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字花饰集》中，法国著名作家于连·格拉克对20世纪文学有一段独特而风趣的评论：“本世纪的文学越来越酷似现代的野战军了，越来越被碍手碍脚的后勤装备吞掉了。某种装备为它远距离侦察，某种为它获取情报，某种为它制定计划，某种为它整理档案，某种为它清查材料，某种已经预见到它未来的恢复，某种为它校正新的方法并在其实验室里设计未来的高级武器；运载装备的列车，辅助的勤务部门，满得要爆开；第一线的作家——真正动手写作的作家——却根本没有，或如此之少。”

这段话也许只是针对法国文学，读罢让人有过苛之感。几年前初读时，我就想：将其中的“文学”、“作家”等换成“哲学”、“哲学家”，用以描述近几十年中国哲学界的状况，是否该更恰当呢？过苛吗？请看高清海先生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在思想视野、学术积累、哲学观念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回避问题，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哲学研究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应有的自我创造，失落了我们的“哲学自我”。长期以来，我们用于哲学研究的主要精力都是围绕着别人的理论进行的，从别人那里输入问题、引进概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注释他人思想、解释他人著作、转介他人观点，几乎忘记了我们的自我。

形成后面所说的状况，有若干或远或近、或大或小的复杂原因，对此，前辈时贤已有不少分析。客观地讲，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较文学史、文学评论与文学的关系也更复杂，我们尚缺乏准确深入的分析。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自己在从事哲学研究（宽泛一点说也对），实际从事的还是“后备工作”，并没有走到“前线”。

作为现代野战军，后勤装备精良充足，当然是好事，但不投入一线的战斗或投入兵力不足，肯定不正常，是需要改变的。哲学被视为一个文化的核心，引领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在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更需要发展创新，哲学界如果表面热热闹闹，但不深刻回答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连在形式上进行哲学创作的都很少，那也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更是需要改变的。听说，学界有几位中青年学者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哲学史研究，明确表示要“接着讲”或“讲自己”，开始构思自己的哲学，表现出强烈的哲学创作欲望，这应是值得鼓励的。愿他们树立起无所畏惧追求真理的勇气，拿出真正的哲学。

一个民族要走向兴盛，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站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是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经过持久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哲学野战军一线作战能力一定会得到提高。同时，站在哲学创作的高度来审视，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科研管理、哲学人才培养等后勤工作也需要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来源：中国青年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