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4日和15日两天，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的“科技高速发展对伦理道德底线的冲击及其化解”主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明国教授主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王玉平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博士分别围绕研究会的近期动态、本次会议的筹备情况及会议主题的含义等作了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其中，有近30名学者在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下列三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1　科技发展伦理中的基础问题

广西民族学院高剑平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追问技术与伦理”。他认为技术作为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伦理作为稳定自由的规范，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断裂上。在时间面向上：技术面向未来，以此获得其先进性；而伦理则面向过去，以此获得其稳定性，即技术的“真”与伦理的“善”之间的断裂。在空间展开上：技术则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以获取足够的利润支持，从而研发更先进的技术；伦理则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以获取本体论意义上的家园感和安全感，即技术的“利”与伦理的“善”之间的断裂。弥合技术与伦理的时空两个维度断裂的模式有康德的“必然”和“自由”统一模式、海德格尔的“解蔽”统一模式以及马克思的“实践”统一模式。其中，马克思的“实践”模式为最佳。

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教授向大会作了题为“面向技术及其发展的伦理问题研究”的主题发言。他认为，技术与伦理的区别主要包括：超前性与滞后性，中立性与区域性以及转移性与固守性。技术与伦理是两个相异的领域，技术价值是联系技术与伦理的桥梁。我们所谈的技术伦理是以技术价值为前提的。价值是来源于技术本身的一种属性。属性、价值、伦理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有了技术属性，才有技术价值，有了技术价值，才有技术伦理。技术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由它引出技术的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技术的社会价值中包括生态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等，特别是生态价值引起了目前的普遍关注。现代技术发展到体系化过程之后，在应用过程中对社会的冲击远远超过以往单体技术或双体技术的冲击，引起我们对技术伦理的反思。构建适合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一是要加强人自身的伦理建设，二是要面向技术建立社会伦理秩序。

华南农业大学高菊副教授在作题为“科学自由与道德评价”的发言时指出，当下，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对于怎样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她认为，科学研究无禁区，但技术应用有边界，或者说“研究无罪，运用不当有罪”。尽管科学研究的自由度很大，但科学自由具有相对性，故对科学活动进行道德干预具有必要性，同时这种道德干预也具有可能性。而这就涉及到科技活动主体道德选择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以及如何对科技活动进行道德评价等问题。她提出，一切严重危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公共福利，有损环境和可持续性的科学活动都是不道德的。这应成为对科学活动进行伦理甑别的最高原则。

东北大学陈红兵副教授宣读的论文题目为“探寻拯救之路——新卢德主义克服技术负效应思想评析”。新卢德主义对技术的批判直接指向现实生活中的人工物，试图探寻从目前的技术困境中解脱出来的途径。她对格兰蒂宁（Chellis Gendinning）、曼德尔（J. Mander）和波兹曼（Neil Postman）三位新卢德主义者克服技术负效应的思想进行考察后指出，新卢德主义者面对现代技术问题开出的种种药方概括起来有两类，一类是变成反抗技术的行动者，一类是从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入手。可以看出，新卢德主义者对技术问题的批判中虽然也提及“资本逻辑”问题、强势利益集团问题，但是，他们在对策上却几乎没有提及社会制度问题和社会政策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局限。

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刘松涛与其导师李建会教授联名作了题为“断裂、不确定性与风险——试析科技风险及其伦理规避”的报告。他认为，科技高速发展引起的价值断裂以及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使基于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成为高风险的社会。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总是纠缠在一起，我们用价值断裂来描述二者间发展的不同步。这不是既有伦理出了问题，而是科技发展太快，致使对伦理的反思时间不足。从大科学观的角度来考察，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今天的科技是一种风险，但科技风险也是一种机遇。科学技术的当代特点，决定了规避科技风险必须重视科技专家的伦理责任，并注重吸收责任伦理和交谈伦理的思想资源，以使不确定性的未来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控性。

