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生态文明，应着力把握其表征时代精神的理论特质，特别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为此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资源进行文献学梳理，就显得极为必要。笔者曾以“绿色经典文献十大分类选评”为题指出：“在当代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经典文献以其对地球生命系统与生存环境复杂关系的深刻领悟，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生存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之忧患意识的深层挖掘，对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生产方式的深沉反思，形成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旨在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环境的绿色运动和绿色思潮。”[1]也就是说，绿色经典文献在传播和构建生态文明先进理念，特别是在促进“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方面，具有独特的精神资源价值，值得系统梳理和深度借鉴。在本文笔者以文献学为维度，以“绿色文献译丛”为选题，对生态文明的精神资源进行梳理和选介，旨在为生态文明的思想理论建设提供较为密集的文献线索。

综合研究领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000年隆重推出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至目前出版两批共16本。第一批11本包括：(美)梭罗的《瓦尔登湖》(徐迟译)，这是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的一部文学名作，被誉为美国环境运动的思想先驱；(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侯文蕙译)，是土地伦理学开山之作，被誉为“绿色圣经”；(美)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吕瑞兰等译)，无疑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一声号角，美国前副总统，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戈尔说的那样：“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2]12(美)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术》(侯文蕙译)，从生态学角度揭示现代技术对环境的副作用；(美)丹尼斯·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是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它直接导致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的召开；(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专家通信小组为准备此书作出贡献，实际上是一次国际合作的产物，并成为大会的基调报告，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毕聿译)，是著名的纽约世界观察研究所“世界观察警钟”丛书的第二本，揭示消费主义与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反省传统生活方式；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该书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国际性宣言”，“可持续发展的路标”。此外，还有我国学者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曲格平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徐刚的《伐木者，醒来！》。

第二批5本：(美)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郭名倞译)，作者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该书是描写自然界动物、植物景况和天趣最有影响的力作之一；(美)卡洛林·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作者塑造了20世纪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与过去数个世纪的历史事件之间强有力的关联；(美)比尔·麦克基本的《自然的终结》(孙晓春译)，引发对自然终结、科学终结等等的思考；(美)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作者是世界环境伦理学会前主席，该书是生态伦理学的代表作；《新文明的路标》，生态文明的历史与许多重要的生态环保组织及其所引发的国际合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该书汇集的是由这些组织合作中产生的绿色经典文献。该文库的出版正在形成一股绿色冲击力[3]。

可持续发展学领域。青岛出版社1997年以来推出由牛文元等主编的“绿色文丛”第一辑共4本，收入《绿色战略——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该书是数十位高层官员与资深科学家关于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群言堂。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分别为本书作序。(美)R·F·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把环境伦理思想解读成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最新发展和逻辑延伸，是一位美国绿色思想家关于环境伦理史的建构与阐释。此外该文丛收入我国学者田家怡等的《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研究》以及莽萍的《绿色生活手记》等。

经济学领域。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1-2002年推出由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主编的“绿色前沿译丛”，至目前已出两辑共11本。诸大建教授在该译丛总序中开宗明义：“事实上，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可以有不同的深度或绿色程度。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建立在环境与发展分裂的思想基础上，是60—70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的基调；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要求将环境与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这是90年代以来第二次环境运动的主题。因此，推出这套丛书，我们不是要简单地去赶‘绿色’时髦，而是要关注90年代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绿色新思想，真正能够促进21世纪的中国走上跨越式发展的道路。”[4]第一辑6本中(美)赫尔·E·戴利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等译)，强调“发展”而不是“增长”是新环境主义的核心，“发展”指的是质的变化和潜力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将经济活动看做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不能超过母系统所能承受的规模来发展。(美)唐奈勒·H·梅多斯、丹尼斯·L·梅多斯、约恩·兰德斯的《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赵旭等译)引用最新资料，不仅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思路而且倡导从系统、结构甚至是思维模式上为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寻找突破口。(美)诺曼·迈尔斯的《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等译)揭示了当前生态环境的严重危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要行动起来，共同挽救我们的地球。(美)罗伯特·艾尔斯的《转折点：增长危式的终结》(戴星翼、黄文芳译)认为，全球经济的基础结构本质上无法向大多数人提供社会福利，作者提出经济活动应进行根本性的重构，强调服务而不是产品，这才是获得可持续未来的出路，是新古典经济学最著名和富有创见的代表作之一。(美)加勒特·哈丁的《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戴星翼等译)集中讨论地球有限承载力问题。(美)保罗·霍肯的《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夏善晨等译)认为，传统商业以地球资源大量吞噬所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使人类生存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而环保主义者和支持环保企业的措施未能触及问题要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设计而非管理，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才是唯一真正出路[5]。

