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普通话说不好，本土的普通话，可能我们两方面交流有障碍。今天，我很高兴，我们地区的、市里的、镇里的领导，迎来了专家，你们都是专家，研究哲学的专家，可以说。

因为我体会很深刻，勤俭过去学哲学，离不开上头的专家。因为我们农民学哲学毕竟怎么样，一个有文化的限制，另外，它形成于朴素的阶段，感性的认识还不能上升到理性。后来，有各级党委的帮助，领导，你们可能知道，王若水，王若水来过两次。他看了我们材料，头一次来核实，回了北京后第二次又来座谈，第二次核实过，然后他就肯定了这方面的……。70年他来过，核实两次，当时对我们帮助很大。许多问题通过他来辅导、帮助，使我们上升到理性的概念。第二个，还有一个汪子嵩，他这儿没有来过，但是他书信来往，好多问题他来指导。还有中央党校当时的负责人，还有党校的骨干人员，我记得是一个叫吴秉文（应为“吴秉元”），曾经跟艾思奇当秘书的。还有那个山西人，赵育奇（音），还有〈人民日报〉副总编杨任行（音），这些人都来过，都来调查研究、核实、帮助过。不然的话，勤俭大队学哲学有许多困难、许多限制，需要这些专业人员、高层人员来帮助，才能够提高。所以说，今天也是我们勤俭村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你们都是老师，你们实际上是来传授经验，也可以说，朴素地讲是传经送宝。勤俭大队有这个机会，好多问题碰到你们才能够比较理性地来认识，所以说我很高兴。我先讲这这么一点实际的感受。另一方面，这个，我想讲的还是从现在讲到过去，还是从过去开始讲到现在。按照单处长说他的意思是从过去开始讲，讲到现在，是一样的，倒过去讲过来一样的。我是想从现在开始讲讲到以前。

我们这个镇啊，现在也还是用哲学思想指导工作。那么哲学它是个世界观、方法论，它是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镇党委就是按这个来指导工作，创建了幸福乡村。所以我们勤俭村原来十年前也还是无衣无食，人家发展很快，我们勤俭村经济发展很慢。后来我们镇党委用哲学的思想来指导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发展就起步快了。所以我们这个村现在是市里的幸福乡村，也是反映我们经济各方面、物质生活精神上面有很大的进步。整个村从宏观到具体……，宏观么，是整个村，微观么是每家每户。从微观来说，它创造幸福家庭，所以我们村了出现了很多幸福家庭。以幸福家庭带动周围的农户来发展经济，物质和精神双丰收，所以说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现在村里的政治空气也好了，工作热情也高了，经济发展也快了，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前十年以前，镇党委有时也找到我，我说勤俭村还是老样子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确实，这几年发展尤其是这两三年发展最快，这个我也很高兴。为什么？我们哲学有用武之地了。本来，我们哲学没有平台用，怎么办？上次，单处长来了我讲了一句话，我说哲学的贫困，贫困的哲学。大学里学哲学的人，专攻哲学的人招工没有人要，就业很困难。他把哲学看成是耍嘴皮的东西。他说，“哲学是耍嘴皮呀，说话是软件，我要的是硬件”，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一种思想方法的问题。有好多用人单位用专业的，我什么专业什么专业。现在，我不成熟地讲一个观点，现在专业化的程度过于泛滥，有好多泛滥到什么呢？领导找上门去，他凭文凭就可以当官。那你什么地质专家、林业专家叫你当市长啦，书记啦，他很困难。专业知识他有，但是你治一个地方你不一定都有，理论方面说不上。你叫他干一个具体的专业的东西他很内行，整合起来他有困难，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普遍性或者某种方面问题的看法。

所以，总的来说，哲学，你承认它它还客观存在，你不承认它它还是存在。你一个人不学哲学不等于没有哲学。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那么，认识到人类社会，它充满着矛盾、对立的统一这些原理。他知道办事情都有困难的，那么克服困难就是发展就是前进。不学哲学的人呢他也有哲学，他怎么？总之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这样子的。他也是哲学呀，没有利益我不干，有利益我就干，都是这样子的。现在的社会呀，我的看法，不知道你们专家……。我今天想请教，当前我们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它社会形态是哪样？所以我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啊。上次《浙江日报》总编来了我说，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形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怎么看这个社会？有时是资本主义的，有时又好像不是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形态或怎么样？你们专家我想提出来向你们请教，怎么看现在的社会？再还有好多很糊涂，比如，曾经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中央党校的一个教授，我到现在还想破脑袋想不通，他说思想上一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这我就想不开了。思想难道是和意识形态是分开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分家的？

