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从学科的理论自觉的角度看,国内外研究的历史还很短,还远远没有达到学科的成熟;从研究现状来看,管理哲学的学科对象和学科问题领域,仍然需要进行深入追问和澄明。这是关涉到管理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前提的问题,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是管理哲学获得学科独立的关键所在。本文把管理实践理解为管理者确定组织目标并调动和创造社会历史性质的人与物的力量而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1],并同时根据哲学的视野特点,确定管理哲学的对象和问题域。

一　管理实践的社会历史规定

管理作为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存在于各种组织之中,或者,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来说,管理是跨领域的具有共通性的实践活动。[2]从本质上来看,任何种类、任何层次的组织,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而作为组织运转的核心活动的管理,它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社会整体的历史状况所界定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规定,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在内的社会整体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性质、方式与水平,从根本上决定或制约着各种层次组织的管理的目标、本质和方式,相反,组织中管理者个人的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反过来说,任何时代的管理实践以及它的各种本质问题,都是以不同程度地承载着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规定的方式而存在的。

从中外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的合法存在是把握事物的终极的东西。所谓事物的终极的东西,主要是指事物存在所关涉的内外统一整体的本质、基本关系及其规律性过程。一个具体事物赖以存在的终极的东西,不能仅仅从这一事物内部来寻找,而必须同时到这一具体事物之外去寻找。由于社会本身的整体运动是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自然事物纳入其中的历史过程,因此,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具体领域的终极问题,从根本上也就是研究这一具体领域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规律性过程。

如果只有哲学能够对各门具体学科可能以有限程度已经提出或蕴含的终极问题进行综合提升而各种具体学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话[3],那么,我们就可以同时根据以上的思路确定任何一门分支哲学或部门中的研究对象。就管理哲学这一分支哲学或横向部门哲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当然是管理实践中的终极问题,即管理实践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规律性过程。

因此,一旦合理地把握了管理实践的内容与范围,也就可以确定管理哲学的问题领域。管理哲学所研究的终极问题,同时又是相对于管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而言的,即管理学由于其学科界限而不能够进行充分洞见和彻底研究的那些问题。无疑,管理学在其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也会触及到管理实践的终极问题,因为管理学家本身也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哲学头脑的认知主体,管理实践的终极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不同程度地对他们呈现。但问题在于,除非他们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哲学视野因而成为管理哲学家,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充分地把握管理实践的那些终极问题,进一步说,他们甚至不能够合理地洞见到那些终极问题。而管理哲学所具有的对各种具体学科知识的整体综合与超越视野,决定了它从根本上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一个根本区别所在。

在这一根本点上,管理哲学与其他分支哲学或部门哲学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具有实质的共同性:它们分别研究各自领域的终极问题。[4]当然,每一领域中的终极问题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这是由每一领域的不同内容和不同特点所规定的。同时,从研究者的角度说,研究的切入点和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管理的社会历史规定对于管理之所以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社会整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状况特别是其本质特点,规定或制约着各种组织存在的根本方向,规定或制约着管理的根本目标或次级目标的确定。例如,高度竞争的资本-市场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大量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现代历史阶段,不仅规定了各种经济组织必须以盈利为自己存在的重要或根本目的,而且规定了各种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必须把经济产品作为自己存在的重要基础,必须把获得经济资金的支持作为自己存在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如果不把盈利作为重要目标,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其次,社会整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状况,规定或制约着各种组织存在和管理的根本方式。

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所以,各种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必须以竞争的方式对整个组织、对非管理者、对管理者自己进行管理,同时,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行一般员工参与决策的民主管理方式。与此相应,各种政治组织的管理也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行竞争的方式。另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组织对物质体系乃至对组织成员的管理方式。

最后,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阶段的状况,从根本上规定和制约着组织的管理水平。从管理的规模水平来看,技术手段水平的高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直接影响或规定着对人员体系与物力体系的管理规模。从管理的效率水平来看,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与运转方式,社会的文化水平与人们的知识水平,也都是影响管理效率的重要变量。

