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法国巴黎发生五月风暴。五月风暴作为“事件”已经成为历史题材，但是，它不仅仅是“五月风暴”，一旦发生就成为一条不断流淌着的长河，生生不息。这意味着，“五月风暴”在它产生时起同时成为“言辞”和“概念”进入语言学和哲学，它随时随地都产生影响并波及到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并被人们谈论和使用。这意味着五月风暴已经成为历史的徽章和标志。它作为历史事件不仅是历史学的记载对象，而且是哲学的沉思对象。哲学家完全有能力也应当把它纳入哲学研究的范围，以保持对“时代现象”的强烈关注，从而为哲学注入“时代新元素”，以激活哲学化解现实问题的素质和能力。

五月风暴之前，1968年2月的柏林已经爆发欧洲青年反“越战”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人数多达20000），3月22日，巴黎“3·22运动”爆发，参加者们占据南特大学行政楼，这次运动在1968年整个学生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4月，德国法兰克福爆发示威游行，两家商店被焚，与此同时，本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年仅39岁，全美超过100个城市发生暴乱。进入5月，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示威游行愈演愈烈，5月6—7日，在索邦大学和拉丁区墙壁上布满口号：“敢于思考！敢于言说！敢于行动！”这意味着“墙壁在发言”；5月10日后，法国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宣布解散，其成员被分流到“行动委员会”；5月13日，全法总罢工宣告开始，有百万大学生和工人参加了大游行，索邦大学、雷诺汽车公司等先后被占领；5月20日，有800万法国工人参加了全国罢工；在5月21日，学生运动领袖、著名的红色丹尼尔（丹尼尔·科恩—邦迪），被禁止在法国居住；5月25—27日，工会、雇主联合会、农业联合会代表在社会事务部达成谈判协议；5月30日，成千上万的人在香舍丽榭大街游行，总统戴高乐不得不解散议会，采取果断措施，发表演说，风暴得以平息。这是五月风暴的一份清单，致使总统戴高乐将军不得不短暂消失于法国人的视野之中，其政权基础被大大动摇。

我们的问题是，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们当时究竟想要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从其口号看出其本质，我们也可从其行动“直击政府和老板”窥见其动机，与启蒙运动一样，那就是人们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欲望，即实现无条件自由或一切民主，当然还有平等、博爱、人权、思想资源等，因为20世纪“五月风暴”的口号与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口号如出一辙。换言之，五月风暴就是为长期被压抑的主体的回归而寻求一条自由与民主的出路，和启蒙运动一样，也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

“敢于求知（Ose savoir/Sapere aude）!”“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知性）！”这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五月风暴的口号则是：“敢于思考！敢于言说！敢于行动！”（Oser penser, oser parler, oser agir 即“敢想敢说敢做！”）思考、言说、行动，极富煽动性和感召力。这口号充分表达了获得自由和解放、摆脱束缚的民意，在五月风暴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自由和解放自然包括性自由与妇女解放，因此，“敢想敢说敢做”直接体现为关于性爱与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可见，革命与性爱，如同战争与和平，在风暴中达成了天然的联盟，风暴既体现为文化风暴又体现为身体风暴。示威游行者们在风暴中直白地喊出“我越做爱越革命”[Pascal Bruckner,“La Tentation de l Individualisme”,in Magazine Littéraire (Hors Série),1996,pp.16-17]的口号，这是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道德的颠覆。这口号意味着，“做爱”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革命”也具有“做爱式”的浪漫。风暴与性爱不再对立，恰恰互相促进。于是，五月风暴成为“温床狂欢”。1969年进一步掀起的性解放运动无疑是五月风暴的一种余波或遗产，女性主义与同性恋兴起了一场巨大的性解放运动，美国性解放运动和五月风暴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参见Frédéric Martel, “LAprèsMai des Désirs”,in Magazine Littéraire (Hors Série), 1996, p.22。]

“敢于（oser）”明确而深刻地表达了启蒙运动的批判态度、批判气质和批判风格一直薪火相传，这正是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的大胆宣示。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敢于求知”，成为德国启蒙运动中一个重要组织“真理之友社”的口号，与五月风暴口号“敢于思考”同义；康德指出，启蒙运动的另一口号“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entendement）”，正是一种言论自由，是对“不许争辩”神话的摧毁，也与“敢于言说”和“敢于行动”完全同义。“敢于”意味着对懒惰与怯懦的冲破，找到自由之门（sortie libre），把人们从长期被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如康德所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尽管康德已经听到处处对自由加以限制的声音，但还是要强调：“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raison）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同上。）

