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燕南园58号是一个与57号对称的中式小院，有一对精巧的石狮把门。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在砖砌的甬道上，留下点点闪烁的光斑，时常有三五只麻雀专心致志地在草丛中觅食。这里曾是国学大师汤用彤的住宅。

治学

汤用彤先生，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1893年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08年进入北京顺天学堂学习，与梁漱溟、张申府等先生同校，曾与梁漱溟同读印度哲学及佛教经典。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 1918年赴美留学，先入汉姆林（Hamline）大学，主修哲学。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仍主修哲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任教。

1930年汤用彤应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之聘请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

1949年2月，汤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北大无校长）。1952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主管基建与财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会委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授业

汤先生一生抱定“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在北大执教30余年。据任继愈先生回忆，1934年，他考上北大，就是汤先生为一年级讲授《哲学概论》，汤先生授课生动深入，讲过的课还包括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逻辑学等。他学风严谨，即使是讲授有关外国哲学的课程，也坚持依据原著。许多课程虽已教授多年，但每次上课仍然认真备课，重新拟写讲课提纲。

汤先生治学既广博又专深，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视野开阔，考订精审，探本求源，平情立言。他对学生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1939年任继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汤先生在他的读书笔记上写了多处批语。他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而且与老一辈学者一起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和学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先生在为《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和《汤用彤全集》所作的序中，都论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汤先生就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任继愈还展开论述到，汤先生生活的时代，正当新学、旧学并存的时代，他们这一辈学者，自幼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古文运用得比较纯熟，对经史子集有广泛的接触。同时，他们又是现代人，受到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世界历史文化知识有广泛的了解，专业领域的知识和工具也运用自如，这些条件是清代乾嘉诸儒所欠缺的。汤先生自幼学习英文，后来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通晓法文、日文。另外，他也是我国第一代经过近代科学方法训练的专业学者，对古代圣贤经传敢于怀疑，善于推敲，他治学条件比前代有优势。新旧文化的结合点，造就了一代学人独具的优势。办一所大学要有众多大师来支撑，一个伟大民族的振兴也离不开文化大师们的支撑。汤用彤先生就是我国学术界众多支撑文化大厦的梁柱之一。季羡林在他序言的最后这样写道：“汤锡予就是这样一座丰碑，一个里程碑，他是不可超越的。”

为人

汤用彤不但在做学问上是一位纯朴忠厚的长者。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好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儿子汤一玄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汤用彤是湖北人，最喜欢喝带有浓郁家乡风味的排骨莲藕汤，每次至少要喝上两碗，但是有一次家人端上汤后，他只喝了一碗便起身走了。家人觉得有些异常，盛汤一尝，马上就吐了出来：原来做汤的人没留神把一块肥皂掉进锅里却没有发现。汤用彤已经察觉到汤的味道不对，但是为了不致影响别人的情绪，居然一声不响地把一碗汤全都喝了下去！据说他晚年时，每天的早点习惯是喝一杯牛奶，再加一块撒上少许白糖和黑芝麻粉的烤馒头片，有一次家人误将茶叶末当成黑芝麻粉，他也依然吃了下去，没有说一句不高兴的话，可见其待人之宽厚。

汤用彤1954年因脑溢血而长期卧床，在燕南园里便难觅得他的身影了。但他仍坚持在病中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1963年“五一”，他应邀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毛泽东关心地询问他的近况，说自己读过他写的所有文章，还希望他继续写下去。但是，一年后的“五一”，汤用彤便因心脏病而逝世了，享年72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