应该指出的是,现代管理理论所探讨的管理实践中的人性、人的精神因素、人际关系等关于人的问题,如梅奥所指出的人的心理因素对组织管理的影响,马斯洛所说的人的需要和动机在管理激励中的作用,麦格雷戈所探讨的人性X与人性Y等问题,也没有脱离整个社会历史的孤立存在,而同样是承担着社会历史规定的过程,是由管理所关涉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技术水平所制约的。因此,在管理中人的性质、精神因素等问题上,只有去把握其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才能完整地呈现出它们的真正面貌。

二　管理哲学的问题领域之一:组织目标确定的社会历史根据

管理实践是管理者确定组织目标并调动和创造各种力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由于组织目标的确定和实现关系到组织的方向和命运,关系到组织能否持久健康地发展,是组织存在的灵魂和内在动力,因此,如何确定组织目标和如何实现组织目标,是管理实践的基本内容或基本任务,而如何合理地确定组织目标,则是管理实践的首要任务。正确把握组织内外浑然一体的社会历史规定及其规律性变化,是动态合理地确定组织目标的根本条件。这是管理哲学的第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要可以从组织目标设定所关涉的社会历史条件、组织目标的设定与组织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关系、组织目标的设定与具体外部环境关联三个层次上进行探讨。

首先,在组织目标设定所关涉的社会历史条件层次上,有两个重要方面需要分析:其一是社会整体的历史阶段的性质与规律。如上所述,任何层次的组织的产生和存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质,都被社会历史赋予了一定的使命形式,因此,把握社会整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状况、变化规律,按照社会历史的根本要求为准绳来确定组织目标,才能从根本上获得组织目标合理性。相反,没有把握或违背了社会历史的根本要求,组织的目标无论多么暂时有效,最终都会是盲目的,或遭到社会历史的遗弃。这也是衡量组织目标是否正义的根本尺度。例如,在社会发展的商品经济阶段,一个企业组织的目标如果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而无视为社会提供质量安全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根本目标,尽管可能会获得短期的成功,但却很难获得持久的发展,很难成为一个具有远大前途和真正生命力的企业。其二是组织所能调动和创造的各种内部力量。毫无疑问,这些力量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特点,这就从宏观上限定了组织目标的确定。具体说,组织能够获得和改变的人力资源的素质、水平,组织能够获得和改变的物的力量,从宏观上受制于社会整体发展阶段的基本框架,而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就是对相关社会力量的一种聚合与改变,是对这些力量的再创造。因此,围绕这种再创造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包括组织的结构安排、管理战略和策略的制定、规模的扩大等,只能在上述基础上合乎规律地进行。这也就规定了组织目标的合理性范围,是整合与改变组织内外的社会力量所能达到的最佳结果,或者用西蒙的话说,是使人们或组织满意的结果。

其次,在组织目标的设定与对组织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层次上,由于在一般情况下,组织目标不仅高于、而且不同于个体成员的目标,所以管理者必须把组织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放在首要位置,与此同时,还必须在最大的合理程度上关注和实现个体成员的目标,因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组织所有成员个体的积极创造,必须依赖于所有成员为组织目标努力贡献而同时实现他们自己的具体目标,因此,任何组织目标的制定,都离不开对组织成员各个个体目标的关切与协调。[5]对管理哲学来说,必须研究形成组织成员个体目标的经济政治文化根据、这些目标的社会多样性特点、价值观内涵、合理性程度,以及实现它们的可能性大小。无意或有意忽视成员个体目标的社会历史特质,就难以达到组织目标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平衡,因而也就难以实现组织的目标。例如,在中国当前社会,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导致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物质价值目标的重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浓厚的官本位传统,仍影响着组织成员自觉不自觉地把权力价值放在重要位置,因此任何组织的整体目标的确定,只有努力协调成员个体在这些方面的目标追求,并合理地加以满足,才能使组织目标切实可行。

