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本性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以“城市哲学”为例兼与王金福教授商榷

陈忠

“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有没有合法性？王金福教授从其所理解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等原则和概念，从其所占有和理解的文本出发，对“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认为“‘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盛，正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和衰退”①。王金福教授的质疑，反映出当代哲学发展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人们对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所存在的分歧。由于这分歧深刻关联人们对哲学的本性、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方式及哲学自身的合法性等问题的理解，所以在各抒己见的同时有必要将问题深化。

一、哲学的“问题、语境”特质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宣布了作为“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的死亡；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新哲学在本质是一种从现实，而非从原则与文本出发的世界观理论，一种全新的研究与思维方式。认为，“‘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是相对于‘哲学原理’而言的哲学，是哲学原理在部门学科上的应用，是用哲学原理去解决各个部门遇到的认识问题、实践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从原则而非现实出发的抽象哲学。

在特定的语境下，针对特定的对象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对哲学进行了特定的理解和批判，他们所倡导的从现实出发的研究方式无疑意义巨大，他们的诸多文本确实是无法超越的经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之外、之后的思想家那里，是否就不存在这种思想和方法，是否其他的思想家、其他形式的哲学都是从原则出发，都是否定意义上的哲学，都是错误的，都没有价值与意义可言呢。显然，这涉及对哲学本身，对整个哲学史乃至思想史、文明史的把握、理解与评价。在我看来，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问题学”，一种对人们对所遭遇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以特定方式所进行的不断的反思、探索、追问与解答。从现实出发，其本质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而每个时代的现实问题又有所不同，所有从现实出发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出发点是永恒固化、抽象不变的。所有真正的哲学思考都不会是从原则出发的。从原则出发的往往是那些垄断经典文本，以固化、独断的方式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哲学专家。

在古希腊，在自然与社会相对混沌、认识与实践工具相对有限的语境下，人们综合性地遭遇了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本质与秩序等重大问题，不同的思考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建构起不同向度、不同形态的哲学，成为后世所有形态哲学的综合起点。到了近代，人们在承受老问题的同时，又遭遇了与商品化、工业化、科技化等相关联的诸多新困惑、新问题，诸多思想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建构了由多样形态哲学构成的近代哲学。在现当代，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符号化等新问题、新困惑，不同的思想者建构起形态更为多样的现当代哲学。

反思哲学史，所有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研究都是一种从问题出发的思考、批判与探索。哲学的本质也就是一种“问题学”，一种努力解决主体所遭遇重大问题的“问答逻辑”。对真正的思想者来说，引用原则与文本更多的是为了超越这种原则与文本，为了揭示这种文本与原则对新哲学诞生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阻碍，更多的只是一种话语与研究策略，而不会把文本与经典作为不可超越的教条。

哲学有很多特点，有两个比较鲜明：一是问题性，一是语境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哲学总是与人们遭遇的重大问题相关。所谓“语境性”，是指任何形态的哲学都是处于具体语境下的思想者对所遭遇问题的一种非终极性、语境式解答。问题的长存，决定了哲学的长存；问题的多样，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多样；语境的多样与变迁，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多样与变迁；在问题与语境的具体统一与时空转换中，哲学不断生成、不断发展、不断转换，没有一种哲学能够成为永恒的真理。

哲学是问题与语境的统一。从“问题”与“语境”来看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贡献的评价可能会更加客观、经得起推敲。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贡献，是在近代条件下，面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综合社会失序、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以把握近代资本社会变迁规律为内容的新世界、新哲学，在近代资本社会条件下具体实现了哲学的问题性、语境性。但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具体地遭遇、解答人类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重大问题。不断自觉地面对新问题、新语境，不断自觉地对新问题做出新探索、新回答，同时包容、借鉴、学习或批判对新问题的其他方式解答，是所有形态的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不成为固化意识形态和僵化教条的一个重要条件。

“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在本质上正是强调从“问题”与“语境”出发的哲学形态，其本质是一种自觉的“问题哲学”、“语境哲学”，而不是王金福教授所理解的从原则出发的抽象哲学，对哲学原理的抽象运用。当然，也确有一些研究者借用、套用既有的哲学原理与概念进行所谓的“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但这并不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的主流。退一步说，即使是这种借用、套用式的研究，对生活、对哲学，也不是没有意义。在一个哲学日益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主体素养的背景下，应该以一种更为宽容、民主，而非垄断、排他的方式理解、包容人们对哲学的诸多所谓非专业的理解与运用。

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主流看，不管是“经济哲学”、“发展哲学”、“管理哲学”、“文化哲学”还是“生态哲学”，以及正在兴起的“城市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从当代社会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出发，对这种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更为全面的“世界观”、问题与事实图景，并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更为全面、合理、可持续的方式与路径。哲学本身的问题性、语境性，“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问题性、语境性，决定了“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作为哲学而存在的知识合法性。