收入第二辑5本的(美)希拉里·弗伦奇的《消失的边界：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李丹译)的主题是：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如何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环境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如何协调两者矛盾。(美)彼得·休伯的《硬绿：从环境主义者手中拯救环境保守主义宣言》(戴星翼等译)认为唯一的稀缺是绿色的稀缺，是人类未触动的森林、荒野、湿地，为此他提出“在第三维生活”策略，即开采地下资源，以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和生活节约土地。作者认为只有富裕，社会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实现“在第三维生活”，而贫困只能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美)巴里·康芒纳的《与地球和平共处》(王喜六译)，是作者对美国环境危机和控制环境污染方面研究有独到之见的著作，作者从严酷现实和可靠数据中推演出这样的结论：环境危机是由于生态圈与技术圈相冲突而导致的。环境污染是可以预防的，但必须对当前的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设计和改造。作者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行动起来共同挽救我们的地球。在(英)埃里克·诺伊迈耶的《强与弱：两种对立的可持续性范式》(王寅通译)中，作者把弱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都摊在读者的面前，进行了充分的剖析，其“结论”是：度量可持续发展必须非常小心。作者指出，由于不确定性和无知，科学并不能确切地告诉社会，在消耗自然资本方面它能走多远，才不会危及子孙后代的福利。(美)丹尼尔·A·科尔曼的《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指出，我们可以让环境破坏过程发生逆转，通过确立生态责任、民主参与、环境正义、社区行动等价值观，生态型政治战略是可以行之有效的[6]。

环境与发展领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推出“环境与发展译丛”共5本。其中(德)Friedrich Schmidt-Bleek的《人类需要多大的世界：MIPS生态经济的有效尺度》(吴晓东等译)指出，当今环保政策的误区：在纳克量级上严格控制有害化学物质的排放，试图藉此净化环境，然而事实上宏观的生态灾难仍在不断发生。为此作者建立了一种衡量生态效应大小的尺度：MIPS(单位服务的物质消耗)，使我们有可能建立非物质化目标，推行环境污染小的生活方式，从而在宏观尺度上改善生态环境条件。而(美)P. Aarne Vesilind, Alastair S. Gunn的《工程、伦理与环境》(吴晓东等译)列举了工程师需面对的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决策案例，介绍关于工程师环境伦理的不同学说，包括职业规范及环境责任的讨论。(美)Daniel P. Loucks/John S. Gladwell主编的《水资源系统的可持续性标准》(王建龙译)探讨了可持续性概念应用于水资源系统规划和管理时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和挑战，提出实现水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指南和标准，并提供大量案例研究。

(美)Edward S. Cassedy的《可持续能源的前景》(段雷等译)，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化石燃料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能源，它的长期使用已经损害了环境，并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当前的现实是，化石燃料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能源。也就是说，在将来采取替代的能源供应方法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对可持续的替代能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进行大量的投资，才有望实现可更新能源的大规模利用。本书探讨了各种可持续的替代能源技术的历史起源、技术特点、市场前景和环境影响以及利用它们时所需的能量储存技术。这些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水力、地热能、海洋能、太阳能转化的氢燃料。(奥)Arnulf Grubler的《技术与全球性变化》(吴晓东等译)认为，技术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技术既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等全球性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也是监测环境影响和执行相应策略的中心问题。技术在导致全球进步的同时也引发大量社会和环境问题。该书以技术和全球性变化为主题，通过大量数据和实例介绍了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里技术是如何塑造社会与环境的，描述了技术的定义和模型、技术进步的起因及其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

