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在东西文化的交汇处
近百年的东西文化交流史,对中国来讲,也是一部伤心史。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其船坚炮利打进了北京城,这才逼着满清政府睁开眼睛看世界,开设了同文馆,学习西方的语言礼俗。这在今天称为西学东渐。在欧洲,学殖深厚的欧洲汉学则起源于文艺复兴以后。在美国,东学西渐刚刚有一百年的历史,最早的就是始建于190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提起哥大汉学系,这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段传奇故事,也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这史实与清王朝被迫开办同文馆一样充满着哀婉屈辱和沉痛郁结。原来发起开办这样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的,正是一个被当作“猪仔”卖往美国做苦力的中国人。
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名叫丁龙,在做劳工时被他的主人看中并提拔做了管家。到了晚年即将退休之时,主人为了报答这位华人管家对他的照顾,愿意倾其所能来满足其夙愿。当卑微的华人管家剖白了他久埋心底的宏愿后,竟出乎主人的意料,因为他并不是申请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也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遮蔽风雨的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梦绕魂牵的故乡,而是想请他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亲爱的祖国母亲的中华文化,因为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主人满足了这善良中国人的愿望,也为此倾其所有,捐出了一生的积蓄。满清统治者闻知此事,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有捐助,丁龙一生的梦想和含泪的期冀终得实现,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正因为如此,哥伦比亚大学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少杰出的近现代思想文化先驱在哥大接受先进的科学和人文教育,又把它传播到了中国,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生命的血液。从晚清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到今天改革开放出国留学,哥大一直是万人瞩目的“洋科举”的标志和象征。作者是哥大人类学系文化人类学硕士,抚今忆昔,搜罗爬梳,以不少文化名人的恩怨纠葛为线索,写出了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哥大与现代中国文化难分难解的血肉情缘。
首先与哥大扯不清恩怨纠葛的,正是学贯中西、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旗手”胡适。胡适一生为人谦和不事炫耀,但却有津津乐道的“平生三夸”,即安徽出生、哥大出身、北大成名。可谁能想到,当胡适于1917年4月27日写完博士论文,同年5月22日通过答辩又以为已获得博士即匆匆回国坐稳了北大教授、成为中国新文化旗手和文学革命领袖之后,竟有朝一日被证实他并未获哥大的博士学位。这种原因,其实是因为哥大的繁文缛节所造成的。直到十年之后的1927年,哥大才最后授予
那个把西方诗情带到东方来的现代新诗人徐志摩,也是哥大人。可是他来哥大的初衷是光大家业,耀祖荣宗,所学的课程是社会政治学、商业管理、劳工问题和心理学等。徐志摩少小离家,一变过去养尊处优的生活为惆怅度日,枯燥乏味,特别是在人情冷暖的西方社会,更觉孤独。也许正是这孤苦飘零的凄清和离愁勾起了他的诗心和诗情?对那“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名句,本书的作者把它看成不是写别剑桥而是写别哥大的。因为徐志摩是一个逸出哥大的诗魂。
书中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冯友兰在哥大二三事的详细记述。1982年9月10日,年近90岁的冯友兰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天,六十年前他在哥大完
有件事不可不提,爆发于1968年春夏之交的哥大学生运动,也许可以说是与“东学西渐”的影响有关。也是六十年代美国“反叛的一代”的行为极致。近千名哥大学生占领着五座楼房与当局对抗,每座大楼都挂上了巨大的红旗。夜间,灯光照耀下的红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大学生们称被占领的楼房为“解放区”,高悬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画像以及中文书写的大标语。男女学生互称兄弟姊妹,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切事项集体举手表决,这就是造反者心中的共产主义的公社,这次“文革”式的造反只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以出动一千多警察施以暴力并逮捕772人而告结束。这种场面与方式,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我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场面。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至于说这种相互交流与影响孰轻孰重,孰小孰大,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只能有待于让下一世纪更为成熟的历史来评价了。
(《哥大与现代中国》,王海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原载《博览群书》2000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