刚才陈教授讲的一元化，首先肯定要一元化、多样化是对的。那么同我们过去社会主义一样，以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还允许个体经营的生产资料占有的个体经济，这个是不矛盾的。一元化与多样化，他始终是一元化占主导的，这个应该肯定。不然的话，就不存在什么一元化了，对不对？所以多元化、多样化，不管怎么样都离不开一元化，看你是怎么说的了。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不一定对了。

那么单处长提出来，过去我们学哲学是很神秘的，你怎么可以说出去的？那时很早啊，1964年时候，1964年时候啊，当时，农业合作化、公社化。62年以前，更糟糕。一个大队，经济也要核算的。一个大队多的五六百户，少的百来户，我们这个大队将近三百户。整个大队经济核算的话，那一塌胡涂，没有办法的。怎么个核算呢？大锅饭，标准的大锅饭。到62年，中央指示要三级管理。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队为基础进行土地、劳力、农具、生产资料“四固定”，以生产队为核算，这样子就好了，缩小了。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比较好管理的，好评工好记分的，好分配的。不然的话，像我们这个村，270多户，怎么搞分配啊？所以，64年尽管是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核算，还是有矛盾。克服小农经济，过去怎么宣传呢？“小农经济是独木桥，社会主义是阳光大道”，以前是这样宣传的了，五十年代是这样宣传的。总结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共同富裕，他这么说的，像剪刀一样缩小城乡工农差别。

可是，经营管理、生产劳动分配，它还没有比较完善的政策和规定。生产队每天劳动还要派工，队长派你去做什么做什么，晚上回来要评工。评工也没有标准，农业这个生产跟其它工厂不一样，很复杂的。它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有天晴，有下雨，有刮风不刮风，有太阳，有水田有旱地。这农活多了，很复杂的，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解决评工计分的问题。每到晚上评工计分的话，都要产生争吵，而且，男女不同工同酬，都发现这种情况，天天有矛盾。那时候我们党支部书记啊，天天解决矛盾，自己又没有办法解决，吵吵闹闹，这样子的。但那时不管怎么样子，单干是不行的。而且有个“阶级斗争为纲”，谁说单干谁就是资本主义，你敢说话？不敢说话。所以说白，那个上面，那个生产队里面天天评工、计分、争吵。后来我们想到这个矛盾，那个矛盾……，怎么样解决矛盾呢？我们从59年解放军帮助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那时候叫“老三篇”文章。在这个基础上，我说毛主席还有《矛盾论》，我们把《矛盾论》拿来学学看。这个《矛盾论》是不是讲矛盾，怎么解决矛盾。县委宣传部派人来帮助我们学习。当时学习有困难，为什么？因为农民文化高的高中，青年，最低的不识字的，在一块，文化差别那么大，同时一块学习《矛盾论》，完全要考虑文化了。

学习《矛盾论》，矛盾里面有主要矛盾，还有次要矛盾，而且矛盾还有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一层层学下去。开始不好理解，就是要联系实际。最突出的是什么呢？评工计分。劳动力强的和劳动力弱的，男的同女的，那么，妇女意见最大。不管怎么样，男的可以一天评十分，女的只有五分。挑担那还可以，女的挑不过男的还可以，但是做手上的生活呢，有的男的还做不过女的，我还是五分，你还是十分。你怎么说？最后争吵起来。有个妇女讲了一句土话，她说什么，“你同砌墙一样，大石头离开小石头你砌不成墙”。你光大石头，离不开小石头，离不开我，你都是强劳动力不一定搞得好生产，你都是强劳动力也不行呀，这里面，大家知道了，哦，事物有大有小，大小会转化，知道了。所以，解决评工和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起了很大作用，结果男的也没办法说了。女的说“挖花生，你一天只挖七八十斤，我一天挖二百多斤。评工计分，你评十分，我评五分，你说得过去吗？挑担，是你们男的强，女的弱。做手上生活的话，比如插秧，我又不会比你差”。这样子认识，正确地认识，劳动力强弱它不是绝对的。强劳动力有时还会变成弱劳动力，弱劳动力有时会变成强劳动力。这样子比较顺利地自觉解决了评工计分里面的争吵，这是一大进步。