华南师范大学江雪莲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从实践伦理角度看高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的挑战与冲击”。她从实践伦理的角度来定位科技伦理，认为科技高速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冲击与挑战是全方位的。面对挑战有两种应对方法：一种是用道德底线防守；另一种是主动出击。一味强调伦理对科技的约束作用，只能阻碍科技的发展，陷入对科技本身的不伦理。正确的态度应是抓住科技发展给伦理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高科技对伦理推陈出新的促进作用，建构实践伦理意义上的新科技伦理。惟此，方能为科技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和方法论指导。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喻佑斌博士从自由与约束的角度对科技高速发展何以引发伦理困惑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的自由与约束的关系跟物质层次上的冰、水与气的关系类似。人的自由度的提高，意味着伦理对欲念约束的降低。他认为科技发展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维度，一是增强了人类操控自然的力量；二是提高了人类的认知水平。科技发展使人在自然中的自由度增加了，使人类的自然欲望更容易得到当下满足。同时，科技的发展挑战了人们的日常信念甚至传统信仰，使得道德戒条和传统道德信念以及宗教信仰的约束力降低。伦理底线的不断被冲击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科技发展太快了，而是相关的人文社会学科、交叉学科、伦理学的发展没有跟上。

江苏大学哲学系主任吕国忱教授向大会递交了题为“科技和道德关系的现代走向”的主题论文。他认为科学技术对道德有积极或消极作用，道德对科学技术也有推动或负面效应。科技和道德之间是双向互动、进退两难的。在这种相互交织的作用中，如何克服科技和道德的不利因素，促进它们的良性发展，既是人际交往的精神支柱，也是科研领域的应答课题。

河南大学研究生王爱豫宣读了题为“论科技异化产生的哲学根源及其和爱化解”的论文。她认为，科技异化产生的根源可以从理性认知的扩张造成对主体性的挤压，理性认知的张扬遗忘了人的意义价值，理性认知方法导致科学主义泛滥等方面进行探讨。科技理性应凸显人文关怀、道德情怀、“和”的思维特色，这将有利于科技异化的和爱化解。

2　科技发展伦理中的专门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殷正坤教授作了题为“为制造生命辩护”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合成生物学的最新发展，引起了伦理学界、宗教界的广泛争论，但我国对此关注不多。从道义论和后果论这两个角度都可以看出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不可阻挡。伦理底线只有一个，是维系人类社会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要尊重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尊重人的身体的存在和尊重人的精神人格这两个方面。冲击伦理底线是对伦理底线的严重违背。从古至今，冲击伦理底线的事很多，试图完全阻止人对伦理底线的冲击是不可能的。科技发展会产生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新的伦理来维护。科学家从事哪些研究是各方博弈的结果，伦理只是其中的一方而已，但不能进行不尊重人的生命的研究。

河南省委党校秦健教授向大会递交了题为“对克隆技术的异议及传统伦理应有的宽容性”的论文。她认为，克隆技术的发展与传统伦理观念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如何对待、缓和、甚至解决这些冲突，是应用伦理学界应该关注的一项重要的现实课题。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趋势面前，人们应该利用伦理观念对它进行积极的引导，而不是仅仅以传统伦理观念为借口对技术加以太多的限制。在科学技术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在伦理观念与技术之间各种激烈的论争面前，往往是前者做出了最终的让步。因此，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伦理框架应该是开放的。

福建医科大学讲师朱红梅发言的题目是“医学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她认为，医学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是当今非常尖锐的问题，主要包括：安乐死、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基因技术、干细胞技术和克隆技术、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等。这些方面都有许多案例表明，医学高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伦理价值观上的严重冲突，人越来越成为人所创造的技术的作品，这对婚姻、家庭、两性、亲子关系都是一种冲击。技术的发展要得到伦理评价机制的导向。伦理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并做出相应的变革和适应。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作了题为“科技发展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及其完善”的报告。他认为，目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人类中心论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要保护自然就需要改变我们的环境伦理观念，西方的现代环境伦理学试图建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具体表现在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大地伦理学等方面。科技发展揭示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以科学发展为基础的新自然观的出现，导致自然本身具有了复杂性，提升了自然本身的地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科学的根据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辩护不是充分的，但却是必要的，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环境伦理学有利于达到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武汉科技大学罗天强副教授向大会递交了题为“论消费者对技术的社会责任”的论文。他认为现代消费主要是对技术功能的消费，消费者是技术的重要主体，因而也是技术的责任主体，消费者应通过负责任的消费为技术承担生态保护责任、社会伦理责任和促进技术健康发展的责任。

