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的一天，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几位世界名人以荣誉博士学位。在被授学位的行列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他被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在这一年，他还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在这前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其讲学，他的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也对他发出多次邀请，但没能成行。至此，别尔嘉耶夫已然成为有世界影响的人物。

但是，他的一生却充满了坎坷。我们从他的《自我认识——思想自传》及许多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别尔嘉耶夫1874年3月6日生于基辅。他的家庭属于俄国的文明贵族阶层，受到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这使他从小就既有贵族的孤傲，又全身心地追求自由。以至不愿受武备学校(由于先辈的战功，他从小便被列为武备学校——贵族子弟军官学校的当然学生)的管束，提前退学，上了基辅大学自然科学系。这个时期正是俄国最黑暗的时期，目睹政府的腐败、国家的衰落、人民的苦难，青年别尔嘉耶夫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这时，他与传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遇了。他不仅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参加了大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此时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保留，但仍投身于马克思主义者所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这些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他曾两次被捕。第一次做了几天苦役就释放了，而第二次则不仅被学校开除，而且被审判和流放沃洛格达三年。

在流放期间，别尔嘉耶夫广泛阅读了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书籍，深入思考了许多原则性的问题。从此，他在思想上开始与马克思主义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人的自由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精神文化问题。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精神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本质的存在。革命，就是要创造能使人的精神和自由得以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所以，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而不是倒转过来，让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为政治革命服务。同时，既然精神和自由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是个体化的，而不是集体化的。如果谁将集体化的政治革命置于首位，那么，革命的后果只能是灾难性的：它虽然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它所实现的也只能是政权的更迭，而不是人的解放；它将政治置于精神文化之上，其结果也只能是传统的精神文化的毁灭。别尔嘉耶夫在一些论著里发表了这些观点，没想到引起轩然大波，被指责为背叛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看了他的《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书后对他说：“你的哲学表明，你不可能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中一个观点特别使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府中任人民教育委员)恼火：真理自身具有独立性，不依赖于任何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环境；只有承认这种独立性，才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只有承认真理不能脱离革命阶级的斗争而独立，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别尔嘉耶夫已经被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开除”了。

尽管思想痛苦，别尔嘉耶夫仍然坚持思想之独立性，决不屈服于任何权威的批判，决不随便归顺于任何派别。在各种思潮蜂拥而起、山头林立的情况下，别尔嘉耶夫努力进行独立的探索，但也尝试着与各种进步学者合作。从流放地返回基辅，他首先参加了“解放协会”的活动。1904年秋，为参与《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他移居彼得堡，与作家、象征派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经济学家、哲学家布尔加科夫等人一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别尔嘉耶夫负责哲学和政治方面的稿件。《新路》停刊后，梅列日科夫斯基又主持创办了《生活问题》杂志，别氏仍然与其一起共事。在这几年的工作中，他深受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等人的影响，使其宗教意识进一步发展起来。自1908年始积极参与为纪念索洛维约夫(1853—1900)而筹建的宗教——哲学学会，并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哲学观点。1911年他的《自由的哲学》出版；1914年他的《创造的意义》出版。这两本书奠定了他的宗教哲学之基础。概括地说，别尔嘉耶夫认为：此岸世界是堕落的、黑暗的、走向毁灭的，只有彼岸世界——上帝才是高尚的、纯洁的、光辉灿烂的；彼岸世界——上帝不仅是最高的道德境界，而且是最高的理想境界。对于此岸世界，不是要抛弃它，而是要进行改造；改造此岸世界，最根本的是人的精神的改造。这种改造，不是由什么大人物对人们自上而下地进行灌输和强制洗脑，而是要依靠人自身所具有的神性(人与上帝相通之处)，即人的自由和创造；因而，千年王国是可以在此岸世界实现的。现在，他更加坚定了精神革命是根本性的革命的看法，因而与主张政治革命第一的布尔什维克的分歧越来越大。

别尔嘉耶夫积极投身于俄国革命前的文化复兴大潮之中，并且高度评价这次文化复兴运动，认为它是俄罗斯大地空前的壮举，从文化上瓦解了旧的帝国。但是，别尔嘉耶夫是一个十分冷静与客观的人，他同时又明确地指出这个壮举的局限性：它被限制在狭小的领域之中，它只是精英文化。它与民众文化有着极深的断裂。在民众中产生影响的不是这种精英文化，而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所宣扬的虚无主义。在革命日益临近的日子里，别尔嘉耶夫清醒地看到，政治革命即将到来，而政治革命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而民众接受的是虚无主义教育，物质利益、经济利益高于精神文化价值的教育，功利主义教育和无神论教育，那么，革命只能在这种文化的旗帜下进行。这也就必然使未来的革命排斥高层文化和文化精英，并在革命后不可能有正确的发展文化的方针。他预言：即将来临的俄国大革命尽管在政治上、社会上是进步的，但在精神上、文化上却是反动的。当一些知识分子盲目乐观地高论俄国的大革命将是自由与人道的胜利时，别尔嘉耶夫却清醒地预言：俄国革命的结果必然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历史证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不仅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而且在文化政策上也如他的预言一样。