最后,在组织目标的设定与具体外部环境的关联层次上,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过程,也直接关系到组织目标的确定。人类所有层次的组织都有其外部环境,即使整个人类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它也与外部自然界直接相关。因此,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管理实践中存在的普遍关系。一方面,组织所进行的特定性质的活动,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改变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状况、特点和变化过程,也有力地制约着组织的活动。究竟哪一方能够处于主导地位,取决于双方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和阶段。所以,只有深入分析组织的状况与环境的状况之间的关联、组织的创造与环境的制约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出切实正确的结论,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组织目标。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组织目标的确定中,管理所面对的突出矛盾是组织的创造性与制约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本质内涵是组织所关涉的社会历史因素及其变化规律。因此,正确把握它们,是合理确定组织目标的关键所在。

三　管理哲学的问题领域之二:组织要素管理的社会历史制约

管理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必须通过对组织的实体要素的管理。从这一角度看,管理的内容与范围包括对人的管理、对物的管理、对人与物的关系管理。因为任何种类的组织的存在,无论是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还是文化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学校、教会、军队、社团等),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以,管理永远包含着对人与物的统一组织与协调,如何管理人、如何管理物、如何管理人与物的关系,是管理实践的永恒问题。由此,管理哲学所研究的终极问题,即管理的社会历史规定,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在对人的管理方面,任何组织的管理不仅包括管理者对非管理者的管理,而且包括管理者对管理者自己的管理,包括管理者对自己与非管理者之间关系的管理。从本质上看,对人的管理归根到底是处理和创造组织成员之间以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社会历史性质的关系。这些社会历史性质的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利益关系与道德关系。前者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物质产品或其代表物)和社会利益关系(地位、权力、团体归属等),后者主要是精神关系。管理对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的管理,无论是对物质利益关系的管理,还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管理,归根到底都是对权利与责任的关系的管理。而这无论是在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还是在管理者之间,亦或是在非管理者之间,都是一种协调过程。由于组织成员个体的背景不同、能力不同、地位不同、观念不同,因此,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必然存在差别,而实际获得的利益大小也必然不同,这在一定条件下也必然会发生冲突,同时,组织成员个体的利益追求与组织整体的利益追求也经常存在差别甚至碰撞。从实质上看,这些利益问题说到底是利益的差别与统一的关系问题。因此,管理者对利益关系的管理,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合理处理组织全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与利益统一的关系,特别是合理处理组织利益与成员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是组织中最主要的利益关系,对这种利益关系处理的合理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成员个体的积极性,而且直接影响到组织的健康发展。

自然,指出管理利益关系的一般原则并不困难。然而,从管理哲学的角度看,只有深入研究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与冲突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才能阐明这些利益差别与冲突的性质和运动方式,也才能找到调整或解决这些利益问题的合理方式。也就是说,这些利益差别和冲突究竟是根本利害性质的,还是非根本利害性质的?是组织的结构性问题所致,还是组织的非结构性问题所致?是组织的战略问题所致,还是策略问题所致?是渐进式的差别冲突,还是爆发式的差别冲突?无疑,这些问题必须从对组织所承载的社会整体的历史规定的研究中才能得到说明。

管理所处理的道德关系作为精神关系,主要是对组织成员作为理性存在者和社会存在者所具有的观念要求的管理。一般情况下,有两个方面的要求极其重要:一是所有组织成员在人格和社会合作方面的道德观念要求,例如,是要求自由存在、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相互信任,还是相反,以及程度如何;二是组织的价值观与个体成员的价值观之间的协调要求,如,是以组织的价值观统率个体成员的价值观还是相反,还是两者之间实现基本平衡。然而,同样十分明显的是,对组织成员之间的这些精神方面的关系的有效管理,也最终依赖于对组织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的深入探讨。因为,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性质,规定或制约着这些道德观念要求的提出和实现的程度,规定或制约着对这些道德要求进行管理的根本尺度。

