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

哲学史  >  新兴领域  >  新兴领域  >  正文

【大卫•布鲁尔】社会建构拒斥科学吗——三万英尺上空的相对主义

引言

在其著作《伊甸园之河》中,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猛烈抨击了他称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东西。他称这显然是一种激怒了他的“时髦的沙龙哲学”。在道金斯看来,社会建构主义者必须要面对少数简单而无法否认的事实:如“飞机是根据科学原理制造的。……飞机按部落的或神学的规格制造……不”。他提出一个挑战:“当我在三万英尺上空碰到一位文化相对主义者”,他说,“我会当众揭露出一个伪君子”。

谁是道金斯挑战的对象呢?在道金斯看来,他们是这样一些人,声称“科学只不过是我们现代创世神话”,“科学与其声称是真理不如说是部落神话”,还有“没有一种说法比另一种更真实”。与道金斯一样,我也反感这些说法。但是我想提的问题是:如果他的挑战是直接针对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情况会如何?

强纲领的拥护者当然不会说科学还不如神话更真实,事实上,这是它明确拒绝的看法。他们的立场是两者的真实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样都是有问题的。这两组信念本身都要求人们研究其可信性的局部成因。可信性一直都被视为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社会学的因素一直被包含其中。这种看法遭遇到道金斯压倒性的反驳了吗?

我不知道金斯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其他人也会认为强纲领的相对主义者不能弄懂像飞行在三万英尺高空这样的技术成就的意义。例证就是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写的《反对相对主义》一书。其中包含了对“社会学家的强纲领”持续的攻击,诺里斯说“强纲领”的主张鼓动他赞同道金斯的挑战。我认为这是错的。在对飞行技术的一种强纲领的、相对主义的解释中,没有前后矛盾或虚伪。正是那些自认为他们能从道金斯的谴责中概括出强纲领的相对主义的人,需要面对现实来检查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我接下来试图论证的观点。

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分析我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成功实践。我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点是明显的,飞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其中包含了所有复杂的事情。一个广泛被接受的分析起点就是利用试错法的思想。总的来说它看上去适应于飞行秘密的发现。首先,人们向往仿效鸟类的奇妙的能力。人们曾经试图制造仿鸟的扑翼,但失败了。各种各样奇妙的装置被装配起来,又被抛弃。固定翼滑翔机,我们称之为“悬挂滑翔机”,代表了关键的突破。奥托·利连撒尔(Otto Lilienthal)1890年间制造并几次成功飞行了这种滑翔机,尽管最终在试验一种新翼形时身亡。他对待这项工作不仅仅凭勇气,还具有一个工程师具有的系统的、经验主义的好奇心。

我过一会再次提及这个历史故事,但是让我们问,作为对这一发明过程的分析者,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作方法论的选择,这些选择将对相对主义问题有重要意义。主要的选择是:我们能把利连撒尔和莱特兄弟的试错法本身看作是一个自然现象吗?还是我们继续允许用非自然主义的词语注解它?

我应当解释我使用“自然主义的”这个词的含义。掌握它最好的途径是追随实验心理学家的工作。他们试图建立学习和适应的因果模型,对迷宫里的老鼠做了实验,做了有关人类感觉、记忆和学习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学习机器”,例如,他们能模式化来自经验的外推并产生归纳推理。当然,自然主义的态度并不是心理学家的专利。它被许多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实践者所分享,他们采取了一种注重实际的态度来看待知识。他们使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关注着相互作用、习俗和共享的文化资源。最终的学习机器是一个社会惯例。

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即正确和错误的信念,关于它们可信性的原因都同样存在问题。形式上,相对主义是绝对主义的对立面。如果“相对主义”意味着“绝对主义”的彻底的对立面,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一个认识的相对主义者,你就是一个绝对主义者。这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处在完全绝对的相互排斥的状态。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否则两者的界限将划在错误的位置上。为了正确地理解这种区别,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少数含糊的、口头上的阐述,我们需要抓住关键的基本思想。

