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积极探索

时代性与实践性是当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两大基本路向。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将回应时代主题、解答时代问题、与时俱进地“改变世界”的实践作为自己的理论品质。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改变世界”主要着眼于“摧毁旧世界”的革命逻辑,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建设和治理好一个和谐社会就是我们“改变世界”实践的主要目的。因此,当管理实践、治理和善治成为我们今日实践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形态时,管理实践问题必然穿透管理学层面,去叩响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管理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出场路径和创新路径之一。

中国管理哲学在崔绪治教授倡导下已经走过2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管理哲学的诞生,可以说既是改革实践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探索性发展的标识。自“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哲学变革一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不断与几十年一贯制、思想僵化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发生激烈冲突。如果说,从本本出发、从玄思推理出发、从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出发是思想禁锢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精神前提,它需要根本扭转被僵化教条颠倒了的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从时代实践出发,就是要从改革和现代化出发。因此,哲学与改革、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热点话语。“哲学的改革和改革的哲学”、“现代化的哲学与哲学的现代化”,这在今日看来未必准确的口号,在当年却是振聋发聩、思想解放的话语。突破传统体系的直接方式当然是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但是改革之路举步维艰。这不仅是源于思想传统力量的制约,而且还因为哲学创新内容的贫乏。新的时代、新的实践究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怎样的新呼唤、新要求、新领域,究竟新生长点在何处,在玄思领域中滞留的人的头脑中则昏昏然几近空白。在更深层次上,我们需要将哲学研究的重心从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管理上来。这是一个大转向,需要假以时日,积累足够的变革力量。但是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存在的一个基本缺陷是明确的:传统理论与新的建设实践严重脱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各种走向当代实践世界的哲学冲动和创新尝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被邓小平同志一直誉为“中国现代化先导和示范地区”的苏州,崔绪治教授与同仁们,锁定管理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提出了“管理哲学”这一新突破口,在1985年召开了全国首次“管理哲学”研讨会,并推出了三部管理哲学的专著,进而招收管理哲学方向研究生,奠定了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攻策略,成为中国管理哲学学科的创始者,意义重大。　　

二、管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创新的重要路径

因此,管理哲学方向的开设,其着眼点并不仅仅是一种在传统原理框架下的“应用哲学”或者“部门哲学”的拓展,而是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心的转向、变革的实现和创新路径的选择,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首先,管理哲学方向的开辟,率先实现了研究重心的大转移,有力地冲击了过去原理研究脱离当代实践的僵化教条状况,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品质,在新的时代基础上实现了“改变世界”的新路径,实现了“哲学的世界化”。当年马克思批判旧形而上学、实现哲学革命的本真意义就在于走向实践、走向生活、走向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7)“改变世界”就要求从生产、从感性活动的实践出发,去寻找观念赖以立足的出发点。从此,当年马克思从资本生产和交往中寻找“革命的逻辑”,即寻找改变世界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本性使然,也是其研究的一个准则。我们说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和教条化,不仅仅体现在其内容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学风上和研究范式上的重新玄思化、脱离实际、走向新的形而上学特征。超越这一体系,当代马克思主义需要从今天的实践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特色。管理哲学正是这样一种从当代实践出发进行研究的范式。尽管在今天看来,“中国管理哲学之父”们的草创研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其昭示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从此以后,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实际的研究成为主攻方向和主要特色,面貌一新。从管理哲学开始,发展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等一系列瞄准中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反思研究的方向相继问世,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结构的改造,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和教条学风的变革,使这一学科焕发了青春活力。

其次,管理哲学方向的开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品质,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实践新的交汇点,大大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当代实践的生命活力。管理成为一门学科纯粹是现代实践的产物,同时管理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从而成为全球关注的亮点。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十分强调管理对现代性社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邓小平反复强调开放的重要性依据之一,就是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资源相对匮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管理,即如何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来使最低的资源消耗量获得最大的产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如果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失语,缺乏指导力,就必然丧失对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应有的指导权和话语权,进而丧失执政能力,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也难以维系。我们看到,在一系列关系到中国发展的关键性学科领域,由于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没有在积极反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实现理论创新,与现实仍然处于脱节状况,因而这些领域被西方学科话语霸权所控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结合中国与世界管理实践加以分析,推动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出场路径。