以“城市哲学”为例，虽然自人类文明早期就存在城市及城市问题，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城市”才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的显问题，“城市哲学”才得以问题式和语境式地产生。城市社会是否如列斐伏尔等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新阶段，可以商榷。但城市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城市问题的重大性、全局性、复杂性，已日益被不同层面的人们所感性地体验，也日益被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所发现与确认。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化具有深刻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后果，亟须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揭示。“城市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城市哲学”是从问题出发进行深入城市研究的自然趋势、内在要求。“城市哲学”的非原则性、非抽象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城市问题的复杂化要求人们对城市进行哲学研究，而不是哲学家或哲学概念推动人们建构“城市哲学”。“城市哲学”的问题式产生从起源论意义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其二，目前，“城市哲学”还处于建构过程，还未形成把握城市性、城市问题的体系概念，也少有研究者从既有的哲学范畴与原则出发研究“城市哲学”。“城市哲学”目前的非成熟状态，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其三，西方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城市哲学”研究，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与美国比较早地遭遇了城市问题，而中国之所以在21世纪才逐渐兴起“城市哲学”研究，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大规模遭遇城市问题。“城市哲学”兴起的语境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哲学”的非抽象性。

哲学从未抽象存在过，始终是对问题的解答；哲学从未固化过，始终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孤立、唯一线索的哲学研究与哲学史，其实并不存在；离开了时代问题与时代语境，所谓的哲学研究最多只对一些个人有意义，而没有社会意义。哲学是一个问题性的存在，一种语境性的知识，并不存在普适、唯一正确的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知识与学科合法性深寄于此。

二、哲学的“生活、实践”本质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实证科学’研究，由此产生的理论是‘实证科学’而不再是哲学”。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倡导一种从生活与实践出发，为生活与实践服务的理论与哲学研究，反对从文本与语录出发进行教条式的研究。这种文本也应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文本。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而不是其精神实质出发反对哲学创新、理论创新，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与哲学本身的精神实质并不相符。全面认识哲学本身的生活性、实践性，有利于理解和确认“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正当性、合法性。

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哲学的生活性、实践性，生活与实践对哲学意义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对象意义。感性的生活、感性的实践而非知识化的文本，是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哲学是一种源于生活和实践，服务于生活和实践，随生活和实践不断发展，并接受生活与实践检验的一种根本性的、鲜活的生活与实践智慧。哲学文本包括任何伟大哲学家的文本都只是帮助人们切入生活与实践的一种中介或工具。文本研究、文本依据当然重要，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文本研究、文本解读，而不真实地进入与切入现实生活、感性实践，即使这种研究或文本把“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的标志，也只能是抽象的研究，只能遭遇“冷落和倒退”。当代哲学研究，所以遭遇一些困境，一些研究之所以受众越来越少，其重要原因就是不去真实地切入现实生活，而只停留在对传统文本的解读上，甚至以传统文本为依据干扰、阻碍现实生活、理论创新。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独断、终极正确的文本，也不存在独断、终极正确的文本解读方式。一种文本或文本解读方式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新的理论与哲学创新，启发人们进入生活，留下或打开新的理论空间与研究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抽象哲学研究，恰恰是那种从文本出发，而非从感性生活与感性实践出发，阻碍人们直面生活实践的所谓研究。

其二，视域意义。人们往往更多地从“对象”这个层面理解生活和实践对于哲学的意义。其实，生活与实践对于哲学的意义更体现在“视域”这个层面。生活和实践是哲学的根本对象，更是哲学发展的新空间、新平台、新线索、新视域。反思一下哲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哲学之所以不断发展，哲学史之所以不断重写，其重要原因正在于生活和实践的推进为哲学发展自身，重新认识和发现自身提供了新线索、新视域。如果没有社会问题、社会秩序的凸显，社会秩序问题的严重性、重要性超过了自然秩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可能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工具与科学问题的凸显，培根、笛卡儿的哲学可能不会产生。如果没有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人与世界在近代的新冲突，休谟、康德等的哲学可能不会产生。如果没有东西方文化与秩序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冲突，黑格尔哲学可能不会产生。如果没有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可能就没有马克思的哲学。如果没有主体际性的断裂、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严重化，可能就不会有胡塞尔、萨特等的哲学。如果没有交往的普遍化及符号与实在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不会产生语言哲学，等等。哲学的任何一步新发展、新理解，都与生活、实践所提供的新线索、新视域内在相关。