为了提供这样一个典型,我们必须走进我们的文化,其中,我们对“绝对”一词的直觉是非常肯定的,这个范畴看起来也很熟悉。这当然就是神学和我们谈及的上帝。关于绝对事物最好与最持久的典型就是上帝。上帝并不走进实在因而在实在之外,他是永恒的,上帝不会改变和腐朽,他是完美的和不变的。上帝的特性不依赖于这个或那个前提或偶然,他是必然的,而且是一切无因的原因,他超越了因果关系。再次,上帝的命令不是依据外部世界而做出的,它们在范围上是无限的,而且是终极的、自足的。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应当是适当的:它们不是有用的虚构或猜想,而是信仰的对象。

这一点正是我想强调的。当我们赋予一个知识论观点以绝对的地位,它一定类似于我们希望赋予上帝的上述特性。它也许不会全部享有这些,但它确实应享有一部分。现在你可以看出我论证的策略。就是迫使相对主义的批判者承认他们的绝对主义,然后使他们对他们自己已经有意或无意地选择的立场的苛求的特征产生深刻反思。

相对主义者处在一个相对轻松的位置上。在偶然的自然王国里是没有绝对的,那里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因果关系绑在一起或偶然无目的地显现。对于相对主义者,我们的知识不过使这个王国内多了一种现象。相对主义者熟悉猜想、矛盾、私利、偏爱、一种成功和失败的混合。对于非相对主义者,事情可没那么轻松。他们承认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一个相对的状态,但只是通往绝对道路上的驿站。熟悉科学工作的实用主义者(理论是近似的、有着有限的范围、是前后矛盾的、对错相伴,或被当作有用的虚构来接受)不能将科学自身归属于绝对真理的王国。

相对主义的批判者们手中有某些诸如神学问题,如神学家如何称呼化身问题。问绝对在自然界中是如何显现就像是问:上帝是如何生成肉体?一个无限神圣的上帝如何变成有限的人,即救世主?记得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规定了上帝和救世主的身份,同时坚持认为不论是上帝的真实性还是救世主的真实人性都是不容置疑的。这被认为是一个不能被人类理智看穿的神秘的事情。我担心一个类似僵局正等待着反相对主义者。

如果听起来这像是一个想像出来的类比,就请回忆一下数学哲学中的情形。那些采纳所谓柏拉图哲学态度的人认为数学是关于抽象客体领域的一套真理,那么他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即解释人脑如何掌握这些真理并把它自身同这个领域联系起来。这就是《算术基础》一书中的弗雷格(Gotlob Frege)的问题。他嘲笑同时代人的相对化倾向,那些人求助于心理学或进化论思想。对弗雷格来说,数字是自身存在的客体。他们是非有形的、非感觉的,在时空之外。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它们呢?柏拉图数字的天堂是如何降临到地球的呢?他讨论了一种智力或精神上的行动,这种行动能够集中于概念分析。这些模糊的隐喻都是他提出来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准神学的僵局。不是所有的反相对主义者都像弗雷格那样,持明确的柏拉图主义立场,但是他所做的很明确并且影响很大,其他人不过是偷偷摸摸小规模地做。

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

认知的相对主义的批判者经常将相对主义与唯心主义混淆,好像它们是一回事,或者好像一个相对主义者在逻辑上必然要承诺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有着悠久和复杂的历史,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有两个主要主张就足以理解它。首先,不存在完全独立于认知主体的认识对象;其次,认知主体具有头脑、灵魂、精神或者意识中枢的特性。对唯心主义者来说,认识的物质对象被瓦解进入认知主体的精神中。

那些为道金斯的挑战喝彩的人可以好好思考这些话。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应该是唯心主义而不是相对主义。我们绝不能将它们混淆。唯心—唯物二分与相对—绝对二分不一样。一个是本体论的,另一个是认识论的。唯心主义的对立面是唯物主义,而不是绝对主义。相对主义的批判者不断把这些逻辑上截然不同的对立面混淆在一起,并将它们瓦解进一个混乱的混合体。

对文化历史的感受应当对此危险有足够的警惕。历史上,认知的相对主义曾被典型地与唯物主义,而不是与唯心主义联系起来。正是绝对的信仰者典型地拥护唯心主义。柏拉图主义是绝对真理的传统家园。历史上,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曾长期处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对立面。我们那些相对主义的批判者遗忘了这种界限,从一边滑到另一边,好像他们能把这种联系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诺里斯在其著作《反对相对主义》中所做的。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以相对主义者—绝对主义者二分为一边、唯物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二分为另一边,他们都站在2×2矩阵中自己的角上,这种矩阵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一些语言的混乱。这种矩阵会有四种可能的结合。我捍卫的立场是相对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结合。

一种日常的绝对?

