、以逻辑推理、望远镜和解剖刀为武器的帕多瓦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和以“回到柏拉图”为帜志、高张人性大旗的佛罗伦萨的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对垒。正如加林指出的那样：“佛罗伦萨和帕多瓦之争常常被理解为文学反对科学、诗歌反对哲学、法学反对医学、神秘的修辞学反对异教的辩证法、人文主义——柏拉图派的对神的虔诚反对阿威罗伊派的渎神论。”([29]，页1-2)
关于文艺复兴与科学进步的关系，传统的科学史家多持否定态度。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认为，“无论从科学还是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文艺复兴都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退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愚钝，却是诚实的，而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哲学，及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寻求现实价值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些思想非常空泛的浅薄混合物”([29]，页2)。对科学史颇有研究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也曾引述过类似的观点，尽管他本人否认“文艺复兴以牺牲别的一切来培育艺术的看法”。贡布里希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运动》一文中写道：“文艺复兴在某些方面贬低了四种高级的学艺(15)，贬低了数和数学知识。事实上，可以说，文艺复兴在科学思想方面并不很丰富，正如林恩·桑代克(16)所特别强调的，大的突破到了十六世纪末才出现。如果我们对科学史有兴趣，我们会对伽利略的研究比对彼得拉克恢复的西塞罗的文风更感兴趣。伽利略的主要研究成果都出在1600年以后。此外，受人文主义者嘲笑、被人看不起的经院学者在科学方面要比人文主义者好得多。”([30]，页11)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有意夸大雅典和斯巴达在审美旨趣上的差异，进而申扬其反理性主张。1750年他在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大赛中，以反方立场应征“艺术与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这一题目，结果一举夺冠。卢梭指出文化在传递给人类种种非自然需求的同时，也强使他们受制于这些需求，因此他赞美斯巴达而鄙夷雅典；又提出科学产生于卑鄙的动机，只有未开化的人才具有高尚的德行。1754年他在《论不平等》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翌年当他把这一著作送给伏尔泰后，后者对他进行了尖刻的嘲讽，从而导致这两位启蒙大师终身对立([31]，页513-514)。
严格说来，卢梭的反理性主张并没有涉及“两种文化”论题。在他眼中，艺术与科学一样，都是人类腐化的结果；然而他强调尊重人的天性和感情的思想，却对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在对农民的田园式生活进行理想化的同时诅咒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与物质两方面的丑恶后果。这种思潮在乔治·艾略特和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17)。
19世纪最有名的一场辩论，发生在因捍卫进化论而名声大噪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与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使徒”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之间。1869年阿诺德发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书中对英国人所“尊崇的机械文明”与“使人性获得特有尊严的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的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32]，页11-12)。1880年，赫胥黎在英格兰工业重镇伯明翰发表名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说，提出要为那些希望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们提供系统的科学教育，批评传统的古典教育对科学课程的抵制，宣称“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33]，pp.1443-1449)。阿诺德则于1882年在剑桥作《文学与科学》的演讲回应，为人文教育辩护，认为“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他们的道德理解提供支点”([34]，pp.1429-1441)。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最接近于“两种文化”表述的，是标榜新康德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他在1899年出版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围绕着科学分类问题展开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或是虽然业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其固有的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事物。他强调“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都不能被视为财富，从而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去进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类似地，他也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前者不以价值判断附加于所考察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联系和规律，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后者旨在研究与普遍的文化价值相关联的对象，并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如严格的历史学，其他一些学科则界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之间[35]。
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成就，曾使欧洲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对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产生一种近乎狂热的幻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功利主义、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以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不同方面促进了这种观念的壮大。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1743-1794)和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则是这种思潮在科学界的重要代表。孔多塞试图以数学方法处理社会与政治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摆脱感情的蒙蔽而进入理性世界。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对人类理性的发展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寄予了无限的希望[36]。皮尔逊则通过《科学的规范》一书，充分表达了当时科学家的优越感，他嘲讽康德发现宇宙被创造只是为了使人的道德行为有一个可以表现的场所，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物理知识的情况下企图说明宇宙。他在书中写道：“诗人(18)可以用庄严崇高的语言给我们叙述宇宙的起源和意义，但是归根结底，它将不能满足我们的审美判断、我们关于和谐与美的观念，它将不符合科学家在同一领域可能冒险告诉我们的少数事实。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将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经验相一致，而诗人告诉我们的或早或迟保证与我们的观察相矛盾”；“我们的审美判断要求表象和被表象的东西之间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往往比近代艺术更为艺术”；“任何种类的哲学教条或神学教条即使在数代人期间能够阻止科学研究进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7]，页18-19)。
最后要提一下德国人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他的《西方的没落》在一战爆发之前刚刚完成，战后迅即出版。该书最后一章提到“浮士德文化”正在欧洲膨胀，“达到了一种使大地在它下面颤抖的活动程度”。如同受到诱惑的浮士德一样，“人希望脱离世界，飞入‘无限’，解脱身体束缚，在那星宿间的宇宙空间环行”；“浮士德型的人已然变成了他的创造的奴隶。他的命数和他的生活安排，已经被机器推上了一条既不能站住不动又不能倒退的道路”。这里的“飞入‘无限’，解脱身体束缚”，令人不禁想到了伊卡洛斯。斯宾格勒又写道：“西方的工业已使其他文化的古老传统发生变化。经济生活的川流向煤炭王的位置和大片的原料产地移动。自然界枯竭了，地球的能量被浮士德型的思维所牺牲”；“与此同时，金钱(19)也到了它的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和血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获得它的最后的形式”([38]，页770-774)。
由此看来，“两种文化”的分裂久已存在，斯诺只不过是将其明确表述出来而已。他的小书问世之后，尽管针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屡见不鲜，但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还是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乃是人类近代思想史上一条醒目的轨迹。如果说霍尔丹与罗素之辨是两个拥有头等智力的名流间的个人过招的话，1923年在中国发生的“科玄之战”，则是两大阵营的集体对垒，它们都在斯诺提出那个著名的论题之前[21]。
七、结语
九十年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非昔日可比，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也在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并将全方位地影响人类的未来。然而我们又遇到许多新问题，有些是局域性的，大多是全球性的，人类的未来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霍尔丹与罗素所担心的资源短缺早已显现，除了他们提到的煤、铁、石油等矿产之外，更严重的是水、森林和土地。与霍尔丹构想的海水变色相比，生态领域更危险的是空气污染、冰川融化、气候变暖、耕地和牧场沙漠化、核泄漏、物种灭绝等。当今的政治也变得愈加复杂和诡异，罗素寄望的世界政府没有出现，霍尔丹信奉的社会改造行之不通，与全球化浪潮相悖逆的“文明冲突论”大为流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冷战格局演变成区域性的军事对抗，民族冲突、宗教冲突不断升级，而这一切酿成了恐怖主义生长的温床。最后，霍尔丹设想的城市风景并不美妙，没有在金银树下吹奏风笛的老人和眼睛蔚蓝如冰的跳舞女王，只有日益尖锐的贫富差距、官民对立和种种社会公正问题。