我们觉得很有兴趣了，这样子开始继续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当时学习《矛盾论》离不开文化，我们村当时有四五个知识青年在农村里的，高中毕业的，我们把他发动起来。他有文化，他能够读书，看《矛盾论》，不识字的农民他有实践经验，这样子结合起来，加深理解。原来哲学碰都不敢碰它。我开始学时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小学的一个老师，他说：“你们还想学哲学？这个弄起来不是你们农民学的，你知道啥？我先问你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结果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呆掉了。我说鸡早的话，它是蛋里孵出来的，你说蛋早的话，它是鸡生的，所以说，不能学。这个哲学，它是个玄乎其玄，玄妙化、神秘化。

所以我觉得刚才单处长、吴书记提出来的马列主义哲学的大众化、现代化离不开实践。因为通过实践就是大众化，就是现代化，实践开始的。所以王若水来的时候，对我启发很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实践论，这是王若水讲的。我说，对呀，实践出真知呀，不通过实践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尝到甜头了，连续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后来学了五篇，还有《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啊，它更切合实际，现在我们生产也离不开。这个矛盾它分性质，毛主席分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对抗的，一种是非对抗的。对抗的那时叫敌我矛盾，非对抗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天天经常发生，怎么处理呢？内部矛盾不能像对待敌人一样，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开展自我批评，它是团结，提高认识问题去解决矛盾，这个我体会深刻，现在也有。所以我们镇里也是按这个思想解决好多矛盾，今年上半年我们旁村差点殴斗流血，农民跟农民之间。镇党委通过这个方法对待内部矛盾，通过这个方法结果化解了矛盾，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这个东西啊，其它的我们学哲学的成果啊，你们陈列馆可以看，有好多资料。原来我们这个村二百多户人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候，是落后队、困难队，没人愿意去当干部的。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没办法，吃不上饭又把他要回来，这样子的。在农村里，到七十年代，我们发展很快，浙江省有名的大队，经济收入在浙江也是数一数二的，发展很快的。粮食超千斤，我们办了好多工厂。我们办工厂，办设备企业，比华西吴仁宝还早。吴仁宝在来参观时他还没有搞。回去的话通过我们启发，他把8匹柴油机安在木头船上，在长江拉石灰拉沙拉泥巴之类。我那时已经办了好几个厂了，很快地推动经济发展。71年，吴仁宝来过我们这里的。我去他很客气，他记忆力很好。我们同镇里去华西村，我也不敢去认他。那时是个大单位，包括省委在那里参观，我们镇里十几个人去了，排不上号，结果我就找他。（有人）介绍我去找他。我说：“老吴，恐怕你忘了。”他说：“什么？”我说：“我是江山来的，我是勤俭大队的。”他说：“哦！”他马上回忆起来了。他说你是不是某某人，我说是啊。“哎呀，难得难得”，他说，非常高兴了。这个人记忆力很好，很会说话，比我还会说话。所以，我比他起步还早，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有材料可以看。