口号就是箴言、格言、标语和座右铭。五月风暴的口号是思、言、行的有机结合。五月风暴以其“敢”字当头的口号把一切人、一切领域（各行各业）都卷入其中。这种口号连同它所产生的事件及其思想以其自身的素质或力量进入了思想体系史，成为人类历史某一时期的构成方式和内容。

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之一，便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和强力推动，而现代性成为后现代性的可能性条件，后现代性由现代性脱胎而来，展开了自身的否定性向度：非理性、多元性、破碎性、解构性……否定性思维得以充分发展和应用。五月风暴把后现代性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或许正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五月风暴也“虽不免流了许多血，闯了不少祸，委屈了许多人士，做了许多可笑的改革” （陈乐民：《陈衡哲和她的〈西洋史〉》，《南方周末》2008年6月12日，第23版。），但对于它所喊出的口号（与法国大革命所张举的“自由、平等、博爱”相当），大致终有所完成。

风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社会必须接受洗礼，经受考验，也意味着人类社会风暴时代的降临，而又不仅仅是一个风暴时代的到来，而且是一种精神素质的展现——破坏旧制度旧秩序的力量展现。可以说，它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精神特征，而所谓某派哲学正是对时代精神的某种反思。当我们要回答“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时，在一定层面，我们必须嵌入、至少不可忽略“五月风暴”这一时代新元素、新事件。在哲学沉思领域，“什么是五月风暴？”本质上就是“什么是哲学？”或者“什么是今日哲学或当代哲学？”。我们一定会追问：抽象而言，今日哲学家如何面对自身所处的“今日”（“现在”、“时代”）？就是说，哲学家如何站在哲学领域面对其身处其中的现实性？今日正在发生什么？今日发生的事件（自然的、社会的、人类的、文化的，等等）是怎么发生的？人们如何应对和思考？（参见福柯：《什么是启蒙运动？》（于奇智译），载于《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第28页。）“今日”既可能是过去的，又可能是现在的，同样可能属于未来。哲学家必须学会怎样面对和思考流动着的、活生生的“今日”（或此时此刻）。这便是哲学家的哲学生活。今日必然与事件及其所处空间等因素相关。例如，1968年的“今日”——“五月”与“风暴”、“法国”等相关。

自启蒙运动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以来，法国哲学家素有关注“今日事件”的伟大传统。发端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法国开花结果，枝繁叶茂。1966年，结构主义作为法国本土化思想潮流——足以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构主义化了，比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抗衡——以其自身的崭新姿态达到光辉的顶点：拉康出版《文集》、福柯出版《词与物》、巴尔特出版《批评与真理》等。这一年的辉煌标志着结构主义运动在法国大获全胜，开创了欧洲新人道主义。（参见Catherine Clément,“De la Structure à lEurope”,in Magazine Littéraire (Hors Série), 1996, p.8。）然而，其下滑点也正是在此产生，也许德里达猛烈刮起的解构主义之风吹垮了结构主义的框架结构——他首先致力于解构“结构主义阵营成员”福柯、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思想，不仅于此，而且变本加厉地向西方传统哲学开刀。其结果是，解构主义在发展，而结构主义在衰弱，可见，德里达所掀起的解构主义运动绝对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一生的事业，而且以无法阻挡的力量不断地扩张自身的研究主题、思想领域、文化国别，不断扩大自身的学术产业，不断打破试图约束它发展的旧体制、旧疆界而有效地建立自身的新疆域，而这种运动恰恰兴起于结构主义内部：结构主义在遇上法国和欧洲社会危机而受到阻碍后，造成巨大伤口，暴露了自身的秘密，来自结构主义阵营内部的德里达在翻译海德格尔“毁灭”（Destruktion）时创造了自己的“解构”（déconstruction）概念，其能量和力量已经过长期积累，最后在并不坚固的顶点结构主义那里找到了释放口，从而引起整个结构主义的断裂和坍塌——，否则，结构主义会以原样存在并迅猛地发展下去。