浙江大学丛杭青教授结合今年3月18日在浙大召开的2007年全国工程伦理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对近年来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和制度化建设进行了回顾与评价。他认为工程伦理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学科，我国目前正处于工程职业化建设（职业化运动）阶段。该阶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制度，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应该在大学中的工程类学科中开设工程伦理课程；第二，专业认证，我国目前正在进行试点，成功的话，将会把工程伦理引入工程认证体系；第三，注册工程师制度，我国到2010年将全面推行注册工程师制度，要获得注册工程师执照，必须通过工程伦理内容的考试。第四，职业管理与职业资质，相关工程社团必须建立健全伦理章程。

中央民族大学讲师岳永杰向大会递交了题为“论信息化时代下的伦理建设”的论文，他认为，在信息化和科技高速发展的现时代，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新出现的伦理问题，如环境伦理，网络伦理，基因伦理等等不一而足。各个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不得不反思伦理的再建设问题。基于此，伦理可以分为超越性伦理，限制性伦理和个人伦理三个层面，并进而从国家、集团和个人角度论证了这三个伦理层面建设的可能性。

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科学技术与人文研究所研究生赵江波宣读了题为“军事技术的伦理审视”的论文。他认为，军事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其发展的伦理方面的审视。军事技术的一些非理性应用给社会和人类带来了严重灾难，表现出道德的“恶”；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先进技术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不平等的表现，因此，要求军事技术主体承担起必要的道德和责任。

上海水产大学宁波副研究员作了题为“科学伦理中的几个热点问题”的发言。他认为，目前，科学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包含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工程伦理学和网络信息伦理学等。太湖水污染问题掀起了全国对水体污染的重视。生命伦理学中的行善原则、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公正原则等难以解决生殖性克隆、人类基因组计划、转基因技术、安乐死等问题，所以如何规范、引导生命科学中的大胆尝试显得越来越重要。网络伦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网络伦理规范对今后网络化生存至关重要。科技伦理的热点因时而异，对于水产科技界而言，科技伦理问题仍是新鲜事物，更有关注的必要。热点领域往往是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的契机，因此，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对丰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大有裨益。

3　科技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建设问题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段伟文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新科技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及其运行”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伦理问题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要在多种伦理学的框架下，运用“鸡尾酒疗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新科技（Emerging Technology）具有应用性、跨学科性、反思性更强的特点。新科技导致的伦理冲突是缘于对新科技可能性后果的价值、文化、伦理的解读。而风险与新科技的软着陆机制，是要把风险管理思想引入到伦理中来，实现风险最小化。伦理软着陆机制的目标包括增进认识、培养能力、形成一定标准、有面向实践的智慧等。软着陆机制的基本框架是要把握事实、寻求中间创新、进行评估，采取动态行动。在具体运作中应注意对科学事实和技术细节进行多维度剖析和明确界定伦理问题等。

河南大学张纯成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形式、诱因、控制和防范”。他认为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是个人损害他人或集体、国家利益而使自己获利，反映了利益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它不仅使科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冲击，还使科学的自主性、科学资源分配的公正性、科学交流和传播受到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影响到科学的自我纠错机制，阻碍了科学活动的健康发展。经济利益驱动、科学精神缺失和评议机制不合理是利益冲突的主要诱因，并提出了用学人自律与规范他律相结合、政府干预与公众监督相结合、学术批判与学派惩戒相结合、专家评议与利益回避相结合、规范公开与评议保密相结合这五个方面的“结合”来控制和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刘霁堂教授向大会递交了题为“略论默顿的科学越轨理论”的主题论文。他认为，默顿关于独创性是科学制度的最高价值，对独创性的承认是科学家的基本诉求，科学越轨是科学制度使然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科学越轨行为出现的原因，但默顿对科学越轨现象的研究过于简单，未能走出小科学境地，因而其观念面对今天的大科学显得非常苍白。不过，默顿的这些观念为我们建构科学制度、以制度抑制越轨，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独创性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研究生郭志峰和其导师洪瑾教授联名提交了题为“浅析科研伦理体系”的论文。他们尝试着用整体和全局的眼光对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研领域自身的运行逻辑及保证其良性发展的要素进行探析之后指出，导致学术腐败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还是因学术思想评价体系单一，成果保护不力，法律体系不完善，评审过程不透明等造成的。因此，必须重视科研伦理体系的建设，彻底根除系统缺陷，使科研回归良性发展轨道。河南大学研究生古海云宣读的论文题目是“寻找科技规范之路”。她也认为，欲更好地发挥科技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须从多个角度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对科技活动的引导和规范，从而使科技活动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和社会的方向发展。