其次,在对物的管理方面,由于各种相关物本身就是人们社会历史创造的结果,它相对于人类的社会需要总是有限的,同时,由于人类是具有理性和社会特征的存在,所以,是否节约与是否有效率,构成了对物进行管理的根本问题,而且,这从根本上取决于组织本身的社会性质状况和组织所处的外部社会条件(这两者是组织的社会历史规定的内与外,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从组织与社会的关联的角度看,组织承载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方式,组织的结构和一般制度如何受到社会状况的制约,社会对物的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水平,社会所创造的物的资源是丰裕还是稀缺以及它们的程度如何,社会关系制度是否存在竞争以及竞争的程度,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是高是低等,都从根本上影响着对物的管理的节约与效率水平。

最后,在对人与物的关系管理方面,也主要取决于社会整体的状况,而不是管理者主观任意的安排。由于人是精神性的存在,人的精神活动规律与物的活动规律具有不同的体系,[6]两者存在着不同的规律特点,所以,是按照人的精神活动的规律特点、还是按照物的运动的规律特点、还是按照实现两个方面的规律特点的最佳的统一进行管理,的确是管理中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一个重要维度。这就是管理实践中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还是人与物的合理结合的问题。以物为本的管理,在工艺上就是按照科学要求进行管理,即科学管理;而以人为本,就是按照人的特点进行管理,即人本管理。因此,科学管理方式与人本管理方式,或者管理的科学方式与人本方式,在明确界定两个概念的前提下,也是管理中永远存在的问题。[7]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管理实践,究竟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还是实现人与物的合理结合,主要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社会历史的特定阶段性质和条件所规定的。18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之所以形成了以物为本占主导地位的管理,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代替了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8],特别是资本-商品经济关系成为主导的经济关系,推动了用于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手段的巨大发展。中国当今社会之所以提出以人为本,并开始作为管理实践的根本理念,归根到底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了物的力量对人们生活的支配,产生了许多尖锐的物化问题,因而需要从根本方向上进行纠正。

因此,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一般地断定人本管理与物本管理孰优孰劣是非历史的、不正确的,因为它们都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本管理并非是所有社会历史阶段的根本要求,因而并非永远合理;同样,物本管理也并非永远不合理,它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存在的根本要求。至于人的管理与物的管理的合理统一,也只能在社会发展的更高的历史阶段才能实现。因此,在此问题上,管理哲学的任务不是一般地论证以人为本或以物为本,而是深入考察管理所处的社会整体发展的阶段性质与条件,以此确定对组织要素进行管理的原则选择。

四　管理哲学的问题领域之三:管理方式之

创造与选择的社会历史条件任何组织的存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而实现组织的目标,需要创造、选择一定的管理方式。这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创造和选择某些管理方式,甚至才有可能提出某些管理方式。一般来说,组织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有管理方式的问题。在对组织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管理方面,有对目标的价值与手段的价值的管理方式、对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的关系的管理方式等。在组织结构的管理方面,有扁平结构与金字塔结构、固定分工的结构与灵活变动的结构等,在组织运转方式的管理方面,有有为而治与无为而治、统一行动与自由创造、集权与分权等,在组织发展的战略方面,有渐进与变革、突出重点与齐头并进等,在组织存在的动力机制的管理方面,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安排方式、物质激励方式与精神激励方式、强迫命令方式与说服鼓励方式等。同样,对这些关系到组织存在的管理方式方面的问题,也不存在抽象的固定不变的原则,而是只有根据一个组织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才能找到真正合理的解决方式。

