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相干的不相干的人说了许许多多北大的旧事，因为要说的事太多了，必然有漏掉的。漏掉的当中有值得说的，也有不必说的，我觉得《文艺批判》这个刊物不妨一说。

1967年6月，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文艺批判》问世，创刊号除了照例登载《毛主席文艺语录》和《发刊词》外，有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新北大中文系文艺批判小组《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革命的滔天罪行》等。这个刊物充当什么角色？《发刊词》说：“《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那是什么样的“战斗姿态”呢？“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刮起12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

以这样的“标准”看，《文艺批判》确实把“修正主义文艺”杀了个“人仰马翻”。我列举一些文章的标题，大家多少可以感受到它是如何“呼啸着”、“奔腾着”：《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连根拔起》，《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在文艺中的流毒》；《大阴谋家彭德怀是怎样利用文艺为其篡军篡党制造舆论的》，《彻底清算邵荃麟在〈人民文学〉的罪行》，《揭发周扬在北京大学的罪恶活动》、《陶铸的“创作自由”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等。据我所知，编辑这份刊物的部分人士以及一些参与写作批判文章的一些作者，在“文革”后有不少人仍然从事文学工作，和他们当初编辑这本刊物时对文艺的理解大不相同了。这几年学术界喜欢重返“八十年代”，倘若真的返回，我觉得是要清理一下知识分子是怎样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这正是当代思想研究的一个空白。

不到一年，1968年3月，《文艺批判》改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版，编辑者自然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由“文艺”到“文化”，仍以文艺批判为主，但逐渐兼及别样，“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改刊后的《文化批判》批判得比较多的是“旧北大”，“新北大”是在批“旧北大”中实践“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改刊致读者”一文说：“旧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顽固的反动堡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顽强，它统治全校，流毒全国。”“为了摧毁旧北大，建设新北大，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巩固发展红色政权，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北大的黑干将的反动立场，对他们所鼓吹、宣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彻底的批判。”第2期的《文化批判》发表《剥下反共老手、蒋贼御用哲学家冯友兰的画皮》，第5期发表了《池深王八多———看旧北大校务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势力》、《翦伯赞是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朱光潜是蒋介石的乏走狗》和《“四开党”季羡林的罪恶史》等。这几篇檄文的作者分别是“新北大公社红十团”、“新北大公社红二团”的“灭资兴无”，“新北大公社红六团”的“橘子洲”，“新北大公社红十团”的“长江横渡”和“新北大公社红九团”的“报春”与“追穷寇”。除了当事人明白，谁也无法考证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是谁了。

点到名的人都是“旧北大”的教授，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还有则是“当权派”。这些已经被定性的知识分子，此前、此时和此后的状态颇令人寻思。校务委员会中被点名的“王八”有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翦伯赞、汤用彤、侯仁之、王学珍等。批判文章在汤用彤佛学专家的名头上加了引号，并说“已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熟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人现在已经不多，去年年底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长篇传记《侯仁之》，述其生平与治学。我查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一九八九———一九九七)》，未见《文艺批判》改刊一事，不过，1968年的条目中记叙了部分被批判者的行踪。如“上半年，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及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还有一段史实，也是治当代史者熟悉的内容：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给出路’政策的指示，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到外文楼北面监改大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从‘牛棚’回家居住，同时将翦伯赞释放回家，并决定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费。到了第二年的1月，宣传队指挥部对遭监改的原校领导的生活费做出如下决定：陆平每月暂发生活费40元，在家子女每月15元；戈华每月暂发100元；黄一然每月暂发100元；史梦兰暂由自己的存款中每月提取80元；彭佩云每月暂发40元。

领到生活费120元的翦伯赞夫妇在当年的12月18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在那种高压下，能够挺得住的知识分子好像也不多。冯友兰在“牛棚”中的情形，曾经有人记述道：“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排队，晚汇报排队，背语录排队，出去劳动排队，每天三顿饭排队。每顿饭排队是到外文楼北边的‘黑帮劳改大院’去打饭。每排队时必要报数，在报数的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先生在里面要算是个子较高的几位之一，总是叫他排在头一个，并叫他说：‘报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先生便改口说：‘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也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先生吓得连忙改口说是‘反动学术权威’。冯定先生在自我报名为‘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是就写过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设身处地想想，冯友兰先生后来由尊孔到反孔，不是没有情由的。1972年一位旅美的清华哲学系校友回国访问，向冯先生询问其学术思想变化的经过，先生以诗回答：“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

“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旧北大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所以毛主席将“浅”改为“深”。运动初期，季羡年先生也曾经想“革命”，但两派中哪一派都把他当作敌人，面临如此局面，他在《牛棚杂忆》中说他多么想逃避，但天地茫茫，往哪里逃呢？一次押着他从未名湖走过，他有了想变成“王八”的愿望：“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季羡年这样想当然不是自取其辱。

(原载：南方周末，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