现在，我想提一个问题。怎么样，刚才单处长讲了，马列主义哲学怎么大众化、现代化？我说不仅需要，而且很紧迫。现在，大多媒体讲的提高人的素质，不是这么说么，中央理论部门呢它已经这么提了，辩证看，务实办。有这么一个提法。那个不错啊。辩证看，务实办，很对啊。这个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是对的。现在大众媒体，各种各样都有，它怎么讲？提高人的素质是什么呢？去唱歌，唱几首歌就是提高人的素质。我说这个话说不通。唱歌能提高人的素质吗？提高人的素质就必须去学哲学，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去改造客观世界。这个才是素质。唱几首歌能提高人的素质？我说有点荒唐啊，是吧？我是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哲学是离不开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人不可能没有信仰。那么我们是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主主义的，我们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来的，发展过来的。要适合现在的形势，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国家，这个是对的。但是，你人没有信仰，现在有一种刺激，需要刺激。那你为什么需要刺激，我就问呢，因为你思想空虚，没有信仰，你才需要刺激。我碰到好多，我们江山有，整个国家多的是这种典型案例。杀人。你为什么杀人？它刺激啊，我找刺激。你找刺激可以杀人吗？为什么要找刺激？人需要刺激吗？人家给你一种刺激，你自己去找刺激，这是两回事。现在是自己找刺激，为什么？没有信仰，信仰危机。所以说人没有信仰不行啊。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哪个民族它有它的文化，它有它的信仰，我们中国我们中华民族有我们的信仰有我们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哲学，刚才提了，非常迫切需要我们国家学哲学，来改造主观世界，来提高人的素质，来提高人的正确认识我们当代社会，正确地对待经济，对待物质。

现在都是以物质为主。所以，上次《浙江日报》的主编李丹来了就讲，他叫我谈谈我的观点，核心价值观。我说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不好说，我也说不上，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水平。但是这个人生价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这三个不同的提法从概念上讲差不多。人生观、世界观同价值观，虽然三种提法，概念上可以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我的认识。所以，人只有用正确的思想对待社会才能够办好事情，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罪犯分子他又不缺吃，不缺穿，他为什么还要去犯罪呢？这就是脑袋瓜子的问题啊。他没有正确地认识人、人类社会，怎么样做人，人是怎么样做，所以，他缺少这方面的认识。天天在金钱里面打滚，他肯定满身都是铜臭，满身都是充满着铜臭，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我们的国家现在有一种倾向，有了钱你这个人就有价值，哦，你这个人不错。钱就代表你有本事，代表你有能力，代表你高档。我不同意这种看法。钱固然重要，商品社会，人离不开商品，离开商品，不会生存，但是，金钱不是唯一的。恩格斯说过嘛，是不是？你们内行啊，“在资产阶级看来，人活着是为了赚钱，而且快快赚钱，但不知道世界上有比失去资本更痛苦的东西。”还有比资本失去更痛苦的东西，这是什么呢？真理上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需要用哲学观点去说明。

大众媒体提了，按毛主席的话提了，百花齐放，对不对？对了，但只讲了一半。百花齐放应该放，但是后面那一句他删掉了，不说，大众媒体，“百家争鸣”他不讲了，这个就有片面性了。光放不鸣，真善美，假恶丑不分了。说放，必须是前提，但是要鸣，争论。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哪个是可取的，哪个是不可取的，这个是要明确的。

当然我说得有点……，年轻人不同意我的。他说你这种人全都是传统思想，对，我说我全身都是传统思想。他说你错，我说错在哪里啊？“你那时候是一个世界，我现在是一个世界，所以我们两个人是不同世界的人。”他这样解释。那种话来说都不错，我们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的世界，他现在……。一个初中生，才十来岁，他同我讨论这个。他说现在是现在这个世界，同你们的世界不同的，我说，对呀，不同不错，但是做人是相同啊，一样的哇。怎么样做人，我想这个是同的了，不能是过去我做好事，现在我变得做坏事了，不能这样说的。你还是要做好人做好事的。

好多年纪轻的，我说你这个观点哪里来的？他说老师教我的。上课的老师说的，你们十五六岁人，现在是现在的世界，我们这些老年人，他是那个世界，不同世界的，认识不一定一样。这对的。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的世界，他说着了，现在是现在的……。但是做人我想是一样的，不能说那个世界有那个世界的做人，现在的世界有现在世界的做人。那个世界讲良心，现在不讲良心，不能这样子吧？你做人起码要有一个道德吧？所以，我看看现在……。我说，你这个思想不多，多的话太可怕了，十五六岁人你轻视老师怎么跟你说。“哎，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不能这样子。我曾经碰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在大街上拦了人亲嘴，我说：“哎，你怎么行啊？”“大惊小怪！”我说：“你能这样子啊？”“你老头，现在是现在的世界，同你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他这样说的。这个就有点……，从我的老思想上就有点可怕了，这样子行吗？这个东西呢是客观存在的，但政府提倡要打黄扫黄，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我说教育问题是个大问题。

