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曲舞台和文学作品中，包拯是一位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的神话般官员，世称包龙图。虽然这里面有许多虚构的故事和细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给人送礼而又四处“得罪”人的包拯缘何在宋朝的职场上步步高升呢？其中缘由得从包拯的人生哲学说起。

公元999年，包拯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包令仪做过礼部侍郎，后辞官回庐州（今安徽合肥）老家养老。包拯并不像戏曲中说的那样，父母早逝，靠哥嫂抚养成人。相反，真实的包拯兄弟三人，两位哥哥早年去世，赡养父母的重任便落到包拯一个人身上。包拯28岁就考中进士。按照宋朝法律，进士可以入仕为官。他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 过了很长时间，包拯才去接受调遣，担任了天长县知县。百事孝为先，包拯没有入仕就成为名震朝野的大孝子。“孝”这种品德看起来似乎与职场无关，但是，它却为包拯以后入仕赢得了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

有真本领是包拯的第二条人生哲学。包拯5岁时就开始熟读史书，研究古代贤人的思想和经典案例。这使包拯入仕后能够对工作游刃有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办案程序进行了改革。在此之前，告状者先将状纸递交给衙吏，然后，再由衙吏转呈。而衙吏却借此敲诈勒索，致使冤屈者常因为送不起钱而告状无门。为此，包拯在衙门设置了一面鼓，冤屈者只要击鼓，包拯就升堂问案。这种做法深得民心，迅速被朝廷在全国推广，并代代相传。这就是击鼓升堂的来历。北宋嘉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命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三年（公元1058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包拯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正因为包拯有真本领，才能够侦破诸多复杂案件，赢得了“包青天”的美誉。包拯也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

为领导解忧是包拯的第三条人生哲学。包拯的最大领导当然是宋仁宗。对于宋仁宗，包拯不送礼，不溜须拍马，而是真心实意为宋仁宗排忧解难。公元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他上任第一天，就精选了唐代魏征的三篇奏议，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他任监察御史时，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脏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宋仁宗自幼失去亲生母亲，心中常常思念和遗憾。包拯急领导之所急，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流落宫外多年的李娘娘，让宋仁宗母子团聚。宋仁宗因此感激于心，赏赐包拯半个庐州，包拯推辞不过，只要了庐州城外半条护城河。如今，这条河还叫做包河。

洁身自爱是包拯的第四条人生哲学。“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是包拯的立志诗。包拯在职期间，特别廉洁自律。他不仅不给领导送礼，而且决不接受别人的贿赂。包拯在任端州知州期间，端州出产一种名贵的砚台，名曰端砚。端砚举世闻名，被确定为朝廷贡品。此前历任知州都向各县征收贡品数倍的端砚，拿到京城打点，为自己升迁铺路。包拯到任后，一块儿也不多收。不仅如此，包拯在离任时，就连案头的端砚也造册上缴。百姓过意不去，偷偷地在包拯的行李里放了一块端砚。包拯在路上发现后，把这块无主的端砚抛入江中。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虽然疾恶如仇，但却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衣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不仅如此，包拯还把拒绝贿赂写入家训，规定凡贪赃枉法的包氏子孙，退休或罢官后不得回庐州老家，死后不得葬入祖坟。这些足以证明包拯洁身自爱的决心。

唯才是举是包拯的第五条人生哲学。包拯在担任开封府的高官时，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确保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例如，为了确保有才干的人可以担任国家要职，他主张朝廷官员到70岁必须离职退休。他也进一步提议，朝廷官员和皇亲贵族的子孙，不能自动出任朝廷官员，而必须通过考试。范仲淹变法失败后，其提拔的杨、王鼎、王绰三人与范仲淹一起被贬。包拯虽然站在守旧派一边，但是，包拯认为杨、王鼎、王绰三人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政绩卓著。他向宋仁宗力举这三人，最终使杨三人官复原职。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王鼎与包拯一样，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恢复提点刑狱的官职后，不仅不感谢包拯，还立即向宋仁宗弹劾包拯办事急躁，不按程序办案。包拯得知后，不仅不怪罪王鼎以怨报德，而且当面向王鼎表示感谢。可见，包拯唯才是举和正视自己缺点的博大胸怀。

有品德、有本领、为领导解忧、洁身自爱和唯才是举，这是包拯职场的五条人生哲学。包公文化、包公精神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一个精髓，是可以为现代社会学习和借鉴的。

 

（原载《开封日报》2012.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