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真正称得上建立起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并不多，金岳霖算一个。哲学家张申府曾提出：“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这话绝非溢美之词。金岳霖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先后完成了《逻辑》《论道》《知识论》三部大著，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独具魅力的金氏哲学体系。

金岳霖以研究逻辑学著称于世。西南联大时，曾有学生问金岳霖：“老师，逻辑这门学问这么枯燥，您为什么要研究呢？”金岳霖回答：“我觉得它很好玩。”1927年，金岳霖写了一段充满智性的文字：“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成是成功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常常有其他打算。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在金岳霖看来，哲学是一场游戏，一场好玩但却严肃的游戏。金岳霖随口说出的这句戏言，不幸却成为他此后一生命运的概括。

金岳霖原本是一个十分严肃、固执、自信，以至于自负的哲学家。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成为最早放弃自己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之一。其转变之快，连他的学生都觉得意外。在金岳霖的学术转变中，究竟有多少内在的、自觉的成分，今天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据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金岳霖曾和同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相拥在一起，抱头痛哭。原因是几次检讨都没有通过。金岳霖不是凡夫俗子，他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哲学家，是一个拥有自己思想体系，有自己信仰的知识分子。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与他的学生殷海光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当时正是各种主义竞相涌起的时候，殷海光问他的老师，哪一派是真理。金岳霖沉吟片刻后，缓缓作答：“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又问：“那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岳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这段话，后来影响了殷海光整整一生。然而，作为老师的金岳霖，当他身处历史的漩涡后，却很快放弃了那些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并将自己当年教诲学生的那番话置之脑后。难道哲学对金岳霖而言真的就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游戏？

金岳霖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对于政治，金岳霖坦率地承认自己“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及其后的各项政治运动中，金岳霖都曾满腔热忱地全身心投入。他批胡适、批梁漱溟、批费孝通，甚至批自己向来尊敬的罗素。当金岳霖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内心有没有痛苦呢？我想大约还是有的吧。金岳霖迈入暮年之后，终于对自己热衷政治产生了一丝悔意。他开始觉得自己“这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他迷惑地自问：“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金岳霖的转变，对于我们思考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下的历史命运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原载《甘肃日报》2012.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