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哲学史应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历史。哲学史应是哲学家的殿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殿堂。然而，在翻检近30年来出版的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时，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殿堂里政治家居多数，而真正的专门哲学家除李达、艾思奇外，几乎无有他人。

毛泽东既是政治家、革命家，也是哲学家，写进哲学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内涵的哲学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自然也应写进哲学史。但哲学殿堂里，真正的哲学家却成为很不起眼的配角，这显然是一个大问题。这一问题出在哲学史的编著者缺少哲学家的主体意识上，因为从无有人说过，也从无有什么机构发过指示，哪位专门的哲学家不能写进哲学史。哲学史家要解放思想，不能自惭形秽。哲学史应有哲学家的地位，不能在哲学家的殿堂里坐着的都是政治家。我认为，在专门哲学家中除李达、艾思奇之外，至少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冯定、杨献珍、冯契等应写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从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算起，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正式传播、发展已有90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奇迹”令世界惊叹。“中国奇迹”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在中国的胜利。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和胜利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以至生命。没有专门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和发展，就没有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与发展。

今天，我们在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应十分珍重他们的贡献。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等限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水平要说有多高，创新多大，这的确不好说。但要说他们的哲学水平有多差，以至不能上哲学史，也不见得。我认为，有些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很有特色，有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甚至有自己的独特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对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们。

（来源：北京日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