我们这里有个小学老师，有次谈话他说了，谈到鲁迅。他说，鲁迅观点不对的。我说，哦，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观点，你不赞成鲁迅的观点是可以的，你说鲁迅的观点不对是可以的，我说鲁迅的作品、书籍你看过吗？他说没有。我说，哪个观点对呢？胡适的观点对吗？他说对。我说胡适的观点和胡适的作品你看过吗？他说没有。那奇怪了，鲁迅的作品你没看过读过，你知道鲁迅的观点不对，胡适的作品和文章你没读过，你怎么知道胡适的对呢？我说奇怪了，我说你这个人从思想上你是个天才，天生就有这种思想，不是后天的，先天就有的。

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现在还在。一个小学老师，我儿子在山东东营打工的，到我们家调查户口，我说我儿子在山东省东营市，他说什么，还有山东省？我说对呀。他说没有嘛，山东省。老师不知道中国有个山东省，他说没有。我说奇怪，你是老师啊。所以，好多奇怪。但这是个别的了，但是个别也能说明问题。

所以教育里面啊，你说你们在座的这些专家，你说到教育部门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很害怕。为什么呢？我的体会，害怕哲学家，害怕你们站在这里，有好多原因。一个，哲学到底对人的思想是有束缚的，对你各种认识的错误是有束缚的，不行的呀，他就害怕；第二个，这个东西毕竟是用脑子的，因为学哲学就是学智慧嘛，人学得聪明嘛，所以它要动脑筋才能够认识问题，联系实际，所以他很害怕，“麻烦得很”，说这东西不行。

前几年我们镇里有一个公办的干部，雇用的，他批评我，老姜，你们那些人只知道开会，你开会还能开得出来经济发展吗？乍一听，这话有点道理，你开会开不出来经济发展的，也就是你开会开不出来钱的，这个意思。我说对，但是我问你一下，那你首先去同总书记说一说，总书记你不要开会，开会开不出来经济的。中央不是天天开会吗？这是一个。第二个，讲到我们江山，我们部长在这里，江山有个水泥厂，他原来是个厂长，一个会议一开，第二天一改制，成了他的水泥厂了，他一下子成了亿万富翁。我说这不是开会开出来的？不开会他就成不了亿万富翁啊。当然，他这个说法有片面性，但是，我这个解释也有片面性。因为你这种认识我不得不用片面性来对付你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需要哲学，你们这些专业搞哲学研究的老师，专家，我这里呼吁一下，你们应该大力提倡。

但是这里面有个条件，我们的领导应该给你们一个平台，能够把哲学的力量无穷无尽地发挥出来。毛主席说得好，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不然的话，现在错误的东西没有人管，对的也没有人管。如果不学哲学，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去指导我们的实践，从实践中又回来，总结，再去实践，实践再认识，认识再实践，这样子才能搞好我们的工作，不然的话，下一代要变成没有成就的人了。

有好多老板，我们江山也有，其它也有，他很富，几百万几千万，但是他脑子很空虚。他没有认识问题，他怎么解决？他去问总理说，“宏观调控？”他说“宏观是什么，宏观是红灯，微观是什么？微观是绿灯”。他这么说的，他这么解释的，我被他说呆掉了，宏观是红灯，微观是绿灯。钱很多，脑子很空虚。后来我说了，你这个人是脑膜炎，很胖很会吃，但是脑子患脑膜炎的，很空虚。人应该有精神状态，物质，同精神，这两个不可偏废。过去讲得好，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你富了，需要有一定的精神去巩固它。你没有一定的精神，富了，后来又趴了，曾经有好多教训。我们这里发展乡镇企业的，几百万，后来赌博，一赌就赌光了。为什么？你没有精神嘛，所以说你不牢固嘛。所以，精神和物质不可分，不可偏废的。一个人，没有物质是不行的，物质固然是重要，它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一性的，固然重要，但是思想、精神也是重要的。某种事情，到了一定程度，精神反过来成为第一了，它是重要的。这种问题，一般我接触的好多企业家，很少有这种认识。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帮大部分人富，对不对？对的。可是这些富起来的人，精神上不够，他没有去帮助大部分周围人富，而且他更富，那就是缺乏精神了。如果有精神，他就会这样子去做的，我富了，我带动周围的人富，可是，因为他缺乏精神力量，他不去这样做。那些富的更富，甚至想整个中国都归他，整个地球都归他，是有这种想法的人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没有机会见中央领导，我有机会见中央领导，我必须说明我的问题。我说应该给哲学工作提供平台，教人怎么做人，就这么说。我们13亿人，物质富裕了，怎么做人？怎么认识人类社会？改造人类社会？这个还是缺乏的，这个需要哲学工作者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勤俭大队这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我们新塘边镇可以充分说明，用这个武器去解决问题，工作就做好了。相反的，它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某种程度上是盲目地发展，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是盲目的理论，所以，你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够办好事情。