就科学创造财富改变生活而言，霍尔丹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而罗素告诫人们弥赛亚带来的不全是福音。把《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放在一起读，我们方能对“科学与未来”有更为健全的认识。同样，对于中国近代思想舞台上的那场大论战，我们也应放弃选边站队的习惯和人云亦云的陋习，平心静气地审视两造的言说，特别要想一想那些被斥为“玄学鬼”的人们要表达的是什么。
1920年10月罗素来华访问，邀请和接待事宜实际由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主持，对外出面的则是讲学社、尚志学会和北京大学等单位[39]。至1921年7月，罗素在华居留整整九个月，步履所及包括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北京，发表了五大系列演讲和十余场单篇演说，会见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对改造中国这一议题向不同的人们提出了建议[40]。有人认为，“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41]。此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笔者在结语部分言及此事另有目的。罗素访华后不到两年，中国就发生了“科玄论战”，细检他来华的经过与众多交游活动，特别是他的多次演讲和中国学界的反应，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窥见日后两个阵营的组成，也不难理解他在《伊卡洛斯》中表达的诸多看法(20)。
虽然不无遗憾，罗素对中国文化仍然充满崇敬，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表示极大的愤慨，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赋予深刻的同情。回国一年之后，他就出版了《中国问题》。在该书的最后，这位睿智的哲人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直率的忠告：
如果中国人采取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那时，汉唐时代远征中亚细亚的历史又将重演，或许仿效忽必烈去攻击日本。他们将利用天然资源，在国内造就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而在国外却让上百万个的人饥饿而死。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学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误入迷途，以蛮横的霸权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即使表面上看能击退仇敌，但实质上已经为仇敌所屈服了。世界列强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终将自取灭亡。如果中国加入这种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会与它们同归于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42]，页200)
这里已经出现了他将通过《代达罗斯》表述的思想，并且预示了——假如他知道一年后在中国发生事情的话——对“科玄论战”的看法。或许，这也是当年的主客双方都感到为难的原因之一吧?今天的我们来咀嚼罗素的忠告，是否应该比九十多年前的人们有更真切的体会呢?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以下场合报告过：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中心(2014.12.6)，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2015.1.6)，浙江大学等五校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之三”研讨会(2015.4.11)。
【注释】
①1955年5月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将自己已有170多年历史的院刊更名为《代达罗斯》，仍沿用原来的编号，是为86卷第1期。引文即出自诗人麦克柯德对刊名的说明。
②霍尔丹毕业于牛津大学并被新学院(New College)选为fellow，演讲当年刚刚调到剑桥并成为三一学院fellow。
③1953年11月5日霍尔丹致信罗素介绍自己在破译蜜蜂舞蹈语言方面的工作，内中引用了“命题函项”等数理逻辑语言，这大概是极少的例外。([11]，Ⅲ：126-127]
④尽管此时霍尔丹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里已经显现端倪：“马克思关于工业演进的理论”不妨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演化的学说；“自我毁灭”的言论令人想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的“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花朵，但在另外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地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⑤在有关风力发电的这一段后面他写道：“根据我难以简要概括的热动力学知识，我不大相信诱发放射性(induced radio-activity)具有商业可行性。”
⑥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优生学在1930年代的滥用，霍尔丹逐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例如1939年第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霍尔丹等人带头签署声明，公开声讨人种优生学；在1964年第11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霍尔丹提到：“也许需要1万年左右，有关人类遗传的知识才能达到今天有机化学知识那样不够完备的水平，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希望干预人的演化进程。”见[8]，页55-57。
⑦此书文本参见http：//www.cscs.umich.edu/～crshalizi/Bernal/。
⑧民国时代署“张东民译”的图书有数种：《道德的将来》(原名Thrasymachus，C.E.M.Joad原著，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进化论浅释》(原名The Theory of Evolution，W.B.Scott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进化论证》(W.B.Scott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或系前书的再版)；又有与陆费轨合著的《细菌与人生》(中华书局，1934年第2版)，以及独自署名的专著《性的崇拜》(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关于最后一本书，周作人曾以“岂明”为笔名写过书评，载1927年9月《语丝》147期。
⑨相继卷入论战的有梁启超、胡适、林宰平、任鸿隽、孙伏园、章演存、朱经农、唐钺、张东荪、陆志韦、王星拱、吴稚晖、范寿康、甘蛰仙、屠孝实、王平陵、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等，以及署名为“菊农”、“穆”的作者。
⑩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论辩双方的科学与哲学素养不足以揭橥“科学与人生”的深意，“科玄论战”更像一场派性混战。实际上，参加论战的绝大多数学者，不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对西方近代思潮也有一定的认识，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讨论的议题直接关系到“新文化运动”的未来走向。所以笔者反对那种脱离历史情境的“事后诸葛亮”式判断，坚持自己在十多年前提出的看法：“‘科玄之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最高水平的理论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荡，后一目标未能实现。”[21]
(11)两部文集所收文章大致相同，前者由汪孟邹编辑、亚东图书馆出版，陈独秀与胡适的序文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后者由郭梦良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张君劢的序和文集的编排都体现了玄学派的立场。
(12)在这份表后作者补充道：“我个人觉得张君论调中，倭铿与德里施的空气，较柏格森为重……德里施的哲学，虽有他研究生物学的浓厚背景，然一方面取柏格森的浪漫观，一方面融合康德的二元论，颇流于变形的‘超像主义’。倭铿的精神论，虽与柏格森学说同带神秘性，但倭铿所谓‘精神生活’，更觉接近宗教。至于丁君虽略带‘实验主义’之色彩，而其立论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颇多征引，但詹姆士并不如丁君之抹杀或鄙弃哲学，并且自己要建立玄学的体系。所以对于丁君方面，亦不将詹姆士列入。”见[23]，页11-12。
(13)张君劢1906年秋入早稻田大学大学学习政治与经济，次年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刊》上发表穆勒《代议政治论》节译，1911年4月参加清学部主持的留学生考试获优等成绩，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入柏林大学学习政治与法律，后赴英国考察，1916年4月回国；1919年2月随梁启超访欧并观察巴黎和会，有趣的是他与丁文江在巴黎同居一室；1920年1月1日陪同梁启超前往德国耶拿拜访倭铿，为之折服，送走梁启超后就移居耶拿从倭铿学习哲学，时而去巴黎听柏格森讲课；“科玄论战”爆发前一年才回国。见[24]，页11-111。
(14)丁文江1902年秋赴日留学，1904年春离日赴英，先后在斯帕尔丁(Spalding)、剑桥、格拉斯哥学习，1911年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后回国。丁文江推崇皮尔逊、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实验主义哲学，但最为服膺是赫胥黎的怀疑论([25]，页18-28)。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发表的《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中，开列了一份“平日自己爱读的书”，内中包括以上诸人的代表作，以及达尔文、爱因斯坦、马赫、罗素、柏格森等人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阅读西书的广泛和兴趣。见[22]，页259-262。
(15)这里指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
(16)Thorndike,L.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7 vols.,New York,1923-1941.