政治学领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推出的“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国内对欧美环境政治学研究及进展的首次系统性编译介绍。第一批入选图书共4本，涉及环境政治学的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生态政党等三个主要构成。其中(英)安德鲁·多伯森的《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主译)提供对生态政治观念和绿色运动目标与战略的清晰而富有启发的思考，作者明确主张生态主义应被视为一种独立政治意识形态。(英)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主译)在吸收马克思、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和无政府—工联主义思想基础上，提供一个着眼于推动绿色政治和环境运动前进的人类中心主义分析。作者拒绝生物中心主义以及过分简单化的经济增长极限与人口过多主题，同时揭露后现代政治和深生态学的绿色方法中的缺陷和矛盾。(德)菲迪南·穆勒-罗密尔、托马斯·波格特克的《欧洲执政绿党》(郇庆治主译)提供了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先后进入全国政府的5个西欧绿党(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一种个例研究基础上的综合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不断调整中的绿党已变得日益适应欧洲联盟政治需要，尽管联合执政实践更多意味着生态政治原则的进一步妥协而不是实现政治的绿化。(英)克里斯托弗·卢茨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徐凯主译)提供一个对20世纪90年代环境运动在西欧、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状况的综合分析。作者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不断制度化的现存环境组织面临着更激进团体和地方性抗议者的挑战，而尽管日益增加的环境难题和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证据，一种全球性环境运动的发展至多是初步性的。

美学领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推出由美国长岛大学教授阿诺德·伯林特和中国武汉大学陈望衡教授主编的“环境美学译丛”共5本。(美)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的宗旨和推动力是：重新界定环境，承认其美学内涵。(芬)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武小西、张宜译)讨论精神性环境中怎样调控人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加)艾伦·卡尔松的《自然与景观》(陈李波译)提出自然和景观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并由此出发提出环境美学的理论体系与美学思考，还为环境美学前景提供清晰图景，界定该领域的概念，对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进行了更为清晰的美学剖析。(美)阿诺德·伯林特的《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陈盼译)提出用体验的种类、意义和其特有的价值来定位环境美学的研究，并提出负面美学判断的理论框架。(法)米歇尔·柯南的《穿越岩石景观——贝尔纳·拉絮斯的景观言说方式》(赵红梅、李悦盈译)突出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的区别，探讨各种文化背景下现代景观设计与创造的特征，以及一种平等对话的价值观。

法学领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由被媒体称为“受难动物的代言人”莽萍女士主编的“护生文丛”8本。其中(美)加里·L·弗兰西恩的《为动物立法：东亚动物福利法律汇编》(张守东译)收集新加坡、菲律宾、日、韩和我国港台的动物福利法律及法律性文件，并附有英、挪威、德国的动物福利法及美国各州虐待动物法律概述，其中多数法律文本是新近译成汉语的。其《动物权利导论》(张守东译)围绕动物权利等问题进行回答，他不像雷根那样从传统的自由权利理论为动物辩解，也不像辛格那样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倡导动物解放，而是通过对边沁等人哲学观点的反思与辨析，对诸如英美等国动物保护法实际效用的考察，提出人类对待动物应当适用“平等考虑原则”。

(美)汤姆·雷根、卡尔·科亨的《动物权利论争》(杨通进译)认为，人对动物的态度是人对自然的态度的一个缩影。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和人类道德的进步，动物权利被认为是现代动物保护运动的发动机和牵引器。但在动物是否拥有权力的问题上人们却一直存在着争论。两位作者分别代表人们在这一问题上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汤姆·睿根的《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莽萍译)是所有谈论动物权利这一主题的书中最好的一本入门读物，作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大。

