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程本身的特点，在古代社会，它一直没有被纳入哲学研究的视域。其实，工程活动充满了辩证法，需要对工程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因而工程哲学继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之后，成为哲学范畴中的又一个重要分支。当前，工程哲学研究存在着两条进路：一条是工程师对工程问题进行的哲学反思；另一条是哲学家研究的工程转向。这两条研究进路由于研究主体、研究角度和研究的内容不同，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和哲学体系。为了使工程哲学研究能够更准确、更全面、更加客观地把握和解决工程中的哲学问题，加强工程界与哲学界的联盟，融合这两条研究进路，对于解决工程带来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古代哲学对工程问题的迷失

自从人类开始了群居生活，工程造物活动就始终相伴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工程实践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人类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基础首先是满足其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许多人类生活必须的物质资料只有通过工程这个一定规模的造物活动才有实现的可能性。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所说的：“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1]但是，已经成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工程却一直没有得到思想家们的关注和思考，工程问题一直游离于哲学反思的范围之外。古代哲学对工程问题迷失的根源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在古代社会，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都江堰水利工程、古罗马的凯旋门等这些工程虽然气势宏伟，但像这样集结大量人、财、物的工程在古代社会并不普遍，人们更多的是依靠家庭手工业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还算不上工程，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芬奇所考察的：“在整个古代，工程的规模及其影响仍存在着局限。”[2]第二，工程造物使人们特别关注物质实体和物质利益的追求，这就容易导致物质方面在人的价值观中占主导地位，开始算计别人，谋算自然，从而引发许多道德伦理问题，不利于对善的追求。这与“哲学教人向善”这一目标相悖。第三，在古代社会，从事工程活动的主体都是地位卑贱的工匠和“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地位高高在上的“哲学王”自然鄙视工匠的实践活动，也不可能把工程作为他们探研的对象。第四，从事古代工程实践的人凭借的是传统经验和直觉，它是物质要求所必需的，而不是为政治服务和精神生活服务的，也与理论知识不相联系。亚里士多德曾经将人类活动区分为理论、实践与创制，理论指沉思自然道理的活动，实践指伦理与政治活动，创制指生产和制造物品的活动。[3]哲学是理论活动中最高层次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著述中有《机械学》，但没有《工程学》或类似作品。工程或许可以算作创制活动中较不突出的一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和创制之所以不是理论的对象，是因为这些活动尽管也牵涉一些道理，但不是那种完全由普遍的、必然的、永恒的道理所支配的运动，而是包含着人的自由选择因素和事物的大量偶然属性在内的相当不确定的活动。理论知识代表着智慧，“哲学是研究智慧的学问”。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崇拜形而上学，轻视形而下世界，因此归属于形而下世界的工程倍受哲学家们的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阶级地位、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把对工匠造物活动的哲学思考放在哲学理论的中心位置上。”[4]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期间，随着工程活动的普遍增加，工程不但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联系紧密，参与工程活动的工匠也越来越多，而且，工程与军事战争结合起来，使得工程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工程技术缓慢而持续地进步，工匠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提高，标志着工匠与工程师在职业划分上的明确分离和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时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培根赞叹工程技术的作用时说：“在所有的能为人类造福的财富中，我发现，再没有能比改善人类生活的新技术、新贡献和新发明更加伟大的了。”[5]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二种新工具：心用的工具——思维工具和手用的工具——物质工具。他说：“赤手做工，不能产生多大效果；理解力如听其自理，也是一样。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来的，这对于理解力和手是同样的需要。手用的工具不外是供以动力或加以引导，同样，心用的工具也不外是对理解力提供启示或示以警告。”[6]培根虽然认为物质工具和思维工具都非常重要，但他惟一重视的只是心用的工具即思维工具。因为，培根提出新工具的目的在于批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用他的思维工具——归纳法代替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三段论。培根也倡导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结合，主张经验与理性的真正融合，但他自己并没有努力去亲身实践，他的倡导也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响应。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发展，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然而，“科学很快就把中心转向与实际需要没有什么联系的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上。”[7]遵循“哲学只研究理论、理性的知识，把感性的、经验的工程拒之门外”这一哲学传统，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狄德罗等哲学家自然只重视对科学的反思而忽视对工程的哲学思考了。正如拉普所揭示的那样：“除了具体的历史情况以外，这还跟西方哲学注重理论的传统有关。人们曾认为技术就是手艺，至多不过是科学发现的应用，是知识贫乏的活动，不值得哲学来研究。由于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规定为只同理论思维和人们无法改变的观念领域有关，它就必然与被认为是以直观的技术诀窍为基础的任何实践活动、技术活动相对立。”[8]