(17)例如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林地居民》、《远离尘嚣》等。
(18)这里指形而上学家，特别指康德的宇宙起源星云说。
(19)这里指资本主义。
(20)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谈到近代西方文化的特征时说：“从科学那里，如同应用在工业主义中一样，我们得到了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的信念：我们得以像神一样去操纵未科学化人种的生死，由于科学，我们得到了经验的方法，并已获取了几乎所有的真知。”([42]，页148)不难看出，《代达罗斯》只是把上述表达更加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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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第1期)
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世界组织之后，虽然它起初只依靠武力，现在威胁文明的那些邪恶就会逐渐消失，并且可能实现一种比现有民主制度更加彻底的民主制度。我认为，由于人类的愚蠢，只有以武力才能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此它在开始时既残暴又专制。但我相信它对于保存科学的文明是必要的；而且，一旦这样的组织被建立，它会逐渐产生出一种可以忍受的社会所需要的其他条件。[4]
霍尔丹当然了解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将带来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但他坚信“只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学研究就毫不可怕”；而“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使工业的不公平产生自我毁灭性，就像现在人们制造国际间的不公平那样”。关于后一观点，他继续论述道：
应用科学的倾向是把不公正放大，直到这些不公正变得难以忍受，连所有先知和诗人都难以打动的普通人，至少会发生转变，从源头上消灭恶。马克思关于工业演进的理论，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特别例子。[2]
至于“从源头上消灭恶”的途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里得来的启发直率得令人胆寒④：
也许还需要发生一、两次世界大战，才能使大多数人改变思想。发生下次世界大战的前景，至少包含着这种令人满意的因素。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躲藏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在下次世界大战中，无人能在后方躲藏。它将使有关的所有人明白，战争是一种非常肮脏的事业。[2]
他也预言了国家的消亡，认为如果一次这样的战争没能达到建立一个全球组织的目的，人类也许需要再等上两千年才能获得另一次机会；然而“对于学习地质学的人来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人类用了25万年才跨越了狩猎阶段。人类跨越国家阶段，不会需要这么久”。
对战争深恶痛绝的罗素对这种露骨的表述一定十分反感。前引文已经揭示了他对现代工业主义有助于某些国家占有战争资源，从而以武力夺取市场并向其他国家勒索的担忧。他警告道：“吃得过多并不是一种严重危险，但是过分地好战就非常危险。如果工业化继续取得成功，对人类追求权力与竞争的本能，就像对待狗的贪婪胃口一样，需要加以人为的遏制。”他又指出，正是“由于科学的原因，战争的技艺由拥有煤、铁、石油以及利用这些原材料的工业技术组成”，而全体民众将被战争机器所裹挟：
首先是国家武装力量，然后是提供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军火商，依次还有外交和使领馆人员，在学校宣讲爱国主义的教师，以及新闻从业者。所有这些人还兼具其他社会功能，但其主要目的是为国际竞争服务。另一类人的工作也服务于同一目的，这包括相当大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这些人不断地发明出更复杂的攻击和防御的方法。他们的工作导致直接在前线战斗的人员减少了，因为需要更多的人去制造军火。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现在的战争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平民，而且战败国的平民遭受的苦难可能跟士兵一样多。[4]
罗素也探讨了现代战争的原因，认为：
经济学家低估了军事力量在攫取财富中所起的作用。欧洲那些有土地的贵族，原本就是好战的侵略者。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被资产阶级打败，以及受威灵顿公爵影响而产生的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十八世纪的战争导致英国比法国拥有更多财富。传统经济学家提出的分配财富的规则，只有在人们接受法律的约束，即大多数人认为问题无关痛痒时才有效；至于那些人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则一直是通过内战或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解决的。[4]
3.关于资源与生态
霍尔丹用了数段文字谈论能源问题。尽管他认为地球上的煤和石油将在几个世纪内耗尽，并说“这是一条公理”，但是仍然“怀疑这种耗竭会导致工业文明的崩溃”。他设想了一些替代方案，包括把工业中心迁移到水源充足的山区，例如喜马拉雅山脚、英属哥伦比亚和亚美尼亚。另一方面，考虑到水力资源珍稀且受制于季节和地理条件，因此无法完全取代煤和石油的地位。从长远来看，需要开发一些“间歇性的但取之不尽的动力来源”，那就是风力和太阳能。他预计在五十年内，照明用电的价格会降到现在的1/50，而城市将变成不夜城。甚至想象在四百年后：
国家将布满一排排的风力发电站，其发电机为大型电网供电。在适当的距离设有大型电站，在风力持续的日子，利用多余的电力把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在无风的日子，氢气和氧气将成为发动机的燃料，推动发电机发电，或者更可能成为氧化电池的原料。[2]
不过霍尔丹对原子能开发前景的展望显得过于保守⑤，这不能不归于他在核物理方面的知识局限。
霍尔丹又通过一位虚拟的150年后剑桥新生之口，编造了一个实验室事故引起生态灾难的故事：一种具有固氮功能的人造海藻中的菌株逃逸到大海并迅速繁殖，很快大西洋热带海域的水面变成凝胶状，给欧洲气候带来灾难性结果，全球的海洋变成深紫色，未来的孩子们对文学作品中关于蓝色海洋的描述感到奇怪；另一方面，某种浮游生物进化到可以消化海藻中的酶以后，海鱼数量将会大量增加，从而引起食物过剩，至少使英格兰在食物上自给自足。他还设想培育出能够在沙漠中固定流沙的地衣，应用生物固氮技术使小麦产量翻番，使牧场草地的价值增加三倍。食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又引起纯农业国家的衰败，只得通过社会主义的大型风力发电计划来加以解决。
如前所述，罗素提到了煤、铁和石油是武力与财富的基础，但是它们不会取之不尽，因为“地球这颗行星的大小是有限的”，而人类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他写道：
科学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因此人们可能认为它能增进自身的快乐和幸福。如果人类是理性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实际上人类具有很多激情与本能。生活在稳定环境中的某种动物，如果它们没有灭绝，其激情与生活条件之间会达到某种平衡。如果生活条件突然发生变化，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狼在自然状态下难以获得食物，因此它需要有一种非常持久的饥饿感的刺激。其结果是，他们的后裔家犬，在生活优裕的条件下就会吃得过多。假定某种动物需要一定数量的某种食物，如果获得这种食物的难度降低，动物的本能往往会导致它们在新环境下吃得过多。科学带来的突然变化打破了我们的本能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4]
4.关于伦理
霍尔丹又通过那篇虚拟论文的作者声言：“现在(指想象中的150年后)体外培育胎儿很普遍，目前英国妇女直接生育的婴儿不到30％。始于19世纪、完成于20世纪的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决非完全令人满意”。因此，一方面是“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曾祖父母比我们更为优越”，另一方面：
挑选生育者不仅是为了减少邪恶。被挑选来生育下一代的少数男女，无疑要比普通人更优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包括一流音乐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盗贼的减少。如果没有体外培育胎儿，文明无疑会在可数的时间内崩溃，因为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劣种人的生育力都比优质人更强。[2]
