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哲学研究所以前，我曾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和工作。1956年国家招收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我被录取，从此在哲学所学习、工作了30年。除了“文革”给我留下了对于一场噩梦的痛苦回忆外，我在哲学所渡过的大部分时间是美好的。正是在这30年中，我从一个开始学步的哲学新兵，逐步成长为一个有一定学养和经验的哲学工作者。

初到哲学所，由于机会得来不易，在学习上我可以说是分秒必争，自问相当勤奋。导师李光灿同志一丝不苟，督责甚严。哲学所名师荟萃，潘梓年、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杨一之、沈有鼎、温锡增、梁启雄诸先生都是各学科的一时之选，他们或亲自授课，或设讲座，使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受益匪浅。由于有几年教学经验，由于此前在马列学院学习过两年专业，加上到哲学所后这一段的“强化”学习，在学业上我有了较大进步。

不久，一场政治风暴开始了。反右派运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这一政治旋涡中去。此后，政治运动连绵不断，阶级斗争逐步升级，我国的经济不但没有繁荣，反而走着下坡路。虚弱的经济基础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使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中央提出了调整的方针，政治运动有所放松，使我们能够在夹缝中赢得一点时间，去从事弃置已久的专业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对多数科研人员来说却是一个“黄金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干扰最少，物质生活虽清苦，但精力反而能得到集中。说来也奇怪，不少同志竟然在半饥饿状态下达到了精神生产的巅峰期。

这段时期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经过连续几年的政治运动之后，难得有一个暂时“休战”的机会，我就下决心去接触一些难点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研究。过去我虽也研究过一些问题，写过一些文章，但论题不集中，研究不系统。我感到要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一定要克服泛而不深的毛病。办法就是从专题入手，抓住那些有相当纵深、可以从浅层次进入深层次进行长期研究的课题。如能循此前进，锲而不舍，经多年努力，必有长进。这种研究方法是很多前辈学者所采用、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不过是追随于他们之后，想以此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子。

从有纵深的专题开始，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这一方法确定后，那么究竟选择从哪个专题切入呢？我考虑个这个问题的着眼点有二，一是必须和我原来的专业对接，否则多年的积累就白费了；二是必须和当前的现实相契合。基于这两点考虑，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如何形成这一问题作为突破口。但这个问题还是太大，我又略作限制，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同人道主义历史观决裂而形成唯物史观的。当时，我们党和苏共已开始论战，其中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如何看待人道主义。为了应对这场论战，中央决定成立若干理论研究小组，人道主义研究小组是其中之一。该组组长是周扬，成员有洪禹、王若水、汝信、罗国杰等，我也参与其中。这一背景也是我选择人道主义问题作为研究切入点的重要原因。

为了进行人道主义研究，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参考书，其中包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部分著作；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论著；从托马斯·莫尔到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家的代表作；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代表人物的文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影响的作品。同时我还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以及围绕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开展的争论，研究了部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论述，研究了苏共的有关观点。结合这些阅读和研究，我写下了约60余万字的笔记和札记。我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较有影响的文章有：《论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两重性》（《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圣西门、傅立叶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观》（《哲学研究》1964年第3期）；《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其中，《圣西门、傅立叶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观》一文被译成英文，全文刊登在1965年美国檀香山大学出版的《中国哲学研究》杂志上。当时已写成而没有来得及发表的文章尚有：《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形成》、《欧文的人性论是其“新社会体系”的理论基础》、《费尔巴哈的认识论述评》、《费尔巴哈的伦理思想》、《孔德的“人道教”》、《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一种以人道说教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评“真正的社会主义”》、《存在主义的所谓“新人道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人道主义》、《波墨的“人本学”》、《关于“异化”问题的札记》等。这些文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发表，那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了一定积累，我于1978和1980年分别出版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两本专著。