新生活、新实践、新问题催生新哲学，新哲学开启新世界观，新世界观的形成又推进人们进行更新的实践、建构更新的生活。在生活与实践的多层关联、不断互动中，不断兴起“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是历史的必然、哲学发展的必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兴起的“发展哲学”、“城市哲学”等诸多“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其根本意义正在于不断开启哲学面对生活、进入实践、反思哲学自身的新路径、新可能。以“城市哲学”为例，“城市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城市哲学”的建构与推进，将深层改变人们面对城市化及其问题时的理论失措、理论失语状态。城市是已经并正在影响当代中国及世界的重大感性现实，将深层影响与决定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城市研究却仍基本上处于白描阶段，未进入理论层面；对真正的理论而言，城市还基本上是一个“盲区”。②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的推进使人类深刻地进入城市社会。城市社会是一个不同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人类生活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逻辑等比以往社会阶段更为复杂。而人们往往以形成于农业社会特别是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思考与应对全新的城市社会问题。推进理解创新、建构以城市社会新语境为基础的新理论、新哲学，是当代社会的必需。不断地总结、提炼能够反映城市本性的新范畴、新方法、新理论，是“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其二，城市不仅是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也为人们理解哲学自身的具体生活、实践本质提供了新线索、新视域。在“城市哲学”视域中，古希腊之所以产生哲学，其重要原因是古希腊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城市，而孔子等中国思想家之所以建立起哲学，也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城市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发育。而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所以不同，其重要原因是因为两个区域的城市社会面临不同的秩序问题。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利益诉求的异质性主体的聚集与交往。正是这种复杂的交往，为哲学问题的提出，哲学的产生、发展、保存、传播提供了可能、条件、环境、场域。城市对哲学的社会存在论意义说明，哲学必然是“城市哲学”，没有城市也就没有哲学。正是在城市语境中把握社会秩序的要求，推动人们对社会秩序进行深层原则思考，并进一步促进人们去思考自然秩序、世界一般秩序，从而推动、导致了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科学都必然是城市科学，所有的知识都是城市知识，或者说，所有的科学与知识都具有城市性。城市对科学、哲学、知识的生成与推动作用，充分说明了哲学与所有科学、知识的非自足性、生活性、实践性，说明了哲学源于生活、实践，而不是源于文本、原则、意识形态。“城市哲学”的建构，城市视域的自觉，为人们理解诸多理论问题包括哲学自身的发展史，推进哲学创新提供了一个新路径、新视域，也为再次重写哲学史、知识史、文明史提供了一个新线索。

对于“实践哲学”已经得到太多理论研究和知识倡导的当代中国而言，哲学来源于实践、生活，还是来源于知识、文本，这个问题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成为一个感性生活与感性实践的问题。从文本出发、在抽象逻辑层面倡导“实践哲学”，同真实研究“实践哲学”是两个问题。只有以开放的态度，感性地面对生活，真实进入感性生活，才能真实地推进哲学的繁荣与发展，才能真正获得哲学发展的新视域、新空间。对哲学发展新对象、新视域、新线索的不断进入和开启，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在方法论层面的合法性依据。

三、哲学的“跨界、可能”特点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王金福教授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一种关于世界观的知识与方法，是对世界观的确认或反思，“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同时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冷落。当然，哲学的冷落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这里，需要深究的问题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是否不需要“观世界”，能否独立地“观世界”。哲学作为“观世界”重要结果的世界观理论而非固化的意识形态，是否需要同其他学科相交往，同不断发展、不断产生新可能的世界相联系。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其深层特点是什么。是一种抽象地从经典文本出发的关于如何研究世界观的方法论，还是同不断进行生成、整合的其他学科一起，面向、研究充满无限可能的生活世界。

从哲学的生成与发展看，哲学研究从来没有独立地存在过。一方面，真正的哲学研究总是对人的生活实践特别是人们所遭遇的重大问题的研究，真正的哲学研究从来不是文本性的、引经据典式的。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研究与哲学发展从来不由哲学这个学科单独完成，只有在同其他学科的合作、跨界、交往、互动中，哲学自身才能获得生命、得到发展。“跨界”研究、跨学科研究，是哲学甚至所有学科和知识得以推进的一个必需条件、机制保障。

反思一下人们熟知的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现当代哲学，有哪一种形态的哲学是单独、非跨界发展的。人们所了解的古希腊的所有哲学家，都不仅仅具有哲学家的身份或名分，而且是同时性地进行多学科意义上的跨界研究，对那个时代所面对的社会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科学家。在反思的意义上，哲学研究的非独立性，是古希腊哲学发展与哲学繁荣的一个机制性保障。到了近代，与科学发展的专业化、生产分工的专业化相契合，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开始分化，具有不同具体研究对象的具体学科开始不断兴起。但哲学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而是在同其他学科的深层交往中进入了一个多样繁荣的新时期。主要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培根、笛卡儿、莱布尼茨，主要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洛克、卢梭、霍布斯，或同时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背景的休谟、康德、黑格尔，都在思考人类所面对重大自然、政治、社会、经济等时代重大问题的同时，以跨界研究的方式深刻推进了哲学自身的发展。而晚近以来的哲学家，看似日益专业化的哲学研究、哲学家，其实仍是以跨界的方式而存在。不管是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或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或者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有真正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潮、哲学流派，其深层发展机制都是直面新的重大时代问题进行跨界研究。