这是明火执仗地鼓吹优生学了⑥。他用戏谑的口吻谈到人们对优生学的偏见——“优生官员似乎身兼警察、牧师和皮条客三重身份，强制人们带着一位由某个高贵的医学委员会挑选的伴侣，每隔一定时间去当地的遗传女神神庙”，认为持这种见解的人缺乏创意和对人性的认识，而“优生学家提出的目标更可能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达到”。霍尔丹还假借那位作者之口，说英国在采用非常严格的选择标准方面比德国晚了一代人，但目前在这方面也走到世界前列。这里他还附带地提到性别平衡的问题，预言“理想的性比率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但现代人对平等的反应确实非常强烈”。
罗素也以很大篇幅谈到计划生育和优生学，尽管一开始自谦“我的生物学知识非常有限”，而“霍尔丹先生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令人赞赏的探讨”。首先他承认“节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它关系到世界政府组成的可能性，如果一些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世界政府就很难维持稳定”。他认为“在更遥远的未来，优生学具有更加野心勃勃的可能性。其目标可能不仅是减少不需要的人，而且要增加所需要的人”。
罗素也提到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尽管其表述未能脱离那个时代流行的种族和阶级偏见。他写道：
政府反对节育的宣传，使那些愚蠢的人得到一种生物学优势，因为政府的宣传主要在那些无知的人群中有效。不要很久，节育可能会在白种人群中普遍流行，它不会使白人的素质退化，但将使他们的人口减少。到那个时候，未开化的种族仍在大量繁殖，并在白人科学的帮助下避免了高死亡率。[4]
在援引代达罗斯的神话时，霍尔丹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发挥——尽管涉嫌卷入宙斯之子弥诺斯的死，代达罗斯既未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缚在高加索山上，也没有像俄瑞斯忒斯那样无法摆脱复仇女神的追杀。关于科学研究与传统价值间的关系，霍尔丹强调：“生物学的进展与我们的某些社会罪恶是不相容的，正如工业进步已经证实与战争或某种私有制不相容一样。”比方说，遗传工程的成果将会与人类现有的涉及阶级、性别的制度不相容。他认为，道德判断上的改变是异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对传统道德不过于认真。正因为即便是最不教条的宗教，也倾向于把自己与某种不可改变的道德传统相联系，所以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可能休战”；“在道德进步的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上，我们掌握的科学至少是开启难关的钥匙之一”。对于信仰、价值观与人类的未来，他写道：
科学尚处于襁褓时期。除了说一句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以后将会发生，我们几乎不能预言未来。任何信仰、价值观、制度都不是安全的。上次大战绝非孤立现象，而只是我们总可以由科学进步预料到的破坏性结果的一个例子。未来不会是报春花盛开的道路，它会有自己的问题。有些是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巨大的恶之花盛开，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新问题。我们不知道人类在自己的力量增强之后，能否最终幸存下来。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人类作为演员在地球舞台上对古老的自由悖论的再次演绎。[2]
罗素指出，科学的进步是对人类的恩赐这一说法，是一种“十九世纪的令人愉快的妄想，是我们这个更加令人失望的时代必须抛弃的东西”；“科技知识并不能使人明确他们的目标，而且未来的掌权者所具有的愚蠢和偏见，很可能不会比现在的掌权者少”。他在《伊卡洛斯》的结论部分写道：
科学使掌权者比在没有科学的时代更充分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好的，科学就会带来益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邪恶的，科学就会造成损失。在当今这个时代，掌权者的目的似乎主要是邪恶的，因为他们的介入导致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都认为是良善的事物减少了。因此，在目前，科学增大了统治者的权力，给人类带来了伤害。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美好的生活既需要头脑，也需要心。[4]
四、影响和余波
除了罗素以外，对霍尔丹的《代达罗斯》提出激烈批评的还有作家刘易斯(Clive S.Lewis，1898-1963)，他在1938年至1945年间发表的一系列以星际旅行为题材的《太空三部曲》(The Space Trilogy)中，塑造了一个名叫韦斯顿(Weston)的不讲道德的科学家，书中的许多情节都影射霍尔丹及其《代达罗斯》。对此霍尔丹于1946年在《当代季刊》(The Modern Quarterly)上发文进行了辩驳，反讥刘易斯的魔幻风格，认为将超自然力量凌驾于科学之上是对人类智慧的亵渎[12]。刘易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著名的中世纪文献学者，又是许多畅销书的作者，他与霍尔丹的争论在二战之后的英国思想界再度激起波澜。
另一场争论由霍尔丹主动发起。1930年，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前印度事务大臣伯肯海德伯爵(F.E.Smith，Earl of Birkenhead，1872-1930)发表了一本题为《2030年的世界》的书，对100年后的世界图景作了乌托邦式的描绘。霍尔丹很快在《周末评论》(Weekend Review)上发文，称该书有40处来自他的《代达罗斯》，公开指责这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抄袭。后者迅速反击，回应刊登在《每日快报》上，霍尔丹则在《周末评论》上再度攻击这位政坛名宿。这场争论提高了霍尔丹的知名度。
受到霍尔丹影响的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1894-1963)。赫胥黎家与霍尔丹家是世交，奥尔德斯与他的哥哥朱利安都是霍尔丹从伊顿直到牛津的同学。1923年奥尔德斯出版了一部名为《滑稽的舞环》(Antic Hay)的讽刺小说，内中有个古怪的人物谢尔沃特(Shearwater)，一个全神贯注观察友人与自己妻子上床实验的生物学家，据说就以霍尔丹为原型。若干年后，奥尔德斯在一部更有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将《代达罗斯》中的许多素材一股脑端进了自己的书中[13]。谈到奥尔德斯对《代达罗斯》题材的借用，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J.Dyson，1924-)写道：
霍登所看见的未来异象，例如普遍的避孕、试管婴儿、精神药剂的自由使用，在赫胥黎生动的编剧下，串成20世纪的流行文化。赫胥黎在霍登的蓝图上，又加上一笔后现代的变态扭曲，即借由无性生殖制造出大批完全相同的人类。([14]，页247)
以X射线晶体学研究先驱与科学社会学奠基人闻名于世，同时也是霍尔丹政治盟友的贝尔纳(John D.Bernal，1901-1971)，1929年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长而怪——《世界、肉体和魔鬼：对理性灵魂三大敌人的探索》(The World，The Flesh，and The Devil：An inquiry into the three enemies of the rational souls)⑦，其题材、风格和篇幅都与《代达罗斯》相近。在第三章中，贝尔纳两次提到霍尔丹，第一次说霍尔丹所垂青的通过改变基因推行优生的想法已得到广泛注意；第二次言及他关于体外生育工厂的令人信服的预测。在结尾一章，贝尔纳谈起后来成为其科学社会学核心内容的科学家的责任，书中写道：
科学家从此将承担双重使命：保持对世界提供充足的食物与舒适的机器，同时为自己留下对自然奥秘进行探索的乐趣。它可能是代达罗斯的梦想，也可能是伊卡洛斯的劫数。
当今仍然活跃的一流科学家中，对霍尔丹谈得最多、理解最深刻的要属英国出生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戴森了，他同时也是一位高超的科普写手与深具人文情怀的学者。在《全方位的无限》一书中，戴森提到了贝尔纳和霍尔丹，他称后者“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作战的愤怒青年，从此以后，他说话都带着讽刺的意味”[15]。在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宇宙波澜》中，戴森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论霍尔丹及其《代达罗斯》，认为“这本小书是有史以来关于生物学进展与人类结局方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霍登写作格调看似云淡风轻，但是结论的强烈震撼力，比起威尔斯却不遑多让”。戴森评论道：