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关系以找出唯物史观形成的契机，有一个问题回避不了，这就是“异化”问题。在阅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时，我发现其中都有“异化”一词。那么，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说的“异化”，和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的“异化”一词的含义是否相同，就成了一个必须弄清的问题。经过研究，我明确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区别。“异化”（Entfremdung）一词在黑格尔那里有两重含义：一重是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派生出一种同前一阶段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它具有派生、转化、外化（Entau.. sserung）、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ung）等含义；另一重则是绝对观念的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同以前的表现形式处于对立的地位，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异化”的概念，不过他不是用来说明“绝对观念”这一类虚无缥缈的客观精神的演化，而是用以分析宗教这种社会现象，从而得出了“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结论。费尔巴哈认为，人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为一个独立的精神本质，从而创造了神。这种情形，费尔巴哈称之为“人和自己的分裂”（Die Entzweiung des Menschen mit sich Selbst），他认为这种分裂是宗教的起点。费尔巴哈还认为，人的本质对象化而形成的独立精神本体，同人处于对立地位，反过来成为钳制人、统治人的精神力量。就是说，人创造出了上帝，而人则成了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费尔巴哈利用“异化”概念对宗教进行分析，是他较之其先驱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宗教观深刻的地方。费尔巴哈批判宗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使人从宗教异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自身成为最高本质而不是神的附庸。这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著名命题的由来，也是他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经过研究我认识到，费尔巴哈的宗教观虽有其深刻的一面，但毕竟过于偏重于思辨的分析，他的著作如同恩格斯所说，充满机智，但并未能击中宗教的要害，这个要害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必须把宗教的异化同社会的分裂联系起来考察。这也正是马克思的“异化观”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的根本区别。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对人的问题的诠释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层面上，虽有时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如文艺复兴时期有的思想家那样），但毕竟太空泛，不能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因而也就不能揭示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回答人的历史命运的问题。难怪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要同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决裂。不这样，就不能帮助无产阶级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树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信念。

谈到“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不能不提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桩历史公案。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否就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的简单重复；二是“异化”概念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国外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就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尤其是后者）的“异化”概念的翻版。他们认为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分析，完全模仿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分析。同时，不少学者认为，“异化”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经过研究我认为，这两个结论都不正确。不可否认，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受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分析不仅不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所可比拟，也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在人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宗教异化观。费尔巴哈从分析宗教异化入手，提出通过道德说教、爱的宣传和扬弃宗教异化，以改善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而马克思则从分析劳动异化入手，提出通过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使人们从资本奴役制下解放出来的结论。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剖析，已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他的这一观点是后来包含在《资本论》中的某些论点的萌芽。至于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对此我也持否定态度。因为马克思虽早期多次使用过“异化”概念，但后来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深入研究，特别是撰写了《资本论》之后，他已用“剩余价值”这一更为科学的概念来代替劳动异化概念。当然也应看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虽总体上已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水平，但仍保留了它的某些痕迹。例如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异化的第三个规定时，使用了这样一些提法：“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等，这些提法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所以，认为马克思的“异化观”受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是正确的，而把二者完全等同则是错误的。

弄清围绕异化问题的种种观点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涉及到能不能区分马克思的“异化观”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的差别，涉及到能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上理清一条基本线索。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和西方学者，借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上世纪30年代全文披露之际，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没有原则区别，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他们宣称，《手稿》是一部新被发现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从此，应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新评价，《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时一股“回到青年马克思主义去”的浪潮几乎席卷欧洲。这股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的思潮在我国也有回应。其中一种典型的观点就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人。这种观点和马克思的命题“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是把人抽象化了。在现实社会中不存在抽象的人，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以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他说：“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他又说：“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贫民，是这种单独存在的、与物的条件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9页）在这里，马克思把问题说得十分透彻，他不仅指出应当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而且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人、分析人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应当从社会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等等，而不是相反，从抽象的人及其属性出发来说明社会。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化。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作过高度评价，而且主张要把人道主义中的积极思想因素当作一项宝贵遗产继承下来，吸收到自己的学说中去。但吸取其合理因素是一回事，把二者完全等同是另一回事。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一回事，或者可以搞“合二为一”，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就很难解释何以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选择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作为一个专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环节，又从异化问题入手寻找突破口，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专业方向上的一次探索。这一探索过程很艰辛，但我觉得很值得，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使我有了较系统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初步摸索出了一条开展研究工作的路子。

以上是我在哲学所工作的一段值得记述的经历。另一段经历就是参与了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围绕这一讨论开展的研究和写作。这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