跨界研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推进哲学研究的知识机制。同其他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专业、独立的哲学研究。正是在对重大、根本性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等关注、反思中，在对部门性问题、应用性问题的思考中，马克思、恩格斯才得以形成其所谓的哲学思想、世界观理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更主要的不被人们称为哲学家，或者不仅仅被人们称为哲学家，而是更多的或主要的被人们称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其理论也往往被人们称为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是进行“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所有的哲学家都是“部门哲学家”、“应用哲学家”。哲学从来就没有真正以独立学科、独立知识的方式存在过。不管是从起源还是从变迁看，哲学本身就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应用哲学”是哲学的更本真含义。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跨界意义上确认哲学的特殊性。既然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具有跨界性的，那么，哲学进行跨界研究的特点何在，在跨界中哲学是否还存在。比较一下哲学的跨界性与其他学科的跨界性，可以发现，哲学的跨界性主要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哲学以一种更具批判性、“脱域”性的方式进行跨界研究。哲学从来不满足于对已有知识的总结，而是努力发现已有知识之后(之外、之上、之内、之下)的新知识。哲学总是努力追求另一种可能，追求已知世界之后、在已有跨界之后的另一种可能、另外的可能性世界。其二，哲学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追求可能性知识。如果说，其他学科往往会满足于建立起自身的理论假设、理论体系，那么，真正的哲学研究从来都是自觉批判、怀疑已有知识假设、知识体系、知识谱系、知识历史的合理性，甚至不断怀疑哲学自身已有的出发点、知识体系等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从来没有以完成的形式存在。哲学从来以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存在，以不断自觉追求新的可能性知识与新的可能性世界的方式存在。哲学与哲学史始终是一种自觉的未完成状态。

哲学研究就是“部门研究”与“应用研究”，跨界性、可能性是作为“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而存在的哲学的重要特点。“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发展哲学”、“城市哲学”的当代兴起，不仅不是哲学的倒退，反而是哲学的发展，是哲学自觉进行跨界研究、可能性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

以“城市哲学”为例，“城市哲学”在知识生产机制这个层面上的合法性，正表现在跨界与可能两个方面。其一，“城市哲学”是自觉的跨界性研究，一种从问题出发，直面城市重大问题的跨界性研究。在形式的意义上，“城市哲学”是哲学与城市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经济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的综合跨界，而不是简单的哲学再细化。城市存在与城市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现有的学科都不足于独立地解答城市及其问题本质。以跨界、跨学科的方式研究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一个内在趋势，也是当代知识生产方式转换的一个重要方式。“城市哲学”正是这种跨界趋势的一种必然产物、自觉化，而不是把所谓的哲学原则运用于城市研究，其二，“城市哲学”是一种自觉可能性研究，一种不断探索新的城市可能、新的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研究。其实，城市研究已经存在诸多跨界化趋势，比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城市人类学等，本身就是一种跨界研究的产物。而“城市哲学”不同于这些已有跨界研究的特点，不是要成为诸多城市科学的最高科学，而是追求这些已有跨界研究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面对仍处于过程中的城市化、城市问题，尤其需要一种开放性、可能性的城市研究。“城市哲学”的一个重要存在方式，正是不断在已有的城市跨界之外，发现、确认另一种城市知识，并深层反思已有的城市发展与实践方式，追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城市发展方式、发展目标。

这个世界是一个综合的可能性世界，日益需要进行自觉的跨界性、可能性研究。在跨界中寻找另一种可能，是“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也是哲学的重要特点。对现有知识与实践的批判与超越，对新知识与新实践的不断寻找，使人们可以冷静而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这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之所以不断繁荣的重要原因。“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知识合法性，深寄于哲学与人类知识生产机制的“跨界”、“可能”本性。

四、哲学的“小微、日常”趋势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合法性

一方面，王金福教授认为，“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只是科学门类中的一门科学，既不高于其他科学，也不包括其他科学”；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哲学因为是世界观理论，对其他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只是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不是指导去解决应当由各门具体科学来解决的问题”。那么，在王金福教授那里，哲学究竟是高于、低于还是同其他学科相平等呢？当王金福教授比较自觉地反对“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时，显然还是希望哲学高于其他学科，不希望看到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往，不希望看到因为“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玷污了哲学的神圣性、纯洁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哲学的文化与伦理本性。哲学是一个“小微”学科，还是一个“宏大”学科？哲学是神圣性的，还是世俗的？是普通人、所有人都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日常“活”智慧，还是只能由少数专家读懂、操练、垄断的神圣“死”知识？

反思哲学的总体变迁，可以发现，不断日常化、不断成为常人智慧，是哲学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文明的早期，也是哲学的早期，哲学是少数人的专用知识、专用智慧，具有神圣性，是少数有闲阶层甚至个别“哲学王”、“圣人”才可能拥有的垄断性的知识、秘籍。这一点与人类文明早期生产力、社会分工等已有发展但又水平、程度较低有关。在那个阶段，多数人主要忙于生存、生计，还无暇也没有条件去总结、反思生成于生活与生产本身的知识与智慧，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生活及其智慧的较专业的观察者、总结者、反思者、提炼者、传播者。在那个时代，哲学成为王者之学、圣人之学，成为宏大之学，有其历史必然性与阶段合理性。