霍登显然幻想自己是个文艺复兴人士、古典学者、诗人兼生物学家。他笔下的狄德勒斯，宛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鲜明。但是这些诗情画意和现实又有何干呢?我们的生物学教授现今仍口唱弑神之歌，驰骋在实验室吗?当然没有，至少按字面解释是没有。在外表上，生物学教授不像狄德勒斯，就和物理学教授不像浮士德一样。
然而，深一层而言，传说也有几分真实：不屈不挠，一心一意想在地上燃起热核火苗的泰勒，最后仍跟随了浮士德的脚步；达尔文悄悄累积一件又一件的事实，直到他足以彻底扬弃维多利亚式虔诚的安逸世界为止，他显然是个和狄德勒斯同样不可宽宥的弑神者。现代分子生物学家努力学习读写基因语言，到头来，不论他们无心或有意、终将粉碎原本舒适的世界。这舒适的世界，物种之间是严守分际、各从其类的，人与非人之间有着深渊阻隔，秩序井然。现代分子生物学家们，显然都受无形的狄德勒斯之灵统驭而不自知。
从威尔斯和霍登身上，我们学到了两个功课：人不能扮演上帝而不失去理智；而生物学的发展无可避免的，是把扮演上帝的权能，放在人手中。但是从这两件事看来，并不表示我们全然无望。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主宰自己的命运，否定人类有权扮演上帝，并不等于禁止实验探索，只是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使人类的知识受到大众的管束，不致被滥用。这类法律在许多国家早已行之有年，如限制危险医疗程序、药品、爆炸物之使用。将来，我们必须获致合理的政治共识，允许生物学家自由探索充满生趣的基因工程，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任何人类擅自撰写新物种程式，以免一发不可收拾，扰乱了大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平衡。([14]，页249-251)
作为对《代达罗斯》的回应，罗素的书中没有那么多耸人听闻的言辞，他的《伊卡洛斯》也几乎淹没在其浩繁不竭的出版物中而较少为人引征。不过到了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二战洗劫并目睹不同形式的极权政体对文明的践踏之后，罗素关于科学可能被邪恶势力利用，从而给文明带来灾难的忠告，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兹拉希(Yaron Ezrahi)认为“霍尔丹的《代达罗斯》，是在一种源于启蒙时代的关于社会与政治目标及观念的思想框架下写成的”。他接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像霍尔丹那样的科学家对科学转变政治与社会的力量有那么夸张的想法?为什么它们如此远离我们在20世纪末预测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标志?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理性改造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启蒙纲领?“在某些方面，罗素关于‘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的观察已经回答了上面那些问题”，埃兹拉希写道[16]。
2005年，具有天主教背景的美国政治学教授鲁宾(Charles T.Rubin)，在《新大西岛》季刊发文《回顾〈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分别以“科学,的形象”、“道德的可塑性”、“势力制,造权力”、“发明未来”、“,统治阶级的奴仆”、“愤世嫉俗的乌托邦”，以及“进步的真实含义”为题，对两人的观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批评。他指出罗素与霍尔丹都认为科学已使人类来到悬崖边上，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人类的天性倾向于自己迈向深渊；而后者认为为了维持稳定而简单地后退将引起新的危险。因此人们不得不做出抉择，采取一种在现在看来也许是糟糕但对后代来说是正确选择的出路，那就是大胆地跳出困境。为此罗素解除了道德的武装，而霍尔丹力图使其相对化[17]。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霍尔丹与罗素的书就被译介到中国来了。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推出了一本《科学与将来》，署名海登，译者张东民，此书正是《代达罗斯》的中译本[18]。译者的情况暂未查到，从相关线索判断是个具有生物学或医学背景的人⑧。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科学之将来》，此即罗素《伊卡洛斯》的中译本[19]。译者吴献书(1885-1944)是东吴大学英文教授，著有多种英语教科书并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等([8]，页61-63)。
更有意思的是，以中国共产党最早成员和罗素研究权威自居的前北大教授张申府(1893-1986)，曾经著文将霍尔丹与罗素相提并论。1942年5月21日，他在自己主持的《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登教授论罗素的科学观》的短文，文中先将此二人的身世、地望、教育和专业作了比较，接着褒扬霍尔丹，称其“所见近十年来直已超乎罗素而上之”。文中写道：
在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在达尔文，赫胥黎之后，英国思想界最伟大，著作最多，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斯宾塞。继斯宾塞而起，而且还超乎斯宾塞而上之的，就是罗素。继罗素而起，执思想界牛耳，而且不但在英国，而且影响全世界的，将是谁呢?那就现已确定，断然是海登……海登的著作，因还不到廿年，在数目上，在体积上，甚至以前在晓畅精彩上，比之罗素，虽然还差的远，但是所谈之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却已都甚可观。而且海登的文字，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更朴实，更平实，更切实，更及时，更新鲜，也就是观点更进步，着重点更接近大众，而且所讲更常是人所愿知的。([20]，Ⅱ：289-292])
五、想到“科玄论战”
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代达罗斯》演讲之后十天，中国学者张君劢(1887-1969)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名为《人生观》的演讲，两个月后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由此掀开了“科玄论战”的大幕。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众多大佬和学术新星陆续登场⑨，演绎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大戏⑩。最早汇集论战双方言论的两部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当年12月就在上海出版(11)，时在《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付诸文字杀青之前([22]，重版引言)。
尽管论战双方大多有着留学西方或日本的背景和一定的信息渠道，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知道当时英国发生的事情。这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把本文论及的两位英国绅士搬到当时的中国思想舞台，按照国人熟悉并几乎盖棺定论的说法，霍尔丹必然是科学阵营的一员健将，而声称“科学绝不能代替道德”的罗素注定脱不掉“玄学鬼”的帽子。再聚焦到“科学”这一当今政治家们宠爱有加的论域，罗素及其《伊卡洛斯》大概会被视为“反科学”的货色，而霍尔丹及其《代达罗斯》则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
问题是，这种简单的二元图谱真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情况吗?实际上，《代达罗斯》中已经预警了许多技术滥用的后果，例如能源枯竭、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等，霍尔丹也对物理科学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还原论思想在未来科学中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在罗素的批评之后，他在一些场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特别表现在优生学方面[16]。至于罗素，一个轻飘飘的“玄学”自然无法圈定其学术藩篱，他对科学可能遭到滥用的忧虑来自本人对相关知识的深刻认识，就如同日后与爱因斯坦共同签署反核声明一样。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问：在检阅了霍尔丹与罗素关于科学与未来的争论之后，对于九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思想论战，是否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和反思?