二　工程师对工程的哲学反思

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迎来了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形成，到了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以电气技术为基础的一大批产业群。由于电报、电话、无线电、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了电报电话公司、发电厂、输变电工程、汽车厂、炼油厂、拖拉机厂、钢铁厂等规模庞大的新兴工程。这些工程无论从形式、内容、性质到作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工程活动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已经成为近代社会以来的突出特点和标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工程进行哲学反思才有了可能性。把工程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要求对工程进行理性的反思，对工程的本质和规律进行探讨，研究工程与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时代的要求，是现实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实际上，在工程实践中充满了辩证法，工程包含着许多需要哲学思辨的东西，工程不仅仅只是造物的物理过程，它也不仅仅只是技术和经济上的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宗教文化、道德伦理、历史传统等许多人文因素。比如：工程质量和造价及进度的辩证关系；竞争与协作等涉及人的因素的辩证关系；人的生存发展与水资源的关系；建坝与拆坝的关系；水坝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治河理念的“疏”与“堵”的关系；精神与物质、速度与质量、失败与成功的辩证关系；工程的元决策与具体决策、决策者与决策环境、决策艺术与决策程序的关系；局部与整体、工程技术专业视野与社会层面矛盾、互补的关系问题等等。[9]李伯聪教授在《工程哲学引论》一书中总结了工程中有50多个应该研究的范畴。这些哲学范畴几乎涵盖了工程过程的所有环节。

长期以来，工程师一直认为他们的职责在于：一方面，努力提高技术效率，为雇主创造最大的利润；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技术效率，需要正确地掌握科学的方法。他们接触和打交道的对象是物（自然之物和技术产品），不是人，也不是社会。他们注重的是技术的实效性和科学的逻辑性，缺乏对社会、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对人性的哲学思考。正是由于许多从事工程工作的人，受到专业的局限，往往只是以专业眼光看工程，不能跳出专业从社会层面看待工程，使得他们制造的工程产品及工程后果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给人的安全、健康，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科学允许失败，而工程是不能失败的，尤其是大型工程项目要确保一次性成功。因为工程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自然”，时时刻刻、直接或间接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这就要求工程师不能仅仅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来考虑工程，更需要从理性的、哲学的视野来思考工程问题。因此，培养工程师跳出狭隘的专业范围，从更加广阔的视域看待工程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米切姆总结了哲学对工程之所以重要的三项理由[10]：其一，工程师需要借助哲学为自己辩护，以抵制哲学家们的批判。其二，工程师常常面对一些单用工程方法难以解决的专业问题，而哲学尤其是伦理学有助于工程师们处理这些问题。其三，鉴于工程的内在哲学品质，哲学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手段，使工程更好地理解自身、服务社会。

最早就工程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都是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如创立“工厂哲学”的尤尔是苏格兰的化学工程师，提出“技术是人体器官的投影”的卡普是技术发明家，恩格梅尔是俄国的机械工程师，认为工程技术是“物质的自由”观点的基默尔则是德国化学工程师，创立了制造X射线机器公司，并开发了X射线疗法的德韶尔则是德国的一名发明家。由于他们的职业都是与工程活动紧密联系的，他们经常与工具、机器打交道，他们熟悉工程细节，通过对工程本身进行反思，了解工程的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工程概念，认识工程的本质和结构，掌握工程技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用他们的工程术语来解释和改造世界，“要求把工程对待世界的态度从哲学上加以详细阐述，并应用于社会。”

由于身份的原因，工程师们对工程持有一种肯定和赞誉的态度，“比较倾向于技术”。[11]他们反思工程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如何发挥工程师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把工程做得更好。

德韶尔提出，应该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后再增加一个“第四批判”——技术制造批判，认为哲学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技术制造批判”这个方向上进行哲学探索和哲学研究。德韶尔特别重视技术发明在工程制造中的作用，他认为现代技术产生于工程师的集体努力，“他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特长，创造并逐步研制新产品直至投入生产。”他把技术发明划分为由个别人的创造性成就而产生的“开拓性发明”和适应市场、依靠集体智慧创造的“开发性发明”，[12]并认为现代工程的手段已由“开发性发明”取代了过去的“开拓性发明”。德韶尔在他1927年出版的《技术哲学》一书中，提出每个特定技术都是上帝早就预设好的，技术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人们的创造活动就是使预先存在的技术形式由可能变为现实。德韶尔这种唯心主义技术观使得他轻视和贬低工业制造活动及其产品的意义，把技术与工程“合二为一”，所以，他未能理出工程哲学的核心问题。

