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五四，今又五四，不知不觉之中，五四已经走到它的第90个周年。时光淘洗，许多的纪念日已经被遗忘了其原初的内涵，成为纯粹的节假。五四似乎也已如此。这本当并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那些在农业时代诞生的节日庆典，今天不再是超越日常世界的社会生活仪式，而仅仅是消费时代的重要闲暇。当下的节日中，更能充当这种仪式的是那些所谓的官方法定节日。现代的技术，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控制技术让统治精英娴熟隐性的话语渗透。在教育和媒介这些履行社会化功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中，它们的话语方式相应呈现出仪式化、神圣化、意识形态知识化、知识道德化的特征。在仪式化与神圣化中，按照麦金泰尔的说法，人们开始相信真理、道德价值并不是经由一连串的理性思辨而产生的准则，而是一组激情的机制。我们感受到一种什么情绪，我们就以为寻找到真理，并以之为信仰，从而具有不可质疑不可超越的神圣性，成为量度世界的唯一标尺。意识形态如果无法知识化的话，就无法大规模的复制。不仅如此，知识化了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信仰的方式回击质疑，还可以借用知识的名义诉诸“理性”来捍卫。

五四就被镶嵌在这样的话语结构之中，成为全能主义政治的文化图腾，构成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集体记忆作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主导意识，全能国家实现了合意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然而，90年前那场运动所创造出来的惊天动地的历史回声实在是太过喧嚣、太过众声喧哗了，无论动用了怎样的话语技术力图将其指向某种历史目的论，终究难免捉襟见肘。这样，五四所诉诸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脱离了加诸其身的历史目的论牢笼，宣告自己再度成为历史目的本身，五四重新找回了它启蒙主义的旗帜。激情洋溢的五四性格在经受了仪式化与神圣化的洗礼之后，变得更加热烈和张扬。伟大的真理召唤伟大的激情，人们却庄严地误读成为伟大的激情就意味着真理，五四记忆走向了它最为悲壮的纪念。

遗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五四记忆的激情所释放出来的力度与烈度，让不同的人们感到惊惧。那些有意的遗忘不必加以什么特别的解说，它们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失忆的主导，需要探寻的是在五四记忆的主要承载者——知识者那里发生了什么。在知识者那里，记忆并不会轻易的消逝，但是有些人觉得是到需要重新涂抹一些什么颜色的时候了。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露出端倪的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夹杂着学术规范化、国学复兴、知识分子角色定位的种种争论，形成了色调灰沉的思想界1990年代的斑驳图景。种种或鲜明或晦涩的反思标明着记忆的顽强存在，却也预示着记忆进入它的回声。知识者的尴尬处境开始浮出地表。人文精神反思那种痛心疾首的不着边际当时就让人目不忍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却在十年后蓦然惊觉双方的解释、预测与方略都离题万里。思想严重失语，剩下就是有气无力的炒卖一些不时舶来的最新西式话语。最终彻底将这些记忆消匿于无形的则是消费社会的来临，知识分子已经失语，即使他们仍然振振有词，也已经找不到多少听众，就更别指望召唤出伟大的激情，从而应者云集。知识界那些聪明的与时俱进者发现，这个时代他们所能充当的最好角色，就是成为消费品的生产者、传播者，最终使自己也成为有强大购买力的消费者。

将某种话语的失忆归结于人们有意或者无意的淡忘并非无稽之谈，但这不是失忆的原因全部。如果某种话语所揭示的困境仍然在现实之中存在，如果它所昭示的理想与价值仍然是当下人们的需要与期待，它就不会彻底与永久地归于沉默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是五四话语究竟是历史中一个曾经美丽而残酷的误会，是当下已经过时的奢侈品，抑或是由于人们的过于峻急与峻急之后的犬儒，从而没有为它培植生根的土壤？让我们还是回到五四话语之中去探寻它的价值理想吧。

五四高举的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诉诸的是人的解放，这就是五四所谓的启蒙主义。五四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是谓救亡。将这两者联系的就是“人”——“公民”的概念。按照高力克的说法，“公民”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启蒙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的核心理念。五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公民理想，兼及权利与义务、个人自由与民主参与、私域自主与公域自主，熔自由主义公民理念与共和主义公民理念于一炉。无论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还是认为启蒙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救亡，这里都存在着一个纠缠着的问题，就是公民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先具有了合格的“公民”才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是先建立了民族国家才能培育养成现代的公民？在西方历史上，那些先发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伴随着具有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公民社会与享有自由财产与权利的市民社会一同成长的。但是在中国这样被动进入现代进程的国家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境：传统农业社会刚刚解体，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市场经济还在确立的进程当中。无论在私领域的市民社会与公领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参与都无法获得稳定的扩展。外部帝国主义的威胁则使民族国家的危机越来越危急，中国思想精英们越来越无法等待通过启蒙与制度建设引导中国市民社会与公民自我治理的成长与成熟，日益倾向于通过直接的政治动员与组织建立民族国家。就这样启蒙消失了，公民也消失了，五四话语内在的紧张被压抑，改写为另一种集体记忆。

不同于五四的年代，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立已是既成的事实，并且正处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经济的成长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终于引出市民社会成长的可能空间，使私有领域的自由与权利获得极大的生长。而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的壮大必然会要求自己的权益得到制度性的保证，终究会伸张自己的政治参与权利，这一切意味着五四所追求的那个公民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完整确立到了现实化的历史阶段。如果在历史召唤着记忆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却遗忘与沉睡，就既是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放弃，也是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背叛。走出遗忘与沉睡并不是表明知识分子要重新充当启蒙导师的角色，在当代的历史情境中，这样的角色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而且依旧可能导向危险的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民参与到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社会当中，为公民自我治理的制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之中，知识分子能提供给社会的是关于这些自治的理论、方案与技术，让社会与公民选择与决策。知识分子是这些理论与技术的生产者，但不是唯一的生产者，不能再自居为是以更高阶的知识向公众传播自己创造的福音，无论这种福音是社会政治动员式，还是消费文化商业动员式。在这种动员模式中，社会大众只能是被动员和征用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具有自主意识的公民主体。

在建立公民社会的工作中，知识精英还应该运用他们的话语特权，成为公共领域的促成者，创造社会公众自由交流的场域。广大普罗群众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所形成的种种具体的、分立的知识不能被视做无足轻重，那些来自广大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知识也不应该被放逐于知识体系之外。现代世界形成的真正动力在于：每一个人的经验对于他人而言都是不同的，在总是仅仅具有局部、分立的知识个体当中，需要通过自由的交流过程从而共享知识。正是在这种交往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得以扩展，一个社会的文化因此而演进。具体而言，正是在这种开放和自由的交流过程中，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可以同其他个体分享知识，并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由于交流是开放的和社会公众自由参与的，因此创新也就沿着无数不同的方向进行。而这些具体在社会成员层面上由无数个体进行的创新，又将通过交流过程，将微妙的变化累积起来，逐渐地改变着一个社会的共享知识和社会的知识总量。更为重要的是调整着特定社会文化的内部规则，使文化在不同的方向上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无数个体又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通过交流的自由参与互相调适，熟悉新的规则，从而达成某种新的规则认同，实现规则的确立和演进，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并传递给社会中的成员和各种组织。在经过人们的自由选择之后，新的行为方式得以扩展，一个社会的文化也由此改变了面貌。这也是哈贝马斯为什么如此强调公共领域的真意所在——离开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现代公民社会就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