就在“科玄论战”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数月内完成了一本名为《科学与玄学》的小书，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玄学，以及科学和玄学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探索。他就是当年的“五四”闯将、后来当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1897-1969)。由于身处五行之外，他无须在两个形同水火的阵营面前选边站队，其分析也就更加公允客观。他认为“张、丁二君所争，不是玄学与科学之争，也不能代表玄学与科学之争。两方面都涉及——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玄学的根本问题；两方面也都涉及——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科学的根本问题”。下面他简要地勾勒出两位前台大将的思想资源(如上表)。他又写道：
“玄学与科学的合作，无论是为知识或为人生，都是不可少的。强为分离，则不但两者同受灾害，而且失却两方面真正的意义。”他认为当今学术潮流已经出现了罗素先前预期的兆头——研究心的科学越来越趋向于物质，而物理学中的物质越来越成为玄学的概念；“现在学术界最好的现象，就是科学内部起了多少大的综合，注重相互的关系，哲学的系统，也总是用科学的知识为张本。”[23]
在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理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人们的美梦，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和荒芜苍凉的大地，一些思想家开始认真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思潮的余波也曾荡及中国。1918年底，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考察，他所挑选的六位助手中就有两名重要的“海归”张君劢(13)和丁文江(14)。与新文化运动中狂飙猛士们的激进主张形成对照，一群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师法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等人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标榜文化道统的坚守，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与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传人们问难辩驳，摩荡相激，构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甚为罕见的动人图画[26]。
不过这一说法未免有些浪漫，在一个政局动荡、民生无保、普通百姓不知“赛先生”为何物的国度，“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是一场消费不起的盛宴。就科学阵营中的大将们而言，对“科学”的微词无异于挑衅“五四”运动张扬的旗帜，因此必须予以痛击。就玄学阵营而言，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谈心论性与中国的严酷现实存在着太大的反差。结果是，这一场有着诸多顶尖思想家和学者参与、本来可以成为更高水准理论交锋的“科玄论战”，未能达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态的效果，隐身其后的涉及物质文明与价值判断的深刻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引起国人的充分注意。与其相反的倒是，“科学”化成了一道政治符咒，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都可以将它玩于股掌。
六、在“两种文化”的论域中
霍尔丹与罗素之辩，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那场“科玄论战”，还可以放在更开阔的“两种文化”论域中去考察。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此议题及其前世渊源作一概要的叙说。
1959年，英国人斯诺(Charles P.Snow，1905-1980)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而两个壁垒中的人士又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尝试去理解对方的立场[27]。令人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是，“两种文化”之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自身，它的政治、经济乃至生态学内蕴在今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得以重新彰显[28]。
其实有关两种文化的割裂，早在文艺复兴早期就出现端倪，但是只被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捕捉到。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曾用刻薄的语言批评医生——“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否则就杀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么可以干如此卑鄙的勾当，让修辞学委身医学，让主人服侍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于机械的艺术呢?”([29]，页23)1491年，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Lorenzo de’Medici，1449-1492)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佛罗伦萨的天才总是看不起帕多瓦的大师，认为那里的人是“古怪的和充满幻想的”。洛伦佐在这里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两种不同文化走向，即坚守亚里士多德-阿威罗伊传统、以逻辑推理、望远镜和解剖刀为武器的帕多瓦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和以“回到柏拉图”为帜志、高张人性大旗的佛罗伦萨的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对垒。正如加林指出的那样：“佛罗伦萨和帕多瓦之争常常被理解为文学反对科学、诗歌反对哲学、法学反对医学、神秘的修辞学反对异教的辩证法、人文主义——柏拉图派的对神的虔诚反对阿威罗伊派的渎神论。”([29]，页1-2)
关于文艺复兴与科学进步的关系，传统的科学史家多持否定态度。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认为，“无论从科学还是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文艺复兴都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退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愚钝，却是诚实的，而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哲学，及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寻求现实价值的角度来看，则是一些思想非常空泛的浅薄混合物”([29]，页2)。对科学史颇有研究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也曾引述过类似的观点，尽管他本人否认“文艺复兴以牺牲别的一切来培育艺术的看法”。贡布里希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运动》一文中写道：“文艺复兴在某些方面贬低了四种高级的学艺(15)，贬低了数和数学知识。事实上，可以说，文艺复兴在科学思想方面并不很丰富，正如林恩·桑代克(16)所特别强调的，大的突破到了十六世纪末才出现。如果我们对科学史有兴趣，我们会对伽利略的研究比对彼得拉克恢复的西塞罗的文风更感兴趣。伽利略的主要研究成果都出在1600年以后。此外，受人文主义者嘲笑、被人看不起的经院学者在科学方面要比人文主义者好得多。”([30]，页11)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有意夸大雅典和斯巴达在审美旨趣上的差异，进而申扬其反理性主张。1750年他在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大赛中，以反方立场应征“艺术与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这一题目，结果一举夺冠。卢梭指出文化在传递给人类种种非自然需求的同时，也强使他们受制于这些需求，因此他赞美斯巴达而鄙夷雅典；又提出科学产生于卑鄙的动机，只有未开化的人才具有高尚的德行。1754年他在《论不平等》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翌年当他把这一著作送给伏尔泰后，后者对他进行了尖刻的嘲讽，从而导致这两位启蒙大师终身对立([31]，页513-514)。
严格说来，卢梭的反理性主张并没有涉及“两种文化”论题。在他眼中，艺术与科学一样，都是人类腐化的结果；然而他强调尊重人的天性和感情的思想，却对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在对农民的田园式生活进行理想化的同时诅咒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与物质两方面的丑恶后果。这种思潮在乔治·艾略特和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17)。
