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二十世纪问世的两种“超级炸弹”──原子弹与氢弹──都有密切关系，《终极理论》的故事核心是“超级炸弹”的威胁，作者利用爱因斯坦作为推展虚构情节的线索，是适才适所的选择。

其实在科学史上，“超级炸弹”是个曲折的故事，它引发的伦理议题，至今仍然鲜活。

一八九五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无意中发现了X光，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误以为X光是一种荧光，却意外发现了“铀光”。一八九七年底，居里夫人选择“铀光”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为“铀光”研究开辟了新境界。

一八九八年中，居里夫妇已确定“铀光”是一种更普遍的元素性质，他们称它“放射性”。一九○三年，居里先生以妻子提炼出来的镭做实验，证明放射线是一种巨大的能源（这一年贝克勒尔与居里夫妇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这时，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另一个研究团队，拉瑟福德（E. Rutherford, 一九○八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与索德（Frederick Soddy, 一九二一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实验发现：放射性是元素蜕变的结果。在蜕变过程中，较重的原子会分裂成较轻的原子，同时释出放射线。一九○五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质能互换公式 E=mc2，终于使科学家能够对原子能做定量的计算。不过，科学界的精英都相信，想利用原子能，无异痴人说梦，例如拉瑟福德。

第一位想象利用原子能制造超级炸弹的人，不是科学家，而是英国作家韦尔斯(H. G. Wells)。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发表的小说《世界大同》 (The World Set Free)中，欧洲出现了两个联盟，争夺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双方都动用“原子弹”摧毁敌方的城市。

有趣的是，一九三三年九月拉瑟福德发表的《痴人说梦》评论，却刺激了犹太裔的匈牙利物理怪才吉拉德(Leo Szilard)，使他想到以中子撞击原子核，制造“链式反应”，释出核能的点子。当时希特勒已掌权，他从柏林出走，正流寓伦敦。

一九三九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科学界已经知道，在实验室以中子分裂原子核是可行的。只要核子分裂的速度够快，分裂的核子数量够多，就是超级炸弹了。

在战争的阴影中，吉拉德与爱因斯坦这一对老友分别落户美国。他们合作起草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指出德国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为强大的炸弹”。八月，爱因斯坦在信上签了名。十月十一日，他们委托的友人才有机会将信与相关资料面交罗斯福。那时德国已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根本是战争的产物。然而，原子弹试爆成功后，参与的科学家开始感到不安。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却引起了更为复杂的问题。

原来战后美苏对峙、竞争的态势，在战争结束前就很明朗了。因此科学家与国家，究竟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就不容易讨论了。一方面，原子弹的原理是核分裂，以核分裂释出的能量进行核融合，可以释出更大能量。研发原子弹的经验，使得利用核融合的超级炸弹，即氢弹，成为可以想象的目标。另一方面，制造出威力越来越大的超级炸弹，究竟是福是祸？那是科学的目的吗？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苏联在哈萨克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代号“第一道闪电”。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继续研发“所谓的氢弹或超级炸弹”。二月十二日星期日，爱因斯坦立即利用新兴的电视媒体，向美国人民提出禁绝核武的呼吁。他警告，要是氢弹问世，人类可能会走上难以回头的绝路，地球上的所有生灵都要陪葬。在美国，他成为以人道、人权、公民不服从理论，对抗右派与国家机器的主要人物。一九五五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起世界性的反核武运动，警告核战争一旦爆发，绝不会有赢家，只有全面毁灭。四月十一日，爱因斯坦在联名信上签字。一星期后，他就过世了。

一九五二年，以色列第一位总统魏兹曼过世。一位报人呼吁邀请爱因斯坦继任，舆论沸腾。总理本古里安训令驻美大使赴爱因斯坦住所转达以色列人民的期盼。但是，总理却坐立不安，对朋友说：“告诉我，要是他答应了，怎么办？我非邀请他不可，不得不邀请。但是，万一他答应了，我们就麻烦了。”

好在十一月十六日爱因斯坦闻讯后，立即主动打电话告诉大使：他深感荣宠，但是歉难同意。他的解释是，政治现实可能会逼着他“昧着良心”行事，他不愿让自己陷入那种境地。

看来只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爱因斯坦才会欣然同意吧。不过，将人分等级，治人或治于人，也违反他的政治理想：让每个人都受尊重，没有人成为偶像。

那么，当年他向罗斯福提出德国可能研发原子弹的警告，是迫于政治现实呢？还是出自良心？

（《终极理论》，马克•阿尔珀特著，张兵一译，重庆出版集团二○○八年版，29.80元）（原载《读书》2009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