(英)考林·斯伯丁的《动物福利》(崔卫国译)试图努力减少动物痛苦，消除残酷虐待动物现象，对动物进行营救治疗并使之康复，作者希望以一种更为广泛的观点使我们弄清楚自己作为动物拥有者和公民所具有的责任，并对那些工作在第一线的人们产生更大支持。维韦卡·梅农、坂元正吉编的《天地与我：亚洲自然保护伦理》(张卫族译)，文章作者来自16个国家，从科学、人文、哲学和宗教等角度阐述宇宙间所有生命的平等性和相依性，阐述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英)安德鲁·林基的《动物福音：关注动物的基督信仰》(李鉴慧译)，从神学、哲学和伦理学(主要是神学)角度阐述了动物作为上帝的受造物同人类都有其价值，与“人权”一样，动物享有“动物权”，而“动物权”是由人类来实现的。该文丛还收入主编莽萍的《绿色生活手记》修订本。

哲学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最新推出张岂之教授主编的“环境哲学译丛”首批4本[7]。其中(美)彼德·S·温茨的《现代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 Toda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宋玉波、朱丹琼译)，其英文版已在世界24个国家或地区出版。该书由四个部分组成：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协同论及其功用，被马修(Richard A. Mathew)评价为“一本让人非常容易接受的环境伦理学著作”。(英)詹姆斯·拉伍洛克的《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肖显静、范祥东译)，作者自1994年以来一直是牛津大学格林学院荣誉访问研究员，1974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90年获得荷兰皇家文理学院第一届阿姆斯特丹环境奖。他是盖娅假说原创人(现成为“盖娅理论”)。(美)彼德·S·温茨的《环境正义论》(Enviromental Justice，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朱丹琼，宋玉波译)认为，时代需要达到社会正义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满足，我们的学术研究必须关注正义论与生态学。书中全面考察古代到当代正义理论及其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探讨国家和国际环境义务、代际公正、财产权、成本—效益分析、环境人权，重构分配正义理论并用其解决环境难题。(英)E·库拉的《环境经济学思想史》(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Thought，劳特利奇出版社，1998，谢扬举译)是有名的Rotledge“经济学历史研究”丛书之一，也是全球第一本环境经济学思想史著作。这本思想史既是环境经济学思想史的总结，也是环境经济学进展的重要基础，是旨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著作。《经济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对《环境经济学思想史》的评价是：“对经济学中日益重要的分支的进展给予了简明扼要且可读性很强的论述，它内容全面，让人印象深刻。”[8]

史学领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推出“生态与人译丛”5本。其中(美)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这部关于1929年至1930年间毁灭性时代的纪录，既是一部大平原的通史，也是对两个特殊的尘暴地区——俄克拉何马州的锡马龙县和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的集中研究，对当代中国极具启示价值。(美)斯蒂芬·派因的《火之简史》(梅雪芹等译)对林业和土地管理中的精英统治论、乡村放火、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运动以及干扰生态学等内容做了有益探讨；派因是关于火的历史的世界主要权威，在地质学和地理学框架中为我们提供了生态史和人类史的全景；他证实火在塑造全世界的景观、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并表明在更新世末期人类如何通过学习操纵火而在某种程度上与火联合起来。(美)托马斯·贝里的《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曹静译)是探讨21世纪初人类在这颗行星地球上的存在问题。

应该指出，还有诸多绿色经典文献，有的列入其他“译丛”中出版，如(美)H·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列入罗国杰主编的“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美)戴斯·贾丁斯的《环境伦理学》(林官明等译)列入“经济伦理学译丛”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有的由著名出版社出版，如(德)汉斯·萨克赛的《生态哲学》(文韬等译)由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法)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陈泽环译)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美)阿·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陈嘉映等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此外，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包括余谋昌教授的《生态哲学》在内的《生态文化丛书》共6本，重庆出版社2007年出版杨通进教授主编的“走向生态文明丛书”共7本等；有的散见于著名出版社，如欧阳志远教授的生态哲学研究三部曲：《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最后的消费》和《上帝的陶杯》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和2003年出版，等等。而这些著作都是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扛鼎之作。限于篇幅，对此笔者将另文研讨，以期推动生态文明精神资源的文献基础建设

（原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