大连海事大学史兆光教授作了题为“高科技发展的伦理禁区假设”的主题发言。她认为，科技发展本无禁区，但由于人类的贪欲，一些科技发现与发明潜含着毁灭人类、毁灭生态、毁灭地球的危机，故有必要对高科技的发展进行伦理规范约束，譬如说对一些军事科技的研究，以及对克隆技术的滥用等进行社会控制。设定高科技发展的伦理禁区的标准与当代科技伦理研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造福人类，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科技工作者不应该贬斥伦理工作者，双方应该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扯起造福人类维护和平的伦理旗帜，以高扬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善的方面，抑制其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恶的方面，并最终实现科技发展造福人类的伦理承诺。

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和其指导的博士生王永明在题为“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科技的伦理禁区”的论文中指出，伦理禁区的本质是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反思和规范，以及对科技人性化的渴求与展望。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科技的伦理禁区旨在实现科学技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的。人的全面发展之所以构成科学技术伦理禁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的，本质上源于科学技术属人的、为人的伦理本性。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和强化，彰显着科学技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在科技的伦理异化日益凸显的今天，人类如欲走出当前的科技异化状态，从而走出自己的生存危机以获得自身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摆脱非伦理的生存方式，选择伦理化的生存方式。

北京大学周程博士作了题为“如何诠释宪法中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兼论‘科学研究无禁区’”的主题发言。他说，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享有科学研究自由。因此，在我国任何试图限制科研自由或为科研设置禁区的举措当下都是违宪的。问题是人们对何谓科学认识不一，有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也有把科学狭义的理解成一种体系化的知识的。实际上，科学有多重含义。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认识活动，还是一种社会建制。理解科学的维度不同，那么对科学研究自由的认识也就不同。作为知识体系，科学不存在禁区问题；作为认识活动，科学则必须受到某种形式的社会制约。科学研究活动包含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手段、研究结果等多重要素。科学研究的自由只能局限在研究对象、领域的设定上。从长远来讲，研究对象、领域的设定是自由的，不应该有禁区，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可以出于伦理需要在某一个时期对某一个对象、领域的研究进行适当的节制。当然，这需要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民众进行充分交流后才能确定。

北京大学科技史专业研究生陈天嘉发言的题目是“美国70年代重组DNA风险争论中的科研伦理问题刍议”。他以美国70年代对重组DNA技术的潜在危险之争为案例，考察了科学共同体对这项新兴技术潜在风险的争论与协调，尤其是科学家们对科研伦理和公共职责的看法。他认为，科学作为独一无二的人类事业，正在挑战着传统的观念和价值。面对技术的诸多不确定性，必须要有一条确定的信念来作为科学家的行动指南，那就是科学家所肩负的道德责任。每当新的问题来临时，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坚守着社会责任这条准绳，科学家是能够坦然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

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项煜虹发言的题目是“将科研伦理整合入科学课程”。她认为，在科研伦理日益被重视的今天，对于从事科学事业的学生给予正式的伦理指导非常必要。包括发展心理学在内的大量证据表明，对于伦理和道德推理的学习贯穿一生。在本科及职业教育中整合入科研伦理内容，有利于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科研发展的科学研究环境。

中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杨会丽宣读的论文题目为“浅析专家技术影响评价的伦理局限”。她认为科技专家自身的伦理不足造成了伦理局限的问题。以专家的局限性为出发点，从社会伦理责任角度分析了技术影响评价中的专家伦理责任。这个伦理评价包括公正、中立、平等和客观性。专家技术影响评价涉及许多方面，包括技术与政治、经济、环境伦理等。专家局限性问题主要包括政治伦理责任、经济伦理责任和环境伦理责任等。要从加强专家自身的伦理责任、社会采取伦理监督和制定规范等方面来化解这种局限性。

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覃晴宣读的论文题目为“浅谈女性意识对传统科学观念的影响和作用”。她认为，科技领域女性的长期缺席，使得女性科技人员对社会发展的潜在贡献远未得到发挥。传统科学观从建构伊始便充斥着男性价值标准，其负面作用已经越来越严重，因此需要女性意识的介入，消弭人与自然日趋紧张的对立关系。

针对专家学者们的精彩报告和发言，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并在伦理层面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一些可行性建议。此次“科技高速发展对伦理道德底线的冲击及其化解”主题学术研讨会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它必将大大推进国内有关科技伦理的讨论，极大地丰富科技伦理的理论研究，并为我国科技伦理的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努力。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