工程设计是工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在制造任何一件产品时发生错误，会使一件产品报废；但是，在设计中的一个错误，会反映在所有的产品上，这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设计者的责任是重大的。”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都非常重视工程设计的哲学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职业工程师布希莱利教授把设计看作工程的核心，并且认为工程设计不是一个机械或计算的过程，而是强调设计过程中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并认为工程设计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即工程是一个动态的设计过程。在他看来，现代设计工作的组织和文化正在发生变化，工程设计准则应该加以拓展，使之包括伦理、情景和文化要素，工程师需要拓展视野，成为具有跨学科知识的多面手。他表明，哲学能够帮助工程师进行工程设计，尽管工程师很少认为自己需要哲学，但缺少了哲学，工程将非常不完备。[13]美国土木工程师卡尔·米奇安在他的著作《技术的类型》一书中认为工程设计是运用技术和科学原理使一台装置、一项工艺或一个系统能具体实现的详细过程，可以把设计描述为在思想中的以现有知识为基础解决那些省工、省力、省能量的制作的一种尝试。他还分析了发明与设计之间的现象学差别：发明家的工作是创造，他要做未知的工作，并从未知中搞出独特的创造，而设计人员他不与未知的东西打交道，只按照早已制定好的方法、路线来安排已知东西的顺序。对工程设计进行哲学阐述较早，也较深刻、全面的是美国科普和科幻作家A.阿西莫夫，他早期是军械工程师。他强调工程设计是开展工程活动的首要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做好了设计这一环节，只要按部就班去执行，工程就能达到理想的目标。他认为工程设计哲学由三部分组成：具有普遍性和有用性、并且能导致设计理论的原则和概念；必须制定一种方法，以便指导实践的操作性设计理论应用于一般的场合；提出一般的鉴定方法来衡量具体设计成果的效益和价值。他同时把工程设计划分为“渐进式设计”和“革新式设计”，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二者的区别和联系。[14]

遵循把知识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传统，有些工程师倾向于对工程知识的思考。在《工程师知道什么》一书中，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授皮特着重就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本体论上的研究。他首先批判了把“工程知识贬低为科学知识的简单应用”这一传统观点，他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成功解释世界的方式而已，由于工程知识是讲究实用的知识，是设计、建造、运转人工客体的知识，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特征，所以“工程师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独特的方法，其答案结果以参考手册的形式被编入目录和记载下来，并能跨越各个工程使用。工程知识被证明要比科学知识更加可靠得多”。[15]美国学者图尔克莱则把工程本身看作就是知识的集合，他说道：“工程不仅仅是一组人工制品，它包含关于物质的和精神的能知的知识。”[16]这些知识的概念、结构和逻辑关系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工程。

三　哲学家哲学研究的工程转向

哲学进展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职业化和专业化。古代哲学是包罗万象的、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近代以来随着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逐个走向独立，哲学的领地大大缩小了。“哲学脱离社会现实，哲学家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以阐明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因而成为公共话语场的边缘人。”哲学如果不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面对、参与和研究现实问题，并在其中提炼出新的哲学理论和思想，那么，哲学就会失去其社会基础，失去其生命力而被时代淘汰。因此，到了20世纪，为了摆脱“哲学家边缘人”的危机，哲学研究开始纷纷转向，主要包括“逻辑转向”、“语言转向”、“历史转向”、“社会学转向”和“技术转向”等。哲学研究的工程转向也是职业哲学家们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恢复“哲学是时代的精华”的一个选择。

许多职业哲学家都对工程进行了专门、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他们研究的重点和方向集中在对工程技术的本质追问、工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工程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工程对人性的影响等方面。

工程离不开工具、机器和技术手段，技术因素在工程活动中常常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工程是技术的系统，技术是工程的要素，一切技术的研究与实现过程就构成了工程。”[17]美国哲学人类学家芒福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等首先对工程中的技术进行了哲学反思。他们的反思路向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们的哲学思路不同，他们是从非技术的、人文的角度对技术的本质及其意义进行探讨的，而且他们都“对技术多少有点持批判态度。”[18]

