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幽谷的风》:静静地拂过我们的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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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唐先生又出版了他的系列文集《幽谷的风》(包括《文化批评》、《文化散文》、《域外话语》三本书),它们既收录了《荣木谈》、《理性与信仰》中的一些旧作,也有近年发表的新篇,内容涉及到哲学与宗教、中学与西学、理论与方法、语言与饮食等等各个方面,其中的《域外话语》收录了先生的法汉对照、拉汉对照作品以及用英文撰写的学术论文,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广阔的研究领域及创作才华。可以说,这套丛书凝炼了先生多年来对中西学术、思想信仰、生命意义以及对现实的思索和感受,其深邃的洞察和诗意般优美的文字如幽谷中吹来的阵阵清风,平息着喧嚣时代我们浮躁骚动的心。
总体而言,《幽谷的风》贯穿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理性和自由精神、对于现代汉语与人的自觉以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不懈思考。启蒙时代的理性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人的最初意识萌发出思维和信仰,思维的继续发展使人获得主体意识、知觉、知性和理性。康德认为理性是构成先验知识原则以及得到知性规则统一性的能力。他提出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即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黑格尔也认为理性是认识无条件事物的能力,它能认识形成经验知识的种种条件。唐先生从理性(reason,rationality)最初的词源“ratio”的“计算”意义出发,找出它在希腊文、梵文、古德语中的相关词根,步步推演,发现在西方哲学中“理性是确切乃至必然知识的来源”。20世纪中期以来,“理性”受到种种非理性思潮的非难,但唐先生认为理性包含的秩序原则、基本逻辑原则、力求充分证据的方法,则是应该肯定的。唐先生提出:“理性思维在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皆有其独立的价值。此种价值在中国文化中似未受到充分的注意。理性思维的不成熟,严重阻碍社会的效率化、自觉化和科学化”。(《中国的理性思维》)。不重视理性和逻辑,往往导致行动的盲目和冲动,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抉择,甚至延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唐先生和吴茵女士大力提倡的“新汉语运动”就旨在从语言的规范、清晰、现代性开始,使我们的语言富有理性精神、充满美感,最后达到“从语言自觉,到文化自觉,最后到人的价值的自觉”,即从语言着手来孕育民族的理性精神。关于理性,一般有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等的区分。纯粹理性可以对工具理性进行制约和规范。若纯粹理性不发达,工具理性特别发达,则理性以目的性和工具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服务于“复兴”、“振兴”、“强兵”等具体目标。纯粹理性发达,则演变出科学精神,以及人文精神、法治精神和自由价值等伦理精神。所以,理性要健全地发展,不能将应用作为它的唯一目标。理性自身有极强的能动性,可以摆脱感觉的欲求,它本身就有获取知识的能力。按照唐先生的说法,现代所谓理性,“只是人类在经验中学习和自我校正的能力,而非统一的合理标准或求得必然知识的普遍可靠的保证”(《文化研究方法论》)。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理性的构建功能。纯粹理性为人类培育了思辩能力和伦理道德,而把理性工具化会使理性本身失去方向和制约,成为完全求效率、追权力的东西。马克斯·韦伯曾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科学就象一张地图,它只能告诉人们怎样走,而无法告诉人们应往哪里走。马丁·路德·金慨叹过我们正确地指挥了导弹,却错误地指导了人。
近代以来,由于强调工具理性,我们在引入现代化时,不外是引入产品、技术和制度。现代性的根在于理性的孕育,也就是要使自己的意识达到成熟理性的水平,特别是要在自身的精神根基中滋生出现代性,这才能够使我们的现代化既有本土之根,又与普世性相涉。这就需要精神基因的重组,即以自己的文化存在为基础,把引入的外来因素作为酶,使自身的基因被修正、激活、分化,最后繁衍出自己的理性精神来。我们传统的思想库里是有这些基因的,为了激活这些基因,
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唐先生也看重自由。就理性与自由的关系而言,理性是知的基础,自由意志是选择的根本,而认知的过程离不开选择。生命活动,包括认知,都含有自由的驱动。感性、悟性、信仰也含有自由精神。现代性可以说是通过理性化的过程在拓展自由之路。关于自由作为价值本源地位的重要性,唐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证。他说:“由于任何价值的选择皆必须有选择的自由,否则不可能进行选择,而没有选择不可能形成价值,因此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也就是普世价值。”(《关于自由价值》)
在《幽谷的风》中,散落着无数精彩、深邃而独特的思考与灵感,这篇短文只是作者管窥所及,很不全面。
(原载《读书》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