使绝对真理观念看起来不令人费解的一种方法就是认为任何真理的属性,自动地并按其本性来说,具有绝对的属性。如果一个命题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它就是绝对正确。为支持这个观点,可以证明我们关于真理的概念中没有相对性的位置。相对主义者也许会说某些事物对于某些群体或一种文化来说是真的,但是争论来了,相对主义的反对者会认为这是一个令人糊涂的说法。相信一个命题就是相信它是完全(绝对的)真的,而不是它仅仅对于我们来说“是真的”。

谈论“对于谁是真的”,这也许会令人怀疑。然而,无论有多少人相信某事,我们总是能问:但它的确是真的吗?这是真理概念如此核心的部分,以至于我们能说这就是它定义的一部分。当然,这个定义不会导致绝对的存在。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把握了一种在任何实质性的道路上都是绝对的知识。这种实在主义的结论,就像是把存在塞进上帝的定义从而证明了任何存在物都能满足上帝的定义一样,显然是荒谬的。

如果我们不能在真理的一般定义之外想像绝对,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些可以归因于真理的特殊例子,也许我们能够把上述“对于谁是真的”的观点阐述得更清楚些。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整理了一些常识的、必须被满足的充分条件。意味深长的是他的进路有时被称为绝对真理论。我们想使绝对通俗化,因此举个日常的例子。命题“猫坐在垫子上”是真的当且仅当那个猫确实坐在那个垫子上。通常我们会说:如果这些词符合事实,它们就是真的。如果这种符合看上去很完美,为什么不说这个真理是绝对的呢?或许现在,我们就站在绝对真理的面前。

这就是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中,瑟尔(John Searle)在对符合论的很有价值的讨论中所采取的立场。假设我们通过某些适当的方法定义了“猫”这个词,瑟尔说道,“但是一旦我们通过主观的定义确定了词典中这些词语的意义,如果世界的独立于表征的特征满足这些定义,它就不再是一个任何相对主义或主观的问题”。瑟尔的立场是符合论如何能够被给予一个绝对主义的注解的例子。

然而,对于一个相对主义思想家,词与这个世界之间的“符合”从来都不能被当作“绝对”来对待。它永远是复杂的、不完全的、有疑问的和潜在地改变着。这如何适用于关于猫和垫子的这句话呢?首先,那些使用和评价这个陈述,并接受或拒绝这个真理的人必须已经学会有关的词和概念。他们必须已经学到“猫”、“垫子”、“坐”和“在上面”这些单词所涉及一组特别的和有限的例子。这些单词必须已经被例证式定义所介绍,这使得它们后来的推断和他们对更多事例的未来应用成为一个判断问题,它包含一个对有关类比的判断。我们被类似于过去的应用所引导,过去的应用已经被集体地认可和惯例化。对类比和类推的判断究其本性是不完美的和不确定的东西。它们受过去的历史、背景知识、遇到过的特殊例子、告知分类的意图、有关事件中创下的先例(和做出的决定)等的影响。

瑟尔的争辩的方针(它是非常普遍的)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图景上。与他的假设相反,意义不是那种能被“确定”的东西。正是在这点上,理论家跳出了自然世界的王国并用一种在非自然主义的词语里才有意义的方法来使用思想。弗雷格的柏拉图式的倾向也许已经被扔出了前门,但它的一种经过伪装的观点又从后门爬了进来。相对主义者将追随维特根斯坦并坚持认为意义是被作为使用收益而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允许意义能够被“确定”。意义产生于使用之后,而不是使用来自于意义。意义没有任何最高级或形而上学的特点。这里没有东西是绝对的。我们处在偶然性、惯例性、因果关系和相对性的王国里。

如果我举的这个特例——“猫坐在垫子上”这句话——看上去好像能通过某种格外直接的方式来符合世界,那么这是个幻觉。例子的套用老套的特征,也许还有当阐述陈述和事实“符合”时,重复老套的词的催眠效果产生了这种幻觉。如果人们从套用老套的例子走开,走向科学和技术中更复杂的例子,词和这个世界之间的“符合”的难以预料的特征会变得更明朗化。这里分析家(历史或科学社会学家)开始准确地注意到概念如何改变和发展,以及它们的实践是如何取决于不断的重现和调整。换句话说,概念的“惯例性的”特征通过科学的例子变得更显然。为了说明这点,我想再次拿出历史的描述并回到飞机上来。

