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剑峰】钱理群:“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实际上所有青年人都处于一种困境,你支持他吗?你批评他吗?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你显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钱理群回忆,从1962年第一个早晨写《鲁迅研究札记》,就开始了业余研究,但将学术研究作为专业,却是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和
钱理群在这套新书的总序里开玩笑说,“我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此次三联书店出版社从这些著作中挑选了11种以“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4种,这既是对钱理群学术思想阶段性的总结,也是试图呈现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线索。
“实际上,我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两年,我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准备收手。”钱理群在这里谈到的计划,应该包括2012年所说的“告别教育”。今年,钱理群已经75岁了。“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在特定阶段对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多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他自觉地走出书斋,关注中小学教育、农村教育,地方文化与民间运动,关注的也依然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我和他们的交往也是具体的、琐细的,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同时,我又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光、思维和方法,去观察、思考、研究他们,在我的笔下,这些普通的乡人、教师、青年……都被历史化、文学化、典型化了。因此,也可以说,我是‘用历史与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现实’的。”钱理群说。
告别青年,保持沉默的观察
钱理群是一位在青年中享有很高地位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座谈会上说,“大家说老钱是永远年轻的。我误以为他是我们的同学。从1970年代末期他从求学到他在北大任教,直到今天他始终和形形色色青年学生主体的社会运动走在一起,他是青年导师、青年偶像,但从来不具有青年导师的那种自我感知,或者是造作。而相反,他用一种和年轻人一样年轻的状态去参与到年轻人的行列当中。”
但钱理群在座谈会上首先要告别的是青年,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对60后、70后我有点理解,80后多少有点理解,对90后我完全不理解。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体验到了网络时代青年的选择,网络时代青年的选择是我们所不能理解、不懂的。而且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实际上所有青年人都处于一种困境,你治他吗?你批评他吗?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你显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钱理群要告别青年因为已经不能理解他们,但他对青年人依然保持乐观,“我常说,如果我们往上看,看知识分子会很失望,但是你往下看,这些青年正在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逻辑走。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看到了这些青年。”在钱理群看来,从他所接触的有限的青年看,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我的结论是中国的当代青年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成长,而这一点恰好是我们的成年人,包括我们知识界忽略的。”
在座谈会上,钱理群也剖析了个人学术成长道路,自豪取得的成就,也坦承之中的不足。钱理群承认自己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人,希望能做更多更好。他承认自己的精神导师是鲁迅和毛泽东,承认自己是“五四”之子,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启蒙主义,他是坚持的质疑,坚守中的质疑,质疑中的坚守。“ 我仍然要坚守启蒙主义,但我对启蒙主义有很多质疑,看到启蒙主义可能带来的陷阱,以及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一个既坚持又质疑的一个更加复杂的启蒙主义。但就整体而言,可能还属于启蒙主义的范畴。”
尽管宣布告别,钱理群说自己仍然有事情要做,比如通过写作完善自己,“我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地完成和完善我自己。我这里也不妨宣布,我跟很多人说过,我还要写八九本书,其实大部分书我都写了一半了,我原来计划80岁以前写完,也就是还有四年,现在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很多人也劝我放慢一点速度吧,未来的十年,从75到82、83岁的时候,我把这几本书写完,我就完成和完善我自己了。”“总而言之,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为自己写作、为未来写作。”
把座谈会开成告别会,钱理群也意识到了这个会对他个人的标志性意义,“标志着我的人生将有新的选择、重大的变化。我从去年开始就在逐渐地酝酿,要开始过半隐居的生活了。退出我原来参与的各种界,中小语文界、青年运动、社会运动,以及学术界。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我的家庭,过更平静的也更本色的生活。当然我的本性是不会脱离现实的,幸而现在有网络,我隐居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信息。”
“一生中,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
钱理群正在写一本自述性质的书《一路走来》,他最后说,“我的一生一路走来收获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我认为我的学术和教学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我有自信,但同时这是有缺憾的价值,我也很庆幸。”
在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通过将钱理群与鲁迅、周作人两兄弟比较后认为,“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在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别人以为常态的东西里看到残缺。并且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他自觉地把生命难题与社会难题转化为一种理论的难题,或者确切地说,是周氏兄弟的难题。以周氏兄弟当年的某种方式,进入与今天社会对话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像‘五四’的遗民,被中断的历史,在他那里变成一体,我们都成了那逻辑链条的一部分。丰富的痛苦的背后,留下的是当代知识分子迷人的精神闪光。”
钱理群的思想坐标是在周氏兄弟那里建立起来的。他是1980年代最早把鲁迅、周作人置于一个平台透视的人之一,对鲁迅基本元素的梳理,和对周作人基本思想的考量,带来了许多新意。孙郁认为,钱理群在周氏兄弟那里所延伸出来的主体性意识、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话题,启蒙的盲点,思想与实践等,都含着自己的价值期待。在研究中,他以多方位的角度面对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拷问多于对文化机体的审视。鲁迅与周作人对于中国读书人弱点的批判,被钱理群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参加座谈会的大部分学者对
戴锦华则更关注钱理群与周氏兄弟的不同,在她看来,这个不同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马克思主义呼唤和感召之下的知识分子,很难用批判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概括。“他(钱理群)代表着20世纪一种非常特殊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是左拉意义上的批判知识分子,他敢于背叛,他不断地在背叛‘背叛者’,他不断地在背叛自己曾经去拥抱的、自己曾经去认同的一种所谓的原则逻辑。因为他用他的这样一种背叛达成他对自己现实的承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把钱理群放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困境中理解。“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是如何承担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士大夫责任问题,在鲁迅那是悲观的,而钱理群是继承了这一因子的,在孙歌看来,鲁迅给了天真的、透明的、单纯的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