结构主义与五月风暴之间是否存在血亲关系呢？它们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存在着许多误会，关系密切而相互冲突。巴黎南特大学两位著名人物图雷纳（社会学家）和列斐伏尔（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都敌视结构主义，而红色丹尼尔正是后者的学生。然而，他们各自团体的成员都受到结构主义作品的诱惑，构成一种奇特的矛盾综合体。南特大学哲学系的利科与列维纳斯站在现象学立场上反对结构主义，但也无法阻止结构主义的实际影响。（参见Franois Dosse,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II,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92, pp141-146。）五月风暴即使结构主义发生震荡，也要助它取得制度性胜利。它推动了法国政府实施国民教育改革和制定高等教育基本法，以消除大学生在风暴中直指的教育体制之流弊，樊尚大学是努力重建大学体制的一种明证。可以说，樊尚大学是五月风暴的直接产物，因此，其成立伊始便引起广泛关注。索邦大学已经破碎，便寄望于一所崭新而完美的大学来取而代之。结构主义者们是五月风暴的巨大受益者，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又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樊尚大学的成功创建有力表明了这一变化。这所大学聚集了结构主义、生成主义、拉康—阿尔都塞机制、疯癫等，它一开始就以“现代性精华的代表者”自居，为学术研究注入新元素和创造性，旗帜鲜明地主张跨学科交流，大学生可以自由地转系和听课。可见，它与索邦大学传统和学院派势不两立。在公众眼里，现代性与结构主义同义，因此，樊尚大学简直就是结构主义的化身，成为五月风暴的博物馆：五月风暴的活跃分子在此交会，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面向现代性，面向科学性，面向跨学科性，面向国际性。这是法国其他任何文科大学都无可比拟的。结构主义者发挥着主导作用，当然也主张兼容并包，吸纳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特别存在着美国化趋势，比如力争向麻省理工学院靠齐，乔姆斯基生成主义成为语言学系的模型，此外，樊尚大学建立了哲学系、精神分析学系、政治经济学系、电影系等。同上书，pp183-197。在此，我们可以洞察到结构主义与五月风暴之间的深刻秘密。因此，我们可以说，五月风暴已经成为法国的政治资本和思想资本。

另一方面的情形绝不是偶然的，其地位的胜利和辉煌体现在法兰西学院的三个教席的竞争上。结果表明，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中有三人先后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59年，社会人类学教席，1973年又入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米歇尔·福柯（1970年，思想体系史教席，尽管他本人从来不把自己视为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1976年，文学符号学教席），只有雅克·拉康还在法兰西学院外面（其学术成就并不在这三位之下）。不管怎样，历史已经表明，结构主义不仅上街了，进入行动状态，加入到五月风暴的洪流之中，而且已经征服了法国学术界的最高殿堂，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可见，在一定层面，结构主义者完全符合五月风暴“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他们，特别是福柯入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也许多半是当时的思潮使然，但是，我们得承认，毫无疑问，最为根本的还是他们各自的理论建树获得了知识同行的文化认同，因为法兰西学院毕竟是神圣的知识殿堂，而不是政治实验室。但是，法兰西学院使结构主义神圣化了。（同小注⑨，p.180。）

大学生是未来者，即继承人，尽管他们还是学徒，大学教师则是培育大学生以赢得未来的人。大学教师或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们作为风暴的发起者、鼓动者、引导者，自认为肩负着存在和使命的责任，自认为是社会精英。他们积极介入社会以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让所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十分乐意听到自己的声音）。

五月风暴在根本上卷入了人口及其安全和治理等要素，使社会呈现出风暴时代的特征，社会获得多样性：风暴社会、治理社会、控制社会、安全社会、保卫社会等。风暴社会必须得到治理，社会是可以治理的，同时向处于风暴社会的领导人提出了挑战：挑战其治理素质和领导能力。如果一国领导人不采取果断措施平息风暴，风暴将过度发展。过度风暴是绝对有害的；风暴得到治理，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适度的风暴，只有适度的风暴才能使社会高效运转。风暴治理是一种公共危机管理。

