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梁漱溟:我的“所见仍然没有错”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诚然错了。”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无不促使人们重读
■梁漱溟“新礼俗”的深义
细读《乡村建设理论》 ,我们会看到,梁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既然国家权力建立不起,难道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建立国家权力吗?如果这样看,那梁也应该认为建立一个新国家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梁却认为,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永远存在的根本问题。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屡屡失败,要救国就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在他看来,这条道路,就是从中国文化的自身出发,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构造,即一套新礼俗。
这个现在看来似乎荒唐的结论,或许正是梁漱溟自以为看得更深的地方。梁认为,靠政治的路是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问题的,因为当时问题的核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失调、社会崩溃。国家权力只是解决这个更大的问题的一个途径。既然这个办法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想别的、更适合于中国的办法。而在革命者看来,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恰恰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的最要害问题之一。正因为梁认为中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即使在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他所看到的那个根本问题仍没有解决。那个根本问题是什么?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不得复兴。诚然,
这样的伦理混乱才是梁所看到的真问题。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局面在今天也未曾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还进一步严重了。不管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打破而造成的,还是因为中国还不够现代化所导致的,都是半个世纪前和现在都共同存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一套“新礼俗”。“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国家的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有社会演习成的礼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
■如何理解梁漱溟“乡村建设方案”的现代性
梁漱溟强调,他的这套乡约与明清时期政府强制推行的乡约不同,不附属于政治,而是完全从民间发起,甚至以乡约这种社会组织为基础建立各级政府。这种思路把明清时期用政府统摄乡约的基本结构完全反转了过来,是用社会来统摄政治。这样一种极端主义当然不可能成功。但说梁漱溟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当然并不是说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比其他路线更高明,也不是说他对中西文化的具体判断有多么深刻,甚至也未必像他说的那样,中国文化是未来世界的出路,而是因为他为思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现代性改造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这条思路虽然并未在他手中成功,但却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性。而梁的思路与革命路线的碰撞,则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刺激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思考现代性的这两个维度。不论是因为歪打正着,还是因为将错就错,这样的理解为中国的现代社会思想提供了一个与西方相当不同的思路。
(北京日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