近代以来，与生产力、社会总财富、社会分工的发展相适应，有更多的人可以把全部时间或一部分时间用来观察、总结、反思、提炼、传播知识与智慧。这个时期的哲学有三个特点。其一，哲学家不断增多。与文明早期相比，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普通人成为了哲学家。比如，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的斯宾诺莎。哲学不再主要仅仅由王者与圣人所专有，开始成为普通人的智慧。非垄断化、世俗化、民主化，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二，哲学流派不断增多。与不断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基本同步，新的哲学不断产生，服务于生产、生活、科技、统治的哲学新思潮与流派不断产生。“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科技哲学”等不断兴起。部门化、应用化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三，哲学的功能日益多样化、世俗化。哲学从一个神圣性的“宏大学科”，变成碎片化、世俗化的“小微学科”。与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领域的相对独立化相伴，哲学不再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而日益成为社会生活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部分，成为丰富、充实社会生活、世俗生活的内在需要。小微化、日常化是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当代哲学的重要特征。

哲学的小微化、世俗化、非垄断化、非神圣化，与社会整体的民主化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结构的变迁，没有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没有社会领域的不断崛起，也就没有诸多哲学新流派、新思潮的产生与存在。当社会生活本身还没有民主化时，普遍产生具有民主性的哲学是不可能的。但当社会生活本身已经实质性地民主化时，垄断和独占哲学也就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哲学自身的民主化、非垄断化、非神圣化，又对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确认与推动作用。虽然，思维落后于生活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思维也往往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引领性。当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知识、哲学，为更多的人掌握时，会对社会生活的进步提供强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知识生活包括哲学研究的民主化，也就没有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自觉克服、破除知识与哲学的垄断，是推进社会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重要方式。

知识与哲学的垄断，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阻碍作用。没有知识的民主，也就没有社会的民主；没有哲学的民主，也就没有生活的民主。破除哲学的垄断，已经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必需。哲学垄断的一个深刻的问题或原因，在于哲学自身的盲目自信、教条化、意识形态化，认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终极本质、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社会发展的终极规律。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与生活从起源起就是复杂的，在当代，社会生活、生活世界已经更为复杂且仍在发展。而任何一种形态的知识包括哲学，都是具体的人在具体条件下的具体产物，并不具有终极的神圣性。如果哲学家把自身想象为终极正确的，就把本来鲜活的哲学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把鲜活的意识变成了没有生命的固化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不脱离鲜活的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变成教条。任何把马克思哲学固化的要求，看似在维护马克思哲学的神圣性、纯洁性，其实是在把马克思哲学变成没有生命的木乃伊。

“城市哲学”等“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之所以在批判与质疑中仍不断繁荣，其根本原因、根本合法性依据，在于这种研究适应了社会发展和当代社会的民主化、生活化趋势。合法性有诸多层面的含义，但其最根本的含义是人心向背，是人们的接受程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心向背是最根本的法律、法则，最根本的自然法。从大的历史进程看，当一种成文法违背人心向背这个根本的自然法时，这种成文法终会被修改甚至抛弃。当一种文本或对文本的解读，违背了人心向背、社会需要这个根本的自然法、合法性依据，也终会被冷落甚至抛弃。对“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而言，如果这种研究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成为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的垄断性、神圣化知识，那么，这种“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也终将被抛弃。

以“城市哲学”为例，如果“城市哲学”成为一种脱离、超越已有的城市经济、城市规划等城市学，特别是成为脱离城市发展过程、城市问题、城市与社会生活的神圣性知识、垄断性的城市知识、城市主义，那么，这种“城市哲学”或许可以繁华一时，但也将很快逝去。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哲学”的推进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其一，始终以城市体验、城市生活、城市问题为基础。城市是一个正在展开的社会生活新阶段，是人性及人的文化的发展性、可塑性、可适应性的重要体现。离开了对社会生活的深层关注与切入，“城市哲学”走不远。其二，以开放的态度处理与其他城市科学、其他相关学科及未来产生的新学科的关系。城市生活与城市问题具有高复杂性、未完成性。没有多样不同的城市学科的跨界互动，将不足以理解城市生活与城市问题。但即使是现有的城市学科能够良性互动，也将不足以全面把握与理解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这样，以开放的态度，包容、推动不断产生的新学科、新方法，将成为“城市哲学”能够走远的一个重要条件。其三，以非垄断化、日常化的方式，推动城市智慧的不断启蒙与普及。“城市哲学”不是少数人从已有知识出发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与指导，而是“城市社会向哲学回归”与“哲学向城市生活回归”的统一。社会发展总体向好也将问题频出。不断提升主体的综合素质包括哲学素质，是保持这种总体向好趋势的一个基础、条件。在现有非均衡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地理格局下，面对日益复杂而鲜活的城市社会、社会生活，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哲学与生活的结合，努力把哲学素养变成所有人的自觉的生活智慧，是哲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总之，哲学观不同，对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不同，是我和王金福教授的根本区别。但反思哲学变迁的历史、人类知识生产的历史，可以发现，正是在不同意见的交往与碰撞中，在哲学与生活、知识与生活的碰撞中，哲学、知识、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不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不同哲学观，对同一种哲学的不同理解的并存未必不是好事。没有一个时代是只存在一种哲学的，也没有一种理论是只存在一种理解的。没有哲学的民主也就没有社会的民主，以哲学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多样哲学、多样理解的并存与对话，是时代的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幸事，也是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与保障。