19世纪最有名的一场辩论，发生在因捍卫进化论而名声大噪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与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使徒”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之间。1869年阿诺德发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书中对英国人所“尊崇的机械文明”与“使人性获得特有尊严的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的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32]，页11-12)。1880年，赫胥黎在英格兰工业重镇伯明翰发表名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说，提出要为那些希望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们提供系统的科学教育，批评传统的古典教育对科学课程的抵制，宣称“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33]，pp.1443-1449)。阿诺德则于1882年在剑桥作《文学与科学》的演讲回应，为人文教育辩护，认为“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他们的道德理解提供支点”([34]，pp.1429-1441)。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最接近于“两种文化”表述的，是标榜新康德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他在1899年出版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围绕着科学分类问题展开自己的历史哲学理论，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或是虽然业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其固有的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事物。他强调“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标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都不能被视为财富，从而不需要从价值的观点去进行考察；相反，一切文化的产物都必然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类似地，他也把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前者不以价值判断附加于所考察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联系和规律，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后者旨在研究与普遍的文化价值相关联的对象，并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如严格的历史学，其他一些学科则界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之间[35]。
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成就，曾使欧洲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对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产生一种近乎狂热的幻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功利主义、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以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不同方面促进了这种观念的壮大。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1743-1794)和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则是这种思潮在科学界的重要代表。孔多塞试图以数学方法处理社会与政治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摆脱感情的蒙蔽而进入理性世界。他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对人类理性的发展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寄予了无限的希望[36]。皮尔逊则通过《科学的规范》一书，充分表达了当时科学家的优越感，他嘲讽康德发现宇宙被创造只是为了使人的道德行为有一个可以表现的场所，黑格尔和叔本华甚至在不具备基本物理知识的情况下企图说明宇宙。他在书中写道：“诗人(18)可以用庄严崇高的语言给我们叙述宇宙的起源和意义，但是归根结底，它将不能满足我们的审美判断、我们关于和谐与美的观念，它将不符合科学家在同一领域可能冒险告诉我们的少数事实。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将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经验相一致，而诗人告诉我们的或早或迟保证与我们的观察相矛盾”；“我们的审美判断要求表象和被表象的东西之间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往往比近代艺术更为艺术”；“任何种类的哲学教条或神学教条即使在数代人期间能够阻止科学研究进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7]，页18-19)。
最后要提一下德国人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他的《西方的没落》在一战爆发之前刚刚完成，战后迅即出版。该书最后一章提到“浮士德文化”正在欧洲膨胀，“达到了一种使大地在它下面颤抖的活动程度”。如同受到诱惑的浮士德一样，“人希望脱离世界，飞入‘无限’，解脱身体束缚，在那星宿间的宇宙空间环行”；“浮士德型的人已然变成了他的创造的奴隶。他的命数和他的生活安排，已经被机器推上了一条既不能站住不动又不能倒退的道路”。这里的“飞入‘无限’，解脱身体束缚”，令人不禁想到了伊卡洛斯。斯宾格勒又写道：“西方的工业已使其他文化的古老传统发生变化。经济生活的川流向煤炭王的位置和大片的原料产地移动。自然界枯竭了，地球的能量被浮士德型的思维所牺牲”；“与此同时，金钱(19)也到了它的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和血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获得它的最后的形式”([38]，页770-774)。
由此看来，“两种文化”的分裂久已存在，斯诺只不过是将其明确表述出来而已。他的小书问世之后，尽管针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屡见不鲜，但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还是承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衡，乃是人类近代思想史上一条醒目的轨迹。如果说霍尔丹与罗素之辨是两个拥有头等智力的名流间的个人过招的话，1923年在中国发生的“科玄之战”，则是两大阵营的集体对垒，它们都在斯诺提出那个著名的论题之前[21]。
七、结语
九十年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非昔日可比，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也在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并将全方位地影响人类的未来。然而我们又遇到许多新问题，有些是局域性的，大多是全球性的，人类的未来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霍尔丹与罗素所担心的资源短缺早已显现，除了他们提到的煤、铁、石油等矿产之外，更严重的是水、森林和土地。与霍尔丹构想的海水变色相比，生态领域更危险的是空气污染、冰川融化、气候变暖、耕地和牧场沙漠化、核泄漏、物种灭绝等。当今的政治也变得愈加复杂和诡异，罗素寄望的世界政府没有出现，霍尔丹信奉的社会改造行之不通，与全球化浪潮相悖逆的“文明冲突论”大为流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冷战格局演变成区域性的军事对抗，民族冲突、宗教冲突不断升级，而这一切酿成了恐怖主义生长的温床。最后，霍尔丹设想的城市风景并不美妙，没有在金银树下吹奏风笛的老人和眼睛蔚蓝如冰的跳舞女王，只有日益尖锐的贫富差距、官民对立和种种社会公正问题。
就科学创造财富改变生活而言，霍尔丹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而罗素告诫人们弥赛亚带来的不全是福音。把《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放在一起读，我们方能对“科学与未来”有更为健全的认识。同样，对于中国近代思想舞台上的那场大论战，我们也应放弃选边站队的习惯和人云亦云的陋习，平心静气地审视两造的言说，特别要想一想那些被斥为“玄学鬼”的人们要表达的是什么。
1920年10月罗素来华访问，邀请和接待事宜实际由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主持，对外出面的则是讲学社、尚志学会和北京大学等单位[39]。至1921年7月，罗素在华居留整整九个月，步履所及包括上海、南京、汉口、长沙、北京，发表了五大系列演讲和十余场单篇演说，会见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对改造中国这一议题向不同的人们提出了建议[40]。有人认为，“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41]。此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笔者在结语部分言及此事另有目的。罗素访华后不到两年，中国就发生了“科玄论战”，细检他来华的经过与众多交游活动，特别是他的多次演讲和中国学界的反应，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窥见日后两个阵营的组成，也不难理解他在《伊卡洛斯》中表达的诸多看法(20)。
虽然不无遗憾，罗素对中国文化仍然充满崇敬，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表示极大的愤慨，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赋予深刻的同情。回国一年之后，他就出版了《中国问题》。在该书的最后，这位睿智的哲人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直率的忠告：
