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史可以说是一项“续写”传统学术的工作，而中国传统学术不是一具只需要派人看守的“僵硬尸体”，直到今天，它仍是一个或隐或现的鲜活生命体，其身上寄托了无数前辈学人的期望与理想。因此，传统学术不仅需要传承，还需要发展乃至于现代性转换。进而言之，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至今不乏启示意义。

学术发生与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其外在规定性和内在理路尤其值得注意，有时这方面作用大，有时那方面的效果更明显，但归根结底须保障学术自由。从中国历史来看，自唐朝大规模官修史书以来，就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天子不观史”的学术传统。唐太宗欲观“起居注”，房玄龄阻之。太宗问房玄龄：“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遗憾的是，现在的学术自由受到多方面的干扰。有人说当前学术自由的敌人是“官僚学术”、“等级学术”与“审批学术”。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管得宽、统得死”的学术制度违背了其自身发展规律，使得学者没有自由的最富于创造性的“冥想”时间。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学术创造源于学者内心的虔诚，而当代学术竟不能承受如此之轻。

学术创新就要敢于怀疑，善于怀疑。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疑辨风气早在先秦便已萌芽，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即已开启了中国学史术上疑辨的精神传统。此后，有唐人刘知几的《疑古》、《惑经》专篇，清人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至民国以顾颉刚为代表的 “古史辨”派，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疑辨传统一直不绝于缕。

现在的某些学术研究不敢怀疑权威和书本，基本“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学术论文陈陈相因，商榷的少，附和的多；有创见的少，俗论、庸论的多，甚至于通读全篇，找不到论者的观点。

若是观点有一定的新意，但论述有所欠缺，则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批评；若是抄袭其他书本或是其他各家之说，反而容易获得赞赏。若是疑难，则盛气凌轹，词旨尖刻，影射讥笑；若是受到辨难，则态度骄横，东扯西扯，甚至人身攻击。

这种现象可能说明了，学术研究正在走向异化，学术自身走向迷失。80年前，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此话在学术上的意义应当是永恒的。

中国传统学术历来讲究学行一致、表里如一。晚清时期的倭仁恪守理学甚严，很注意修养性情，每天的言行都有札记，清洗自己思想，使其符合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他还曾在北京组织“吃糠会”以与奢糜的官场习气相对抗。在古代士人中，像倭仁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和人生境界是相通的、一致的。

当代学人大抵比传统士人的知识结构更复杂，精神世界更丰富，但治学与修身、学术的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未必就是今胜于昔。现在我们不少学者学行分离，学则吾学，行则吾不知，学术殿堂充斥着“文抄翁”、“假道学”，严重玷污了学术的严肃和纯洁。现在有学者提出应当摒弃传统的“三纲”，发扬“仁、义、礼、智、信”五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许这样，学术可能就不会成为形下之器。

以上所述仅为荦荦大端，其借鉴与启示意义并不局限于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曾经鼎盛的古典学术在近现代史上的批判运动中虽已成明日黄花，但现在的学者理应有更全面、深入、发展的眼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