（原载《学术月刊》(沪)2013年2期第13～20页）

 

哲学的死亡与复活

——从马克思、恩格斯反哲学的立场看“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

王金福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曾经充当改革开放先导的哲学，也进入了自身改革的时代——除了对哲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外，也出现了一种现象、一个热潮，就是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哲学，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货币哲学”、“文化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管理哲学”、“发展哲学”、“医学哲学”、“体育哲学”、“数学哲学”、“生命哲学”、“教育哲学”、“科技哲学”、“语言哲学”、“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城市哲学”等等，甚至到了有一门学科或有一个研究领域就可以建立一门哲学的地步。人们把这些新兴的哲学叫“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人们或写文章，或出版著作，或开设课程，或建立研究生专业点及培养方向，展开“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与传播。随着“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一方面，原来搞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人纷纷转向“部门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很多人选择“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方向，撰写“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论文；再一方面，一些原本不是从事哲学专业而是从事其他专业研究的人员，也打起“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旗号，以标志自己的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上“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其中一些人也以“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研究者的身份而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点上获得导师的席位，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按理说，“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是相对于“哲学原理”而言的哲学，是哲学原理在部门学科上的应用，是用哲学原理去解决各个部门遇到的认识问题、实践问题。例如，应用哲学原理去解决政治学或政治实践的问题的就是政治哲学，去解决经济学或经济实践的问题的就是经济哲学，去解决管理学或管理实践的问题的就是管理哲学，去解决发展理论或发展实践的问题的就是发展哲学，等等。但从实际的研究状况而言，多数“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研究，不过是部门学科的内容加上几个抽象的哲学原则或哲学术语，甚至只加上“哲学”的名称或加上“哲学视野”的副标题，而很少提出和讨论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本文在此不想去探讨各种不同哲学观的优劣对错，只想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一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否定哲学的视野。既然我们都表示同意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看问题，我们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视野。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反对哲学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接受教育的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接受两千多年来西方传统的哲学观，把哲学看作是可以应用来解决对现实世界各方面的认识的最高智慧和智慧的总汇。这种从哲学原则出发解释现实世界的传统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曾形象地称作是“从天上降到地上”①的思维方法。“天”指的是理论原则，“地”指的是现实生活，“从天上降到地上”就是从理论原则出发来解释现实生活。我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时期(1845年以前的时期，“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时期)称作“哲学时期”。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对于了解他们后来的反哲学立场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我们更容易看清，今天出现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做法，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所具有而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加以抛弃了的做法。

根据应用的哲学不同，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经历三个阶段：“理想主义”、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派”。恩格斯经历了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派”阶段。

大学初期的马克思，曾依据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形成了一种他称之为“理想主义”的哲学，并应用这种哲学去解决“法”的问题，搞了一个法哲学体系。这一著作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是从他写给父亲的信中知道他思想发展中的这个阶段的。1837年下半年，马克思已经转向黑格尔主义。他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②马克思还告诉父亲，他应用理想主义搞了一个法哲学体系，写了厚厚的一大本，结果是失败了，“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③。

1837年初夏，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影响下转向了黑格尔。马克思放弃了“理想主义”的哲学原则，但并没有放弃哲学立场，他只是从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黑格尔哲学。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④，而黑格尔哲学就是真正的哲学，是据以解释世界的原则。

马克思这样解释文明、现实世界的本质：“它(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⑤

马克思这样解释铁路的修筑和哲学体系的建构：“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⑥

马克思这样解释国家和婚姻：“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⑦当现存的法庭(代表国家)为林木占有者的私利服务时，马克思认为，这是国家“脱离常规”，“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⑧，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国家”(即符合理念的国家)应当大声呼喊：“你(指法庭)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⑨“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⑩因为“任何国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11)。

马克思这样解释自由：自由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礼物”(12)。

1843年，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转向费尔巴哈。与上一次转折一样，应用的哲学理论原则转变了，但从哲学原则出发来解释世界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马克思把哲学变革看作是现实变革的根本动力：“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13)

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看作是一种“绝对命令”(14)，把人本主义看作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15)。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来理解人和人的解放：“德国唯一的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16)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原则出发来理解人的劳动，把使人失去“类本质”的劳动称作“异化劳动”。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原则出发来理解私有制的根源，把私有制看作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出发来理解异化的根源，认为异化根源于“人自身”的矛盾即“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