从实践到理论

欧美那些去看莱特兄弟(他们飞行了半个小时)演示他们技术的人不再怀疑动力飞行的真实性。但机翼是如何使机器保持在空中的?飞行的基本空气动力学是什么?对此也必须进行相对主义的分析。

基本牛顿原理告诉科学家和工程师根据一个直接向上的,由机翼上气流产生的合力去思考。理解气流的办法有两重:理论的和实验的。理论上需要在想像中建立一个气流模型,为的是依据流体基本原理来向技师显示气流能够产生必要的升力,并且通过经验研究使其相信这个假设的气流真的存在。事情并不需要按以下的次序来进行,即首先做实验然后提出模型,而是实验与模型必然交织在一起。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流体动力学的控制方程,即纳维—斯托克斯(Navier-Stokes)方程,在数学上难以处理。它们是用于解释粘性和压缩性的非线性的偏微分方程,标准的处理是简化方程忽略这些变量。不幸的是,这一方程并不处理实际的流体而只能处理“理想流体”。一个像机翼的形状匀速通过一个理想气流的连续体的确会经历一个可计算的升力和阻力,但计算的结果每次都恰恰是零。如果根据这一方程,就是不考虑三万英尺,人们要想到达三十英尺的可能性看上去是极小的。

两位应用数学家,俄罗斯人尼古拉·朱可夫斯基(Nikolai Joukowski)和德国人威廉·库塔(Wilhelm Kutta)给出了一条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1900年初,受利连撒尔飞行的刺激,他们独立地提出了加上两种气流:一种是机翼上的均匀的气流,另一种是机翼周围的环流。这个思想是把实际的气流按这两个部分进行分析。甚至在没有粘性的理想气流中,这种结合能产生升力。计算升力的公式被证明是很简单的。升力L,是三个量简单的积:ρ表示空气的密度,V表示接近机翼的主气流的速度,一个数量伽马г表示“循环”。库塔—朱可夫斯基公式是:L=ρVг

关于这个公式的许多事情和它背后的理论值得关注。首先,原则上,如果这个理论能够解释一种升力的存在,它还预测了阻力的一个零值。当然,这是一个显然错误的预测。第二,这个理论没有解释循环来自何处。第三,该理论没有预测循环的值。然而,库塔和朱可夫斯基注意到一个且只有一个循环的数值能保证气流在机翼后缘顺畅地流过,在一个给定的攻角下,气流确实以这种形式平静下来(这就是库塔—朱可夫斯基条件)。最后,该理论没有应用一个真实的有限翼展的机翼。它通过一个称为“无限”机翼的抽象来处理,尽管是个非常有用的抽象。

在库塔和朱可夫斯基之后下一个大的进步由哥廷根大学杰出的工程师普兰特尔(Ludwig Prandtl)取得。如果莱特兄弟给出了我们实践上的知道如何,那么普兰特尔给出了我们理论知识去感知它。普兰特尔提出就像理想流体理论预言的那样,一旦机翼环绕机翼后缘开始推动空气螺旋,循环的起源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但之后它自身分开成为一种顺流而下的涡流的形式。这个起动涡流,正如被称呼的那样,自身将有一个循环,但由于最初的循环是零,而且一旦是零永远是零,此外,同样数量的相反循环一定被产生出来抵消它。这就是机翼周围的循环。普兰特尔称它为“附体涡流”以区别于起动涡流并突出了它的新特征。在整个过程中,它不是一直由同种流体微粒组成。由于这个原因普兰特尔坚持认为它没有物理实在,它是一个“抽象”,一个数学假设。

从理想化的、二维或无限机翼到更现实的、三维有限机翼,普兰特尔总结了循环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人们不能想像由于理论在这方面更逼真,理想化的事物和理论上的假设会被逐渐剥离出去。不存在走向某些纯粹描述的理想,在其中,循环被一种立即和直接的与现实的一致所征服。正相反,普兰特尔在介绍他的所谓的“升力线”理论时指出,虽然存在于现实中,并且我们能在头脑中画出它,机翼为了计算的目的被一条简单的、直的几何线所取代。升力线在力量和每单位长度上被当作涡流运动等效物的核心,并被当作库塔和朱可夫斯基所引入的循环。