“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终于宣告结束，一时全国人民沉浸在喜悦之中。研究所的不少同志开始考虑怎样把中断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研究工作恢复起来，我也准备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而且有了一个初步计划。但是，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发生了，形势的突然变化使我面临对今后研究工作的一次重大抉择。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是否追随过那些错误的实践和理论，在“文革”之后都会冷静下来进行思考，有人反思自己的言行，更有人反思“文革”这场动乱本身，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怎么会陷入“文革”那样的疯狂局面。这种反思从表面进到深层，由朦胧转向明朗，不少人几乎得出同一个答案，这就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出现了偏差。“四人帮”的肆虐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在我们党自身。这一认识在今天已是普通人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甚至是一个禁区。但是人们的思想是禁锢不了的，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仍然阻止不了人们的深入思考。正当人们对“文革”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不承认我们党过去犯了错误，还要把过去那条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这无异对满怀希望的广大群众是一个沉重打击。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在这场关系到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的论战面前，我没有理由保持沉默，我终于积极投身到这场大讨论中去。

1978年4月8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参加论战的第一篇文章《哲学和宗教》。针对“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思想不是当作科学而是当作神学教条的倾向，文章鲜明地提出要区分哲学和宗教，强调不能提倡信仰主义、愚民哲学，而要提倡独立思考、探求真理。这篇文章虽没有点名批评“两个凡是”，而是正面阐述应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不少信件，有赞扬、支持的，也有批评甚至谩骂的。这说明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在差不多同时，《人民日报》理论部转来一批信件，不少读者提出，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否一回事，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是不是真理的标准。对此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真理的标准，一种则认为不是。理论部的汪子嵩同志要我写一篇文章作出回答，这就是我那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发表的背景。这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该文的发表后于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早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把三篇文章合订成册，作为这场大讨论的参考材料，广为发行和传播。

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关于政党、领袖、群众的理论，关于权威的理论，进行了再学习、再认识。这段时期也是我创作较旺盛、成果较多的时期，我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且较有影响的，除上面提到的《哲学与宗教》和《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两篇文章外尚有：《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真理有阶级性吗？》、《真理面前不应当人人平等吗？》、《恐右症的来历》、《评“有权即有理”》、《对当前思想解放运动的认识》、《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等。发表在其他报刊上且较有影响的文章有：《为什么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真理和独断》、《哲学和政治》、《哲学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就真理标准的讨论答某同志》、《生产斗争比阶级斗争更根本》、《记取离开经济建设搞政治运动的教训》、《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等。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之所以引起一定反响，并非文章有多少创见，而是联系了现实，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共鸣。

由于这一时期我发表的文章较多，引起一些单位的重视，邀请我作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的单位前后达几十家，象解放军三总部、外交部、公安部、国防科工委、七机部、铁道部、中国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单位都对我发出邀请，我在这些单位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共作了80多场报告。我在外交部作的报告被部党委印成文件发往各驻外使馆。铁道部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电视会议，请我介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还应邀在湖北、河北、甘肃、新疆等省区作报告。在新疆的报告分汉族干部和维族干部两场，为汉族干部作报告时，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同志亲自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号召当地干部深入学习。为作这些报告我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带病上场，并且完全是零报酬，但我觉得很值得，对于一个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的。

为了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深入开展，哲学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于1978年6月20—21日和7月17—24日分别召开了两次讨论会，我和时任《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的张岱同志共同主持了这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规模较小，约60多人参加，主要议题是如何进一步深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在会上提出把这一讨论推向基层，得到与会同志的肯定。第二次会议议题较广泛，讨论较深入，规模也较大，参加者约160多人。不少同志在“文革”中被长期审查甚至关押，此前不久才被解放，也都抱着很大热情参加会议。会议地点在某一区委党校，条件较差，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蚊蝇为虐，与会者不论级别高低，都二、三人共处一室，晚间难以成眠。即使这样，没有一人抱怨，大家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讨论。虽时过境迁，会议的召开距今已31年，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回顾这场讨论，不能不提到1979年1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中央立即部署召开这次会议？原因是理论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三中全会的认识还不一致，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认识，决定召开一次联系以往实践就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会议。名为务虚，意思就是讨论议题不设限，有什么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讨论中出现的各种意见，包括一些不很恰当的意见，可以评论、批评，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会议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讨论自由，气氛热烈，是一次相当民主的党内讨论重大问题的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与会者166人（第二阶段扩大了范围），分为五个组，我参加了第三组，召集人为周扬、王惠德和我。这次会议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不仅使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而且使我对亲自参与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这次会议使我感到，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很多同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内一批在思想理论战线长期工作、战斗的同志认识统一了，团结加强了，这就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以上就是我对在哲学所工作期间两段经历的回忆。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