今天，在五月风暴时隔40周年之际，我们思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何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同康德、福柯等人思考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今日和现实性那样（参见福柯：《什么是启蒙运动？》（于奇智译），载于《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第28-32页。），在哲学沉思领域：我们如何回答“什么是五月风暴？”这一问题，这与康德、福柯等的“什么是启蒙运动？”完全一致。五月风暴能否仍然纳入今天的哲学思考范围？它促使我们思考“今日”，并随时激活哲学问题以给出关于哲学的新定义：哲学家如何面对他置身其中的“今日”呢？

1968年“五月风暴”的参与者和思考者积极应对他们的现实性，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和处置“当前危机”。因此，通过对五月风暴的哲学反思，我们不仅学会如何理解我们的现实性，如何处理当代的社会危机、政治冲突、经济危机、文化危机、国际争端，等等，而且可以认识到，五月风暴不仅仅是“五月”风暴，它要越过具体的时间、空间和领域。如果我们观察今日韩国牛肉风波，就可看出这种越出界线的情况。“牛肉风波”不仅仅是“牛肉”风波，而且导致“政权危机”、“信任危机”、“经济危机”，这表明它本来就摆脱不了“政治”、“经济”等影子。前总统卢武铉的激进民族主义高论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极大损害了韩美联盟而导致紧张局面，在总统选举中惨败，而如今李明博完全走向另一个极端：轻视韩国人特有的民族自豪感，被视为对美国卑躬屈膝的总统。因此，我们认为，对于韩国目前局势来说，激进民族主义与缺失民族主义都不可取，也许，只有适度民族主义才能帮助韩国府民走出今日的重重危机。可见，任何风暴都必然卷入许多因素甚至一切，同样，五月风暴作为特殊风暴并没有因其特殊性而囿于它所发生的国度、时代和领域，而是产生了三大互相汇合的基本支流：一是它作为风暴遗产，与历史上种种大事件一起构成历史的静态要素而永入史册；二是它成为随时被激活的历史要素而流淌在人们的面前，并且成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三是在它发生时就潜藏着或已产生“资本”或“资本系列”（我们称之为“风暴资本”），比如思想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教育资本、信任资本等等，它们相互链接的种种资本。这些资本虽因体现不同领域而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它们存在着许多相似性，因而产生惊人的环形关系，并且处于共同格局之中，因为它们都与“总资本”（资本的资本）打交道。总资本是诸资本的协作或聚集，也是它们的收敛或轴心。正是在“总资本”的作用下，思想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教育资本、信任资本等等才得以互相链接，环环相扣，其中任何一种资本都获得其余各种资本所固有的特征，又使各种资本获得它的特征，从而浑然一体，生成一幅风暴全景透视图（环视图）。与此同时，其中任何一种资本都具有巨大的波及力，可以产生跨域震惊、跨国震惊，正如布迪厄所言：“某些以政治冲突为特征的隐藏资本，比如1968年5月所发生的事件，震惊了法国和日本的大学，不需要我们指出任何直接的影响，几乎在同时，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在另一部书中我已经着手了一个较深入的分析，我有点幼稚可笑地给它提名为《学术人》，学术界危机的决定因素在1968年5月的事件中明显地表现为：毕业文凭的过剩和贬值（根据我的直觉判断，日本也存在这两种现象）；大学地位的贬值，特别是二流大学仅仅在数量上得到发展，因为大学等级制度的特别陈旧的结构造成学校发展的失衡。” （布迪厄：《一种新资本》（宫留记译），载于《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第78-79页。）

“五月风暴”当然是一种命名，既可指称1968年5月发生于法国的风暴，又可指称类似的历史事件。可见，五月风暴因其影响力、波及面、投射层而具有一般风暴的特征，还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一直绵延下去。五月风暴极具可波及性和可发散性（力量和素质）：影响到各领域和各层面，引发各种危机，而不同领域之间、不同层面之间、不同危机之间又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处于共同格局之中。

五月风暴促成法国公共知识分子萨特、阿隆、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巴尔特、莫兰、德勒兹、图雷纳、列斐伏尔、博德里亚、利奥塔、德里达、布迪厄等纷纷出场，走向社会舞台，成为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领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关于五月风暴的思想成果，构成20世纪法国文化大景观，成为人类精神的珍贵遗产。今天，他们和他们的学说，因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传播和研究而成为永久资源，成为一个基于风暴的庞大思想产业，或布迪厄所谓“文化资本”，具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原载《世界哲学》，2009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