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真】我的未名湖梦—— 一个“非正宗”北大人的回忆
在北大工作近30年了,但我从不把自己看作是“正宗”的北大人,因为我并没有在北大读过书,从未接受过那些闻名遐迩的北大名师们的教诲,没有亲历未名湖畔的学子生活,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也可以说是我心中一个难解之结。
未名湖是我儿时的一个美丽的梦。记得上小学六年级时,从电影《青春之歌》中知道了北大,看到了神采飞扬的北大人,令人神往的红楼。后来我就学的师大女附中和女十二中(贝满),都有许多师姐上了北大,北大也成为我们这一届许多同学的追求目标。可我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北大。高中时一位关系不错的同学名为“未名”。我曾好奇地问过她缘由。记得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北大毕业,还说北大有一个叫“未名”的湖,她的名字大概就与这个湖有关系。记得她经常说她将来会上这所有“未名湖”的大学,对此她胸有成竹,因为她学习优秀,特别是文科非常出色。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就有了这个未名湖的梦。
但是,这个梦似乎命定难圆。高中毕业时,没有进大学,而是远离家园留学法国。而那位“未名”同学,也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没有如愿进北大。其实,我并非是学外语的好材料,但是我还是服从分配去学习法语,当时我父母都是很不情愿的。而我自己的最大遗憾则是没有能够进入北大中文系。听说几个同学如愿进了北大,还有一个很熟的朋友上了中文系,真是由衷羡慕。不过,现在回顾这段经历,没进大学,比起一些同代人还是稍微幸运一些。我至少学了一点语言。而且,法语使我的后来,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后话。
但是,在国外的学习却因国内的“革命”中断了。1966年以来,我们从过时很久的《人民日报》和每天晚八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欧州华语广播中,已经感到了国内发生大事了。我们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从三家村,海瑞罢官,北京市委等等先兆事件到北大“聂元梓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及那封信,还有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广播实况等等都在冲击和震撼着我们,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彻底革命,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我们真诚相信它的目的是“荡涤污泥浊水”,“触及人的灵魂最深处”。坦白地讲,那时的我既“幼稚”又“盲目”,真的以为复辟危险在即。我也做过现在想起来很“愚蠢”的事情,甚至做过所谓的“代表”,去给使馆文化处(那时没有教育处)发难(其实就是提意见),要求批判“修正主义的留管制度”。这段历史已经有人开始叙述,其实个中虚实,远远比现有叙述要复杂和深刻得多,恕日后另文再论。不过,那种亢奋的精神状态,在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完全、彻底地改变了。
不到两年的国外学习,被国内一纸命令宣告结束。1967年春天,我们应招回国。据说,招回的最重要原因是国内各方的压力。后来虽然在有关方面的努力下,陆续有些留学生重返原留学国,但法国由于68年的学生风潮而拒绝再接受中国学生,这使得已经准备返法的一部分同学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当然,我和另一部分同学或因家庭问题或因本人革命态度欠端正,本来就被排除在返法名单之外,更是断了一切念想。亲身经历那种“革命境况”,其实对我和许多同龄人来说,意味着独立思考的开始。说来奇怪,越是没有学习机会,我越是产生了继续学习的强烈愿望。回国后不久,曾经有一次,不知何方领导搞了一次登记,要留学生们填写希望继续在国内哪所大学学习。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欣喜若狂,我毫不迟疑地填上了北京大学。其实冷静下来,我心里明白,在那样的“革命形势”下,如此好事怎么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所以这次登记最终不了了之,毫无下文是意料之中的。但这对我还是一次沉重打击。我们后来被安排在外语学院,由北海舰队派来的军宣队领导管理。其间组织了几次去北大“学习”,不是去学习知识,而是学习“革命”,按要求观看革命大字报。几次造访北大,看到听见的和我心中那个镶嵌着晶莹剔透的未名湖的“圣地”相去甚远,很让我这个连大学梦都不能圆的学生黯然神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伤痕累累的宿舍楼,令人颤栗的“战时通道”,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这些都让人完全没有心情、也完全没有可能去寻湖求梦……我暗自对自己说,我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校园读书了,那么小就开始憧憬的未名湖梦彻底破碎了……
1968年,在“逍遥”了一年后,我们被送到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国事、家事前途未卜,工作、学习希望渺茫……说来特别丢人,我从北京站一登上火车,就止不住眼泪,一直哭到唐山站,别人怎么劝都没用……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而且非常好面子。。。。。
两年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生活结束,我回到北京,分配到外语学校当法语教师。我至今怀念外语学校的八年时光。不单单因为在外语学校的工作使我慢慢拣起法语,更因为我和那里的
文革结束不久,我进了北大,不过仍然不是到未名湖畔学习,而是因为偶然的原因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工作。当我走进北大校园,再次漫步未名湖畔时,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一年,我已年过三十。
外哲所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遵从最高层领导指示建立的主要从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机构。我来的时候还和亚非所等在一起属于“研究所”管辖。后来独立。经过文革,当时的所长是维也纳学派成员,分析哲学专
刚开始从事翻译时,我经常会去社科院历史所,求教北大五十年代北大毕业的
我内心对之长存感激的,还有我们所里的研究生,说来他们是学生,但其实应该是我的老师,这绝非故作谦虚,而是事实。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特别是77、78前后的学生,拥有独特的思考能力和人生经历,他们的聪敏、好学、热情、仗义和独立思考的精神,都深深地感染和帮助了我这个迟到的、先天不足的“老学生”,那时的师生关系很奇特,年龄相差非常大,个别人比我还要年长,但在大多数时间,彼此间很象朋友。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几经风波后的今天的外哲所,虽然外哲所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几位老先生陆续仙逝,还有的几位因各种原因离去,去年,为外哲所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中国民营学术书店出版业的开创者王炜因积劳成疾去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入所的那些学生,很少有留下来的,有的最初留下,后来也因为各种“风波”而去国离乡,时而会在国内或海外相遇,都会回忆起北大外哲所的人和事,都会感到一种温暖,心中的温暖。这种温暖在现在越来越难得,但唯因我们经历过那种温暖,不管我们面对怎样的现实,有时会产生怎样的遗憾,都会在心底珍藏对未名湖畔那段时光的美好记忆,珍藏对北大的深深感激……
未名湖永远是我心中的一个梦,虽然我已经在北大工作了近三十年,但我依然向往我梦中的未名湖,我这个非正宗北大人的未名湖梦似乎从来没有实现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来源:学术中华。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