有意思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政府对别尔嘉耶夫还相当友善。他不仅被邀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参加“预备议会”，而且得到政府给予二十名著名作家的特殊配给品。他仍住在祖传住宅里，而且有政府的保护证书。1918年，他创建“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当局予以注册。同年他又被选为莫斯科大学历史与哲学系教授。当他以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为救他的会员出狱或讨回住宅时，一些大人物(如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也都予以协助。今天看来，对别尔嘉耶夫的这些礼遇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刚刚成功，在列宁的改造旧知识分子为新政权服务的方针指导下，争取别尔嘉耶夫为新政权服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何况别尔嘉耶夫在政治上并不反对红色政权，甚至早就预言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然而，红色政权对别尔嘉耶夫的期待却落了空。因为别尔嘉耶夫视思想独立如生命，决不因任何因素而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早就下定了为真理献身的决心，并且作了这样的思想准备：“监牢、流放、国外的艰难生活在等着我。”(《自我认识》，上海三联书店，1997，106页)革命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别尔嘉耶夫更加坚定了自己对精神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关系的看法，他看到文化上的极权主义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摧残(他说：“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它作了准备，但它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将所有古老的俄国文化打入深渊”)，看到一些依附于新政权的文化人变成了新的官僚、新的贵族，他们脸上洋溢着傲慢和残忍的表情，他们是“被剃得光光的、规整的、进攻的和积极的。他们和准备革命时期的俄国老的知识分子很少相似之处。”他决不能与这些人为伍!于是，他仍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他在大学讲课，在“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组织学术讲座和讨论，还紧张地进行写作。在1920年以前，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苏维埃政权给予他很大的宽容。

然而，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从1920年起各种麻烦就找到别尔嘉耶夫的头上来了。先是“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的活动受到了严密监视，继而由于所谓“策略中心”案而将别尔嘉耶夫逮捕(其实他与此案无任何关系)。虽然很快就被释放了，但这无疑是一个对其不再宽容的信号。不过，别尔嘉耶夫似乎还没有真正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监狱中和捷尔任斯基谈话时还在说自己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但在文化上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者。这种顽固的态度招致了灾难性的结果：1922年9月再度被捕，接着被驱逐出境。

这次惩罚并不单单是针对别尔嘉耶夫的。1922年始，红色政权对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知识分子要采取严励措施了。5月，列宁批示捷尔任斯基：经过周密研究，采取新的措施，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列宁文稿》，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8，224页)8月，《真理报》刊登题为《第一次警告》的文章，指出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不愿归顺苏维埃政权；在高等学校、出版界、哲学界、文艺界、医务界、农业界——甚至合作社中，存在着从事反苏活动的“据点”。同时宣布：“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决定”，知识分子中最积极反对革命的分子，“思想上的弗兰格尔分子和高尔察克分子”，或者将从莫斯科、彼得堡等城市驱逐到北部省份，或者将被驱逐出境。该文声称采取驱逐手段是“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警告”。

1922年9月与别尔嘉耶夫一起被驱逐出境的共有160名“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其中有：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堡大学校长、哲学家卡尔萨文，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兹沃雷金，历史学家卓韦捷尔，社会学家索罗金，哲学家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等等。在离开祖国时，他们得到的警告是：如果再在苏俄境内出现，将被就地正法。

从此，别尔嘉耶夫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到了柏林，后来又到了巴黎。他在异国他乡继续研究他的哲学，并在与欧洲许多世界级的哲学家的交流中进一步发展的他的基督教人本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一直深切地怀念他的祖国。他说，“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特别使他痛苦的是，“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亚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论著被译成很多种文字，很多人写了论述我的文章。只有一个国家不知道我——这就是我的祖国。”在二次大战之后，他曾想回到苏联去，直接为俄国的文化事业工作。但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受迫害的事情使他断了这个念头。这时，他特别认识到“正是哲学家回到俄国没有意义”。

这样，尽管别尔嘉耶夫在国外获得很大的荣誉，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终于为自己的同胞所了解。但这时他已过世二十多年了。

（原载《博览群书》2000年8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