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铁】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中国缘
从黑格尔到胡塞尔的德国近现代哲学家大都标榜欧洲中心论的哲学史观，而这种哲学史观的实质就是把“希腊”视为哲学思想的唯一根源。
与此相对照，卡尔·雅斯贝尔斯很早就转向东方的思想和生存智慧，潜心于运思著述，对亚洲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和独特思考。究其原因，雅斯贝尔斯首先意识到了今日人们称作“全球化”的东西。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雅斯贝尔斯就预感到了“世界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在《哲学自传》中，他写道：“我们是从欧洲哲学的晚霞出发，穿过我们这个时代的黎明而走向世界哲学的曙光。”正是基于世界哲学的前景，自1922年起，他在哲学史研讨班中开始吸收大量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20年代，在雅斯贝尔斯那里，一个叫北山纯由的日本大学生以“天宗”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
一
1933年纳粹上台，1937年雅斯贝尔斯被免职，1938年他被禁止发表作品。在这漫长的内心流放时期，他潜心研究亚洲思想，特别是中国思想。
二战期间，雅斯贝尔斯研读了大量中国典籍。他熟悉理查德·威廉的译本《孔子与孟轲或孟子的谈话》、《道德经》、《易经》、《黄金甲的秘密》以及阿尔弗雷德·福克斯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孟子》等。他也接触过禅宗佛教，例如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的《楞伽经研究》以及《伟大的拯救》，并且接触过神道教。除此之外，他还仔细阅读过法国汉学家马塞尔·葛兰言的《中国的宗教》、《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思想》，在这部文本中，人们发现经常标有划线、圈点，以示醒目。此外，他还读过关于中国童话、传说和庆典方面的著作，例如《中国鬼神与爱情故事选》。
但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尤其专心致志于中国的文学作品。除了诗歌之外，他也阅读著名长篇小说，当时这些小说是由弗朗茨·库恩译成德文的，例如《好逑传》、《金瓶梅》及《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晚年，他对中国文学依旧兴趣盎然，爱不释手。例如，他曾坦言：他对毛泽东诗词的德文译本深表钦佩。对他来说，阅读中国诗歌和小说跟读中国哲学一样重要，因为他接近中国文化并非仅仅作为哲学家或博学的人接近，而是作为一个人接近。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斯贝尔斯首次对中国公开发表言论，阐明了他自身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相知相遇的意义和界限。在他的日内瓦演讲《论欧洲精神》中，他写道：“每一个回归，即从事从亚洲作品到《圣经》乃至我们古典文本的研究都带给我们家园感。在那里，我们感受到一种十分彻底的克服，感受到每一个西方人都能获取的某种不可逾越的真理和某种深远宁静的源泉。”但是，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立场不同，雅斯贝尔斯把转向亚洲、回归亚洲本身，视为欧洲人内心深处的转向，即在一面“镜子”中，认出欧洲未曾实现的那个人类的可能性。因此，他一再强调：“中国对我几乎成了第二家乡，在这里，我仿佛就在家里一样。”在此，所谓“家乡”、“在家里”意味着一种人性之中的“在家”，一种生存状态的“在家”。
雅斯贝尔斯的东方之旅当然是精神之旅，但是，他接触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意味着他在对欧洲人类感到绝望之时，与另一种人类亲密相遇。在中国，雅斯贝尔斯发现了“超出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赢得的东西的那种不可逾越的真理和深邃的安宁”。在中国，他除了发现这种丰富的伦理思想之外，还发现了无比深刻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他来说，中国比印度更像是第二个家乡，因为中国这面镜子能够给他更多地指明人类的可能性。印度与中国相比较：印度教、吠檀多学派和数论派在印度，道教和儒教在中国；此外，还有佛教在两个世界。但是，雅斯贝尔斯更仔细地感受了这些运动中的一种运动，即儒教。因为在他看来，儒教代表历史生活的主题，佛教则代表“丧失了世界的神秘主义”。
三
在世界哲学史巨著《伟大的哲学家》中，雅斯贝尔斯专章讨论孔子其人其说。他写道：“与人打交道乃是孔子生命的要素”，因为“人的本质只有在人的共同体中才是现实的”。因此，他要求克服关于孔子的种种陈词滥调，即源自后世的“种种僵死而空洞的措辞”，例如孔子是“保守的思想家”、“纯粹的理性主义者”、“正直的道德主义者”等等。
孔子的“道义与政治伦理”追求社会道德崩溃时代中的一种道德重建，而这种道德重建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定雅斯贝尔斯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点。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末世”从未成为孔子的主题，但是面对来自深度和广度的“尺度和冲动”的根源，孔子义无反顾，率先确定某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准则。首先，这意味着孔子意识到了我们知识的界限，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那里，大全作为“存在”乃是人类生活的“背景”；其次，这也意味着，不可把孔子与老子简单当做对手来把握。
雅斯贝尔斯把孔子与老子这两位中国大思想家誉作休戚相关、相辅相成的“对极”，从而排除了在某一体系哲学中把握其统一的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在“善于思考又富于阐明生命的中国人的智慧”之中，才能把握到孔子与老子的统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