在对组织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管理方面,是仅仅重视目标的价值,还是同时重视手段的价值,还是兼顾两者使之达到基本平衡;是仅仅重视目标价值的合理性,还是同时重视手段价值的合理性,归根到底,都是由组织所处的社会整体历史阶段,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水平与本质特点、组织本身的社会关系状况所决定的。在高度竞争的商品经济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成为经济管理的最重要的目标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价值目标的合理性得到最高的重视,因此手段的价值被严重忽视,手段价值的合理性不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且经常被践踏。在历史上封建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之所以为了达到获得政治权力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正是由于封建社会赋予了权力以生杀予夺的力量。

在组织结构的选择方面,究竟是实行扁平结构还是金字塔结构,是采取固定分工的结构还是灵活变动的结构,的确直接取决于组织的性质、任务、规模、发展阶段,但是问题在于,组织的这些方面从根本上取决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进程。例如,在人类历史的自然经济时期,绝大多数社会单元整体的经济水平都十分低下,技术手段非常落后,经济关系比较简单,由此决定了组织的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从而实行固定分工或金字塔式的结构。相反,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由于科技手段的强大,组织的规模空前扩大、复杂程度空前提高、信息传达手段高度发达,所以,也就有了实行扁平式结构、灵活变动的结构的现实可能。

在组织运转方式的选择方面,是实行无为而治还是有为而治,是以统一行动为主导还是以自由创造为主导,是竞争为支配方式还是以协作为支配方式,是集权式管理还是分权式管理,也主要不是管理者个体任意的安排或价值观的选择过程。因为即使看上去是管理者个体的主观安排和价值选择,也主要是以社会整体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性质特点为基础,主要由社会整体的历史发展阶段所能创造的组织的种类、规模、水平所限定。在封建社会时期,集权式管理几乎是普遍现象,统一行动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而很难有根本意义上的分权、竞争以及个体的自由创造。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自由的个体,因而才有可能采取分权式的管理和个体自由创造为主的管理方式。然而,即使在现代社会,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如人口数量、国土大小、文化传统等,也直接影响着是实行集权式管理还是分权式管理。在组织的发展战略方面,究竟采用哪一种战略,是渐进还是变革,是突出重点还是齐头并进,既依存于组织本身的能力发展状况,包括组织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状况、组织成员的社会结合方式,组织在信念价值方面的凝聚力,组织整体的发展水平,也依存于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态势和水平,包括组织对环境的利用方式、改变环境的能力的大小、环境的变化特点、它所提供的潜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等。而这些方面的状况和根本特点,归根到底是社会历史的过程。例如,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整体运动的结果,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如果没有产生现代科技的基本条件,那就不可能有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一个现代企业来说,也就不可能形成以开发相关技术为企业发展动力的发展战略。因此,各种发展战略并没有抽象的优劣之分,绝对的非此即彼是完全错误的。

在动力机制方面,组织所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权利大于义务,还是义务大于权利,还是使两者大体对等;是主要采取物质激励还是主要采取精神激励;是强迫命令还是说服鼓励,也同样不仅取决于社会整体的本质状况,并且取决于社会所赋予组织的特定的社会性质和任务。奴隶社会的粗陋低下而又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决定了奴隶主对奴隶的强迫性质,因而决定了奴隶主与奴隶双方在经济、政治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方面不可能对等。只有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使劳资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具备了对等的初步可能。同样,在激励方式的选择方面,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在物质生活供给还相对匮乏的时代,物质激励对于组织的长久存在就格外重要;反之,在物质生活供给已经非常富足的历史时期,精神激励如信念、理想、精神创造的价值等就更加重要。

上述对管理方式的社会历史规定的初步阐述表明,不存在永恒不变、适用于所有历时和共时性组织的管理方式。人们的确可以创造、改变、调整管理方式,但这必须以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变化规律为前提。现代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行为理论、组织理论、权变理论等对此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分析,蕴含了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需要我们深入加以阐发。

概而言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管理实践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它的承载方式、它们的规律性过程,是管理哲学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也能够进行深入研究的主要的终极问题,由此,也就可以确定管理哲学的主要问题领域。

 

（原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