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原则出发来理解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共产主义是人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也经历过一个“哲学时期”，而且比马克思更明确地表述了从理论原则出发来理解现实生活的立场。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这一派的共产主义称之为“哲学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是应用哲学得出的结论。他说：“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17)“德国人……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18)青年黑格尔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人，“他们不断地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结论，现在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了”(19)；“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20)；“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21)；“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胜利”(22)。1844年，恩格斯转向费尔巴哈，他又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原则来思考共产主义的问题。他说：“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23)“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24)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就是他们接受当时杰出的哲学家的哲学并应用哲学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现实问题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时期”被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期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反哲学的，而且否定哲学、离开哲学基地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前提。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宣告了哲学的死亡与终结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结束了自己思想发展的“哲学时期”，开始了反哲学的“实证科学”的时期，确立了从现实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新世界观：“和它(指‘德国哲学’的‘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思维方法——引者注)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25)这是一种反哲学的立场。自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不再认为自己有哲学，不再用“哲学”这个术语来指称自己的有关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宣布了哲学的死亡与终结。

1845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表明了马克思的反哲学立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我们过去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往往会在“哲学家”前面加上“从前的”几个字，以表示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不在被马克思批评的哲学家之列。但是，在原文中，“哲学家们”是全称，马克思不是作为新哲学家而是作为非哲学家和“哲学家们”相对立。曾以哲学家自居的马克思第一次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哲学家，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了哲学家的行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运动所造成的德国的“空前的变革”称之为“哲学骗局”(27)，指出：“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2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9)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从哲学的观点”、从“哲学家”的立场来理解历史的本质、人的本质：“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上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也就是说，可以设想出某种奚落历史科学的东西。在这以后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理解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一些类别，理解为类的一些亚种，理解为人的一些发展阶段。”(30)“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3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在否定的意义上谈到哲学和哲学家：“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指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引者注)”，“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32)他们在评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人时说：“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33)与“哲学家”们从哲学原则出发解释世界的做法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生活得出他们的理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3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了他和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35)马克思的表述很值得我们细细琢磨。马克思在讲到他们从前的思想和德国的思想时，都用了“哲学”这个词，称之为“从前的哲学信仰”和“德国哲学思想体系”，而在讲到他们现在的思想时，却不再使用“哲学”一词，不讲“我们的哲学见解”而是讲“我们的见解”。这是为什么？仅仅是用语问题吗？不是。马克思的表述正表现了马克思反哲学立场的高度自觉！马克思承认他们有“从前的哲学信仰”，假如他认为有不同于“从前的哲学信仰”、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新哲学，那他一定会这样来表述：“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哲学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然而，马克思没有这样表述，因为他自觉到自己已经不再有哲学，自觉到他们的思想与德国思想体系的对立不是“新哲学”与“旧哲学”的对立，而是“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对立。

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历史哲学理论”而主张实证科学的研究，他说：“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6)马克思还指出：“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7)

恩格斯在反哲学立场上与马克思是一致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和马克思合写的著作中，也表现在他自己独立完成的著作中。

《反杜林论》有这样一个结构：“第一编　哲学”，“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第三编　社会主义”。正是这一结构，成为后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的依据。然而，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这一结构是他“不能不跟着他(杜林)到处跑”(38)的产物，不能依据这一结构说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的。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批评了杜林的哲学，而这种批评，不是以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杜林的哲学相对立，而是以实证科学的立场与杜林的哲学立场相对立。恩格斯说：“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39)恩格斯还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在历史观和自然观中——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40)“现代唯物主义(指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唯物主义——引者注)……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41)恩格斯认为哲学“已经死去了”：“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吵大嚷地跳上舞台，并且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就是这样。”(42)

恩格斯在晚年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说：“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43)恩格斯指出：“……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44)(黑体为本文所加)“但是这种历史观(指马克思的历史观——引者注)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45)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前后对哲学的态度完全是相反的：1845年以前，他们肯定哲学，把哲学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肯定自己是哲学家，应用哲学基本原理去解决各“部门”的问题；1845年起，他们否定哲学，把哲学看作是“幻想”、“胡说”，是应当死亡、终结的东西。1845年以前的“哲学立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两千多年以来的传统的立场；而1845年起的反哲学的立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应当特别注意，不能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哲学”的含义上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哲学的态度。许多人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反哲学立场的革命性意义，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总是停留在“哲学是世界观理论”这一“前理解”的视野中去看对哲学的否定。他们把反对哲学的立场理解为反对世界观理论的立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有世界观理论的，世界观理论就是哲学，他们的新世界观就是他们的新哲学，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反哲学的呢？他们进入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他们不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世界观理论”与“哲学”不是同一的而是对立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曾赞同而后来又反对的“哲学”，具有西方两千多年发展中的传统的意义：哲学既是最高智慧，又是智慧的总汇；作为最高智慧，哲学提供解释世界的总原则；应用哲学原则去解释世界的各个“部门”，就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它们和哲学基本原理一起，构成包罗万象的哲学总体系。总之，哲学是“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哲学的实质，不是简单地否定“哲学”这个术语，而是反对从原则出发进行科学研究，即反对“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进行的科学研究是“实证科学”研究，由此产生的理论是“实证科学”而不是哲学。