现在是偏物质，轻精神。然后呢，精神是不管的，没有什么精神不精神了。又加上，我们国家发展经济固然要发展，有好多不是按照经济自身规律来发展经济的。我们现在经济客观上说是资源经济，不是真正提高生产力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利用资源，资源经济，怎么样提高生产力去发展经济，不多。研究商品，为什么我们市场上很乱呢？它研究商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商品自身有两个价值，一个是使用价值，再一个交换价值。现在好多企业家呢，他不研究使用价值，追求交换价值，所以市场上有打不完的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有的侵犯人家知识产权了。所以，生产力要提高，必须从生产关系方面解决阻止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才能提高。所以，好多不是按照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按照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发展商品它是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发展商品投入市场，人的生活需要。好多不是生活需要，而是我想像，主观想像这个东西，投入市场，而没有办法，又通过政府的行为、行政手段来推销产品，这个你说能巩固吗？不能巩固。你这个经济有效吗？不行的。前几年，种了一批桔苗，那是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个地方。它这个桔苗卖不出去了，通过我们镇里的领导帮忙，镇里的领导怎么帮忙呢？下行政命令，每一户买十根桔苗，你必须种掉。种什么地方？种在田埂上。那时我没有办法，我也好多田雇人种，种那里没有办法种的，不能种桔子的。他为了把这个桔苗推销掉，用行政手段，政府有没有起到作用？他不是通过市场需求来发展商品。所以，商品它有个使用价值。但是现在话说过头，光追求使用价值，也不行。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江山的电器厂，生产的那个落地扇，电风扇，质量很好，使用没有？到现在还是同新的一样。可是你工厂倒闭了，饱和了，没有人要了，所以它倒闭了。那么从资本家来说，它不能过份地研究使用价值。你过分地研究使用价值，要饱和的。商品都卖不出去了，你工厂等于自杀了。所以这些问题，理论上的问题都是由你们这些专家联系实际来解决它。不然没办法解决的。老百姓他知道什么？

现在，我们国家都在学什么呢？他们说，都是学西方的。学西方需要学，它们好多经验我们应该学习，但是西方的经验并不都是很好的，有的不适合我们的，对不对？比如服装上，有好多奇装异服，有什么用呢？我们中国人追星族也穿啊，那什么低裆裤穿起来，难看得要命，也不美。他们研究美学的内行的，它是不是美？我说不一定美。所以这些东西有待于你们这些专家来研究解决。

现在人口结构变化很大，农村里没有人了，以城市建设为主进行……，进城打工了，农民变为城市的一个工薪阶层。农村里留下一批老的小的，所以这个人口结构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不是坏事，这也是好事。可是，你遗留下的问题你必须解决了。现在有个问题，农村里田没有人种啊。我们一个生产队，七十多个人，五十多亩土地，种粮食种四亩，五十多亩土地种四亩。其它的种树的种树，荒的荒，为什么？没有人在家里，七十多个人只有二十几个人在家里。所以我经常问书记，我说李书记，新农村建设你怎么个建设法？连人都没有你怎么建设呢？靠谁来建设呢？这是……还有一个，今天我们地区部长、市部长，领导在这里，镇党委书记在这里，我讲错我也不怕，大不了是我认识上的问题，计划生育不行。不能老是规定只生一个孩子，这个不对的呀。人口不能单纯地把他看成是负担。人口，你们有发言权的，人口也是生产啊，人口也是生产，不是负担，你不能靠减少人口来提高生活。人很重要，人是第一因素，你什么现代化，什么科学技术，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去把握科学，不是科学来把握人呀！这个本末不能倒置，人是第一。没有人，谈什么经济啊，没有人，谈什么科学啊！对不对？所以生两个，我的观点我认为是对的。三个，那么又多了，一个，少了，两个我说刚好。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人不比我们种稻子，种稻子荒么也就荒一年，这人口起码要十八、二十年，才能够周转啊。现在已经发现人荒了，不多了，招工也很难招了。我们农村里找一个做杂工的都找不到，都到城里去了。老头、小孩，有什么办法呢？