关键是:普兰特尔用一个数学上易处理的简化物替代了十分复杂而无法工作的现实。他使用了一个由概念、一些从理想气流理论得出的东西、一些从带粘性的真实气流的行为中来的东西所构成的混合物。逻辑上这使得理论前后矛盾,但这是权宜之计,因为它允许工作继续前进。

从理论到事实:适应

为了引起对库塔、朱可夫斯基和普兰特尔工作事实的注意,我不是对他们进行批评。相反,其中突出的是:在开发和扩展由他们任意支配的智力工具过程中,他们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和创造性的新颖设计。但必须强调的是用绝对主义的词语来掩盖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一个绝对真理不能是一个有用的假设或者自身不一致;它不能是一个部分或实用主义的近似或一个对与错的混合物。绝对真理不能满足权宜之计的需要。

绝对主义者们可以用进步的观念来回避困境吗?例如,把知识的所有这些特征归咎于知识本身不完善和不发展的情形。确实某些矛盾随着理论的整合而消失,但是一旦老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又频繁出现了。在循环理论作为升力的真实原因被接受后很长一段时间,循环为何服从库塔—朱可夫斯基条件的原因,仍然含糊不清。

学会与这些知识的事实共存是很重要的,得把它们当作真正知识的事实,而不是前知识或次要知识或二流的知识来对待。对于自然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普兰特尔和他的同事在1918年左右知道了机翼为何产生升力。如果允许用绝对的语词来定义知识,这会是毁灭性的。沿着那条道路,知识将永远超越地平线。我想知道那些为道金斯喝彩的人看到这个危险了吗?相对主义的批判者,那些信奉绝对主义的人,正在把我们引向不可知的结论。

对进步的其他恳求又怎么样呢?我们当然能说机翼上气流循环的组成部分的经验事实已经变得明显了,也许不是在1918年,但是肯定地,就我自己承认的,在1924年理论上的模糊也许继续存在,但在某一确定的点上,无疑,循环的思想不再是推测或是一个有用的数学假设,而成为一个明确的事实。例如,机翼周围的循环在那些产生于翼梢的后缘涡流里显现出来,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对于观察者是完全可见的,它们甚至能被拍照。经验主义哲学家称作的一个理论词语——“循环”,现在变成了一个观察词语并被描绘为一个明确知道的事实。

这是对的,只要我们记住不存在“纯粹”的观察词语这种东西。由于使用风洞做了更多工作,做了越来越多的细节测量,一个机翼上气流的永久精细的图景形成了。工程师们逐步了解该领域道路的方法就像我们逐渐了解一个新城市道路的方法,或者就像一只实验鼠逐步知道迷宫里的通路一样,都是通过徘徊、探索和建构一幅认知的地图。甚至可以正确说循环现象变得同某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实一样明显,例如,猫正坐在垫子上这一事实。但要承认这个结论并不是向绝对主义者让步,除非我们已经承认猫坐在垫子上是一个绝对真理。这正好是我先前讨论过的问题,也恰恰是我不会让步的东西。

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在自然的一般规律上而不是事实的特殊事例上,事情会有不同吗?也许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自然规律比猫坐在垫子上的句子更具有绝对的特性。让我们关注库塔—朱可夫斯基法则,升力是密度、气流速度和循环的乘积。这就是使莱特兄弟升空的法则,这就是今天能够维持即使是一个执拗的相对主义者也能在三万英尺高空飞行的法则。

我们需要仔细考察被赋予这条法则的普遍性。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科学的推理从个别走向个别。规律从那些被认为是纳入它的例子间挑出相似性,当然,纳入规律的例子间也会有不相似和不同。例如,昆虫翅膀上空气的流动模式与标准机翼上的稳定气流完全不同。昆虫的飞行依靠利用翅膀前缘涡流的快速产生和再产生,这增加了空气循环并产生升力。这些涡流有时确实在标准的机翼上产生,然而却是灾难的预兆。它们含有被称为气流从机翼的“分离”,这预示了失速并因此升力衰竭。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普兰特尔的一个学生:迪特里希·库奇马(Dietrich Kuchermann)设想出一种新型机翼,在所有飞行条件下包含和利用这种气流分离。他设想通过使用一种细长而薄的三角形使得机翼前缘涡流稳定。那时这被认为是一种“异端邪说”,但是通过他设计的协和式飞机的非凡机翼,他的异端邪说今天变得为人们所熟悉。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工程师,他对差异和变化性有天生的感觉,而不是倾向于思考我们所能抓住的最终的实质。在其著作《飞机的空气动力设计》中,他总结了他的技术思想和总的设计哲学,他写道:

在我们能够考虑气流和得出经得起检验的方程前,必须要进行最极端的简化假设。

整个科学建立在高度理想化的理念、巧妙的抽象和近似值上。任何时候我们应当谦虚地记住这点,尤其当有人声称已经拥有“正确答案”或“正确解答”时。

一种发展自然主义观点的流行方法是与生物进化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跟随波普尔的邀请,类比科学中的试错法与进化过程中的试错法。技术的成功变得与生物适应相类似。说我们的技术成果就是说我们已经对环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适应。自然进程能够而且确实产生了成功的适应,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成功是多么偶然的、易变的和不稳定的。我们不能被诱导用绝对的语言来掩饰它们。比如适应从来不是“完美的”。从来就没有事物可以完美地适应,进化也不能理解为向着这个目标逐渐前进。

第三条道路的神话

现在我已经摆出了我的理由来说明强纲领的相对主义绝不会与技术的成功相矛盾,比如在三万英尺高空飞行。我关注于其中知识的工具性的、实用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特性,此例子的社会学维度是显而易见的。认知的手段是通过局部的、偶然的和共享目的的方式达成的。这里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社会利益上的实用主义。飞行显然有着潜在的军事用途。士兵们需要知道下一座山后有什么,而一架侦察机能告诉他们。普兰特尔和他同事的工作就是将关于理想流体理想化的、无用的数学联系到这项新技术上。这就是为什么古典的关于流过直的、圆形的或椭圆的表面的流体动力学让位于关注于机翼特殊的几何学,以及为什么古典的结论被有选择地使用和忽略。所以这里存在着社会利益以及存在着它对惯例和范例的创造性和变革性的影响。

面对道金斯风格的挑战,我也提出了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反相对主义者们如何解释和证实他们的绝对主义呢?我不认为我已经证明相对主义是正确或绝对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我已经展示了绝对主义是一个很没有吸引力的立场。反相对主义者们无疑视他们自己为科学的拥护者。但是反相对主义意指绝对主义,而绝对主义是对现代科学的一种背叛。当我试图把相对主义置于自然主义基础上使它看起来更明显时,我则可以说它是科学态度的产物。谨慎的相对主义者不必操心技术的成败,而绝对主义者就要操心。

相对主义的批判者们一定不会认为他们能通过声称他们既是非相对主义者,同时也是非绝对主义者来回避这个问题。显然,有些人可以拒绝相对主义的某些(特殊的)版本,同时也拒绝绝对主义的某些其他(特殊的)版本,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里没有第三条道路允许批判者避开这两种立场以做出其他选择。例如,仅仅根据一些范畴,如引用“客观性”来表达他们的支持,没有人能够对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拒绝。这仅仅是在把问题向后推,我们怎么去理解客观性呢?它是部分绝对或部分相对吗?客观性不是一个中间的、中立的地带,它仅仅是自身需要分析和要求根据二分法来定位的概念。

一个相对主义者能够跟随杜克海姆和维特根斯坦的指引给予客观性一个描述。客观性是主观性的对立面,而主观性的特征依赖于个体的心理状况。因此一个信念、判断或标准的客观性可能依据社会——共享的传统和制度——来解释。它们能够维持超越个体的主观性的标准而不踏出自然界。

很清楚,作为一个相对主义者,我不能把相对和绝对的二分当作是绝对的。但我能够把其初步的合理性与其力量视为当前讨论的出发点。我仍然需要用这种二分来提出我的挑战。如果反相对主义者认为存在第三条道路,那么他们还需要做工作。他们需要向他们的对手和他们自己解释这点,他们不能只是简单做抽象和非实质的要求。就我而言,我看不出在否认相对主义同时而不去信奉绝对主义,反之亦然。我想我宁愿做个三万英尺高空的相对主义者,而不是在任何高度上的绝对主义者。

 

(原载《江海学刊》2007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