海德格尔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现代技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而详细的阐述。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作为一种挑战自然的方式，它限定自然、强求自然，干预自然、阻止自然按其本性展示。“田野的耕种也变成了不同的耕种，这种耕种限定自然，它在强求的意义上限定自然。现在，耕作是机动化的食品工业。限定空气，使之交付氮；使土地交付矿石，使矿石交付铀，使铀交付原子能，而原子能可以生产出来用于破坏或和平利用。”[19]埃吕尔则主要从社会、政治的观点考察技术。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不再是资本，而是技术。现代技术是自主性的，技术是一个完全依赖自身的有机体，它是自足的，有其特定规律及其自身确定性。技术不再可预见，人们也不再将能为技术设置目标。人类最终将完全臣服于技术。未来技术将完全在没有人的参与下发展。针对埃吕尔的这种悲观主义观点，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则持一种完全乐观的态度，他反驳和批判道：“技术领域中的一切事物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取决于特定时期的人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和目标。”他指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人是一切技术活动的发起者和最终决策者，再复杂的技术系统，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关掉。”[20]

一项工程的设计者和完善者无法完全预测或控制这项工程的最终用途，总是存在意外的后果和出乎预料的可能性。仅有建设工程的良好动机，并不能保证达到好的效果。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大型工程不断发生事故，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美国“挑战者”宇宙飞船爆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毒气泄漏事故等工程灾难，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些工程灾难引发了哲学家们对工程中伦理问题的探索和理性反思。美国学者马丁和施金格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在工程整个过程中都蕴涵着道德问题和伦理性质问题[21]。工程伦理的核心应该是责任问题。因为在以往的工程灾难中，责任主体和追究事故责任一直都是难以确定，没有一套参考的标准。美国学者Albert Flores认为工程伦理是应当被从事工程的人们同意的、经过论证的关于义务、权利和理想的一套道德原则，发现这样的原则并将它们应用于具体的情形是工程伦理学学科的中心目标。他强调工程伦理学是从事工程专业的人们的权利和责任。[22]

对工程伦理责任研究最有成果，也最有影响的是德国技术哲学家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他在《责任之原理——工业技术文明之伦理的一种尝试》一书中指出，当代工程其效果在空间上波及整个地球，在时间上可以影响到遥远的未来。所以，行为者、行为以及行为后果已与以往近距离范围内的所作所为有了本质的区别，从而将“责任”推到伦理学理论的中心。尤纳斯提出的责任伦理，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的扩充，它是一种预防性的或前瞻性的责任，要求我们对可能出现的长远后果负责，但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出现。

四　走向工程师的工程哲学与哲学家的工程哲学之间的融合

无论是工程师的哲学反思，还是哲学家对工程问题的理性追究，由于这两个反思主体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看待工程问题的角度大相径庭，因而他们对工程的哲学反思多多少少都存在一定的偏见和局限性，因此加强工程师与哲学家的联盟就显得很有必要。工程师和哲学家在过去极为缺乏相互沟通。“他们各自的术语以及他们思想的起源和趋向是如此大相径庭，以至于他们对相互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要达到共识，只有通过外在的努力和良好的意愿。”[23]在海德格尔看来，最有效地从哲学考察技术的方式就是以一个非技术人的身份出现，从技术危险中的解脱不能从躺在身边的技术中找到。[24]而工程师、技术专家则嘲笑不懂技术的海德格尔、西蒙、斯特劳斯等这些哲学评论家把技术作为概念物来思考。[25]他们对工程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形而上的纯思辨方法之上，对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没有实质性帮助。他们不了解工程系统的结构、机制和过程，然而这却是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正如皮特说的：“置身于技术发生的第一现场，是理解技术运行机制的关键，否则，包括技术哲学家在内的关于技术的话语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飘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26]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变化了，我们不仅需要在工程和哲学之间架设桥梁，而且需要工程世界和哲学世界的交叉和整合。哲学的重要目标是展示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工程的一大特色是实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创造和工程的创造十分接近，而这种接近恰是哲学界和工程界结盟的内在基础。[27]加强工程与哲学的合作，可以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只有通过工程师与哲学家的沟通和对话，才能共同解决现代工程带来的根本问题，让工程真正造福人类。

（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