再人口越少，人的素质越不容易提高。大家都一个儿子，娇生惯养，物质条件丰富，经常满足孩子的需要，那把孩子思想搞成什么，都是人家给的，什么都是自然的。我们过去有个老板，八十年代他做火腿赚了钱，他有个小孩子，他一天给他五百块钱，给他小孩子，“你去用”。我说为什么？他说叫他用钱，叫他锻炼，一天给他五百块钱，用不完他老子还批评他，你为什么不用掉？好了，到现在他知道了，这个钱是抽屉里拿的，不是艰苦劳动去创造的。现在一事无成了，这个享受……。说到享受，他唱歌跳舞内行得很，赚钱他不知道了，向父亲要，这样子太可恶了！是不是？对下一代影响。那你如果是一个孩子的话你完蛋了，你这个家庭还有什么希望呢？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说造武器的人，他也知道造保险，手枪造个保险，不要走火。生孩子两个也是保险啊，一个出了问题你就没有办法了。有时你教育不好，走上社会犯罪了，抓去坐牢了，十年二十年，你还不是完蛋了？曾经有这个案例嘛，男方是独生子，女方是独生女，两个人结合起来了，结婚了。两个人都是娇生惯养的，丈夫不听妻子的话，妻子不听丈夫的话，两个人经常吵架，结果呢，砍死一个，抓去坐牢一个。四个老头，你看我我看你，在那里掉眼泪，有什么办法呢？这一点我想应该看到，面对这个现实。

人是第一因素啊，可贵的啊，没有人就没有世界。国以民为本，我从小学的时候就读到了。你一个国家没有人的成个国家吗？是吧？国是以民为本，人是根本的，那么我们现在提出来民生，民生，这个是对的。民生，解决民生问题，那生孩子也是民生啊，所以这个政策……。电脑里面看到，电脑里面的东西，可信可不信，有消息说，有一个六十二岁管计划生育的人，一贯管计划生育，他只有一个儿子，最近死掉了，他没法悔了。他说过去叫人家生育孩子，现在好了，自己没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东西啊，两个是要的。我的观点不一定对。所以我说不能把人口作为负担，他是生产力哎，最活跃的因素哎，所以这个政策应该放松。

有的官，我们镇里领导他也谈到这个问题，叫他说，怕，一放松的话可能出现人口高峰。这个对的，你如果允许生两个，恐怕就出现高峰了。但是这个不要紧，有好多人很自觉，他不愿意多了。不要害怕。再更荒唐的，你生孩子啊，荒唐啊，有这种规定：公务员不准生两个，一个；城市户口不准生两个，一个；农民可以两个。生孩子怎么关公务员、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啊，你什么道理啊，有什么依据啊。这个事……，他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党中央书记处讨论政策，把你们几位研究哲学的人请去参加这个会议，我说就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自己有切身体会嘛。过去我啥也不懂，通过学哲学，我确实……。不是我自己说，又聪明又勤劳，比过去，智慧多了，这个很重要。

今天我向诸位领导请教，你们给我们传经送宝，来一次，对我们勤俭村学哲学提高一大步。希望你们帮助。我啰里啰嗦的，就向你们汇报这一些，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支持。

 

【2012年8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国情考察小组造访勤俭村并与勤俭村民进行座谈。座谈会上，农民哲学家姜汝旺做了即席发言。徐裕敏对录音进行了整理，单继刚做了一些编辑，并加了标题，遂形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