三、死去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复活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告了哲学的死亡、终结；对于应当从实践出发进行实证的研究的科学来说，哲学已经没有存在余地了，哲学被从科学研究部门中驱逐出去了；但是，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哲学”这一被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的术语又被启用，而死去的哲学也借尸还魂、重新复活起来了。

先是“哲学”这一术语得到了恢复。第二国际时期，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哲学的。不过，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哲学幻想”，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缺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坚固、完善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是一个缺点的人中，就产生了为马克思主义“补充哲学基础”的想法，出现了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狄慈根主义等等来为马克思主义“补充哲学基础”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站出来说：不需要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什么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有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列宁继承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普遍接受的概念。

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在恢复“哲学”这个术语的时候，并没有在它的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它，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新的概念。“哲学”不是最高智慧和智慧的总汇，而是世界观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有世界观理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有哲学的。由于“哲学”一词的含义不同了，因此，普列汉诺夫、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哲学的意见，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反哲学立场并不矛盾。只要严格把“哲学”理解为世界观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但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恢复“哲学”这个术语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哲学、否定哲学的事实并给予合理的说明。这一“疏忽”，既给我们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某种麻烦，同时也为旧哲学的复活提供了某种方便。

在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是：我们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既可以说否定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是错误的，也可以说肯定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是错误的。说法的对错，要看“哲学”是什么意思；而对每一次的表述都要作很详细的说明，不然就会引起误解，这当然是很麻烦的事。

更重要的是，旧术语的恢复可能带来一种危险，就是旧范畴借旧术语的恢复而得以借尸还魂。不幸的是，这一可能成为了现实。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不仅“哲学”这一术语得到了恢复，而且旧的哲学也借这一术语的恢复而得到了复活，“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就是旧哲学复活的例子。

“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当然是有“理由”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经济建设成了中心任务。在改革开放中，人们的注意力、兴奋点向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种具体问题转移，人们要求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科学都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哲学不能停留在空中而要“从天上降到地上”，关注现实生活，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在此背景下，各种“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应运而生。而人们却不知道，当他们把哲学看作是可以应用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科学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把哲学看作是高于其他科学的科学，看作是可以应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最高智慧，死去的哲学也就在“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繁荣的掩盖下悄悄地复活了。

哲学复活的理由可说是冠冕堂皇，但又似是而非。理论必须关注现实，必须联系实际，必须为现实生活服务，用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些都是正确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但问题是，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叫理论为现实生活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什么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具体地加以考察，不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所谓“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理论必须为现实生活服务”等等的说法不仅是空泛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必须从实际生活得出理论，理论必须符合实际生活；第二，用实际生活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修正、发展自己的理论；第三，为现实生活服务，应用理论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关注当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用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成果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并为现实生活服务。

然而，科学理论是分部门的，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因而也有自己理论的应用范围。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包罗所有的研究对象，也没有一门科学可以用于解决所有的问题。数学是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的，数学为现实生活服务，就只能用数学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数学问题，而不能用数学来解决非数学的问题。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也只能用哲学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世界观问题，而不是非世界观的问题。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只是科学门类中的一门科学，既不高于其他科学，也不包括其他科学。哲学因为是世界观理论，对其他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只是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不是指导去解决应当由各门具体科学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哲学曾充当了改革开放的先导，就是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决了人们认识现实生活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但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如何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却不应由哲学原则推出，而是要通过对实际生活的研究得出。不能应用哲学原理去解决应当由具体科学研究解决的问题。而“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起却表明，人们以为，哲学能够也应当去解决“部门”的问题。当把哲学看作是能够应用来解决除世界观以外的各种具体问题时，或者把具体科学研究看作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时，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宣布为“死去了的哲学”也就复活了。

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不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进步而是退步。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实质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复活，“从天上降到地上”、从原则出发来解决具体生活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复活。马克思主义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思维方式，从现实生活出发得出观念的东西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应从这种思维方式后退。当然，“从地上升到天上”以后，理论也还应当降到地上，这就是接受现实生活的检验，为现实生活服务。但应当注意，哲学为现实生活服务，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除此之外的具体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应用哲学”，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但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此外，在一些实际的“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也往往只是口头的，实际的思想非常混杂，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在“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中很有影响。

死去了的哲学的复活同时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冷落。当然，哲学的冷落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人们热衷于“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而对于要加以“应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论本身却缺乏兴趣和热情。当学者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万能灵药、当作是可以到处贴的标签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种摆设、一种装饰，而丧失了自身的生命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兴盛，正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落和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