如果中国人采取西方人的人生观，那么，当他们有能力抵御外侮之时就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那时，汉唐时代远征中亚细亚的历史又将重演，或许仿效忽必烈去攻击日本。他们将利用天然资源，在国内造就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而在国外却让上百万个的人饥饿而死。这就是西方人利用科学造成的结果。如果中国误入迷途，以蛮横的霸权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即使表面上看能击退仇敌，但实质上已经为仇敌所屈服了。世界列强如果仍然好勇斗狠，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破坏的程度也越来越大，终将自取灭亡。如果中国加入这种失去理智的行列，那就会与它们同归于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42]，页200)
这里已经出现了他将通过《代达罗斯》表述的思想，并且预示了——假如他知道一年后在中国发生事情的话——对“科玄论战”的看法。或许，这也是当年的主客双方都感到为难的原因之一吧?今天的我们来咀嚼罗素的忠告，是否应该比九十多年前的人们有更真切的体会呢?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以下场合报告过：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中心(2014.12.6)，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2015.1.6)，浙江大学等五校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之三”研讨会(2015.4.11)。
【注释】
①1955年5月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将自己已有170多年历史的院刊更名为《代达罗斯》，仍沿用原来的编号，是为86卷第1期。引文即出自诗人麦克柯德对刊名的说明。
②霍尔丹毕业于牛津大学并被新学院(New College)选为fellow，演讲当年刚刚调到剑桥并成为三一学院fellow。
③1953年11月5日霍尔丹致信罗素介绍自己在破译蜜蜂舞蹈语言方面的工作，内中引用了“命题函项”等数理逻辑语言，这大概是极少的例外。([11]，Ⅲ：126-127]
④尽管此时霍尔丹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里已经显现端倪：“马克思关于工业演进的理论”不妨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演化的学说；“自我毁灭”的言论令人想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的“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花朵，但在另外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地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⑤在有关风力发电的这一段后面他写道：“根据我难以简要概括的热动力学知识，我不大相信诱发放射性(induced radio-activity)具有商业可行性。”
⑥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优生学在1930年代的滥用，霍尔丹逐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例如1939年第七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霍尔丹等人带头签署声明，公开声讨人种优生学；在1964年第11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霍尔丹提到：“也许需要1万年左右，有关人类遗传的知识才能达到今天有机化学知识那样不够完备的水平，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希望干预人的演化进程。”见[8]，页55-57。
⑦此书文本参见http：//www.cscs.umich.edu/～crshalizi/Bernal/。
⑧民国时代署“张东民译”的图书有数种：《道德的将来》(原名Thrasymachus，C.E.M.Joad原著，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进化论浅释》(原名The Theory of Evolution，W.B.Scott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进化论证》(W.B.Scott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或系前书的再版)；又有与陆费轨合著的《细菌与人生》(中华书局，1934年第2版)，以及独自署名的专著《性的崇拜》(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关于最后一本书，周作人曾以“岂明”为笔名写过书评，载1927年9月《语丝》147期。
⑨相继卷入论战的有梁启超、胡适、林宰平、任鸿隽、孙伏园、章演存、朱经农、唐钺、张东荪、陆志韦、王星拱、吴稚晖、范寿康、甘蛰仙、屠孝实、王平陵、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等，以及署名为“菊农”、“穆”的作者。
⑩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论辩双方的科学与哲学素养不足以揭橥“科学与人生”的深意，“科玄论战”更像一场派性混战。实际上，参加论战的绝大多数学者，不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对西方近代思潮也有一定的认识，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讨论的议题直接关系到“新文化运动”的未来走向。所以笔者反对那种脱离历史情境的“事后诸葛亮”式判断，坚持自己在十多年前提出的看法：“‘科玄之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最高水平的理论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荡，后一目标未能实现。”[21]
(11)两部文集所收文章大致相同，前者由汪孟邹编辑、亚东图书馆出版，陈独秀与胡适的序文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后者由郭梦良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张君劢的序和文集的编排都体现了玄学派的立场。
(12)在这份表后作者补充道：“我个人觉得张君论调中，倭铿与德里施的空气，较柏格森为重……德里施的哲学，虽有他研究生物学的浓厚背景，然一方面取柏格森的浪漫观，一方面融合康德的二元论，颇流于变形的‘超像主义’。倭铿的精神论，虽与柏格森学说同带神秘性，但倭铿所谓‘精神生活’，更觉接近宗教。至于丁君虽略带‘实验主义’之色彩，而其立论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颇多征引，但詹姆士并不如丁君之抹杀或鄙弃哲学，并且自己要建立玄学的体系。所以对于丁君方面，亦不将詹姆士列入。”见[23]，页11-12。
(13)张君劢1906年秋入早稻田大学大学学习政治与经济，次年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刊》上发表穆勒《代议政治论》节译，1911年4月参加清学部主持的留学生考试获优等成绩，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入柏林大学学习政治与法律，后赴英国考察，1916年4月回国；1919年2月随梁启超访欧并观察巴黎和会，有趣的是他与丁文江在巴黎同居一室；1920年1月1日陪同梁启超前往德国耶拿拜访倭铿，为之折服，送走梁启超后就移居耶拿从倭铿学习哲学，时而去巴黎听柏格森讲课；“科玄论战”爆发前一年才回国。见[24]，页11-111。
(14)丁文江1902年秋赴日留学，1904年春离日赴英，先后在斯帕尔丁(Spalding)、剑桥、格拉斯哥学习，1911年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后回国。丁文江推崇皮尔逊、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实验主义哲学，但最为服膺是赫胥黎的怀疑论([25]，页18-28)。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发表的《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中，开列了一份“平日自己爱读的书”，内中包括以上诸人的代表作，以及达尔文、爱因斯坦、马赫、罗素、柏格森等人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阅读西书的广泛和兴趣。见[22]，页259-262。
(15)这里指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
(16)Thorndike,L.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7 vols.,New York,1923-1941.
(17)例如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林地居民》、《远离尘嚣》等。
(18)这里指形而上学家，特别指康德的宇宙起源星云说。
(19)这里指资本主义。
(20)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谈到近代西方文化的特征时说：“从科学那里，如同应用在工业主义中一样，我们得到了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的信念：我们得以像神一样去操纵未科学化人种的生死，由于科学，我们得到了经验的方法，并已获取了几乎所有的真知。”([42]，页148)不难看出，《代达罗斯》只是把上述表达更加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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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