其三,管理哲学方向的开辟,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成为与当代具体科学对话、与西方思潮对话、与当代实践对话的实验窗口。管理哲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对话的产物,无疑具有部门哲学、领域哲学的性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降低自己的理论境界,相反,却需要更降低自己的理论重心,俯下身来贴近实际、贴近现代化、贴近大众;这不意味着要封闭哲学的视域,相反,却要在专门的路径中强化自己的理论穿透力和解释力,正如当年马克思在对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强化其哲学穿透力一样。如果说,当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生产的批判性考察(病理学研究)最终得出丰富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那么今天对管理实践的分析也必将得出(生理学研究)新时代的建设性理论视域。管理学纯粹是现代性的学科,伴随着现代工业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成长。管理实践和理论,从一个角度包含着当代社会进程的全部问题和解答。无论是企业管理或公共管理,也无论是政府与市场二元管理结构还是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的三元结构,无论是现代性管理思想还是后现代管理思潮,都在多样化层面上表现着当代全球社会的问题与活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对话,分析其进程,解答其问题,就是在通过管理这一中介与时代性对话,在对话中成其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四,管理哲学方向的开辟,推动了研究学风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不从原理和本本出发,不从先验的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生活出发,在鲜活生动的管理实践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的问题、概念、原理,将生动的管理问题转变上升为一个哲学理论问题加以分析,这成为多年来崔绪治教授带领博士生、硕士生们创新治学的基本思绪。例如,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管理,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管理,社会资本缺乏时代的管理伦理学研究,环境保护时代的生态管理,转型社会管理,第三部门与治理理论的开拓,等等。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新概念就这样走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不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世界、走向生活的生长点,研究者们因此而不断使自己摆脱了那种脱离实际、埋头书斋、迷恋于抽象原理沉思的治学方式,成长为关注实践、善于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新研究范式的开拓者或继承人。如果说,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草创时期或者起步阶段,90年代的深化研究、稳步成长阶段,那么,进入21世纪,将步入更繁荣和大发展的新战略机遇期。其中有三大因素将成为推动管理哲学进一步繁荣创新的重要动力。第一个因素是在开放和风险社会中,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驾驭市场体系过程中,在遭遇资源和环境危机情况下,中国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本身就包含了“五大统筹”的新管理观,要求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必须积极探索管理理念和管理哲学的创新。第二个因素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高执政党五大执政能力”的时代要求,正在全面激发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多领域管理知识创新的热情,也必将推动管理哲学的繁荣和发展。第三个因素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正在多方面地对社会管理和协调发展理念提出新问题、新思路、新要求,这也必将进一步激活管理哲学各种思想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也必将成为全球管理知识和管理哲学创新的思想重镇。　

三、一体两翼: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格局

如今,不仅管理哲学方向,而且作为苏州大学博士点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已经形成“一体两翼”的理论创新的格局。所谓一体,即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坚持以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为主攻方向,以系统的领域化、方向化视域来考察中国与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进而在不断提炼时代新课题和新概念、新原理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从生活走向哲学,可以称之为“反思式创新”。这一学术主体风格,正是由管理哲学研究开创的。20年前管理哲学方向的设立,成为“实践化转向”的开端或者路标,那么20年后的今天,在这一方向上,不仅管理哲学,而且整个学科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所谓两翼,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新理解和重新解读。要真正分清哪些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应当长期坚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哪些是因时代实践的变化而需要加以发展的观点,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误读,哪些是附加在这些文本之上的无稽之谈,就需要以时代视野、创新精神来重新解读文本,做到返本开新。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的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中寻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逻辑,从而为当代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其二即对话式创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各种中外主流思潮、各种重大领域的科学思想对话,在对话中不断榨取合理思想资源,发展自己。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不仅仅体现在宏观的研究方向的设立上,也同样融进每一个方向的深化研究中。作为学科和学术带头人,都应当具备这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其实,这三方面都是内在贯通的,本质上都是时代性思想的哲学表现。反思式创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直面时代本性、解答时代问题而创新,是哲学与时代的直接互动;解读式创新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时代机理,是以时代视野和时代理解方式对文本的重新解读,是对思想发展逻辑的时代把握;对话式创新面对的中外思潮和各重大领域的科学思想虽说不上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却是时代的思想,是时代精神的某种思想形态。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是具有时代性的,它们解答问题的方式也具有时代表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对话,表面上是思想与思想、话语与话语间的行为,实际上是围绕时代问题、为了时代本性、在时代主题的底板上展开的时代精神精华与时代思想之间的对话。时代实践成为这一对话和交往的检验标准。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三种创新路径本质上都是时代反思的路径,都是对时代本性加以哲学反思这一主攻方向的三种差异性研究范式。三者不同的学术路向融贯在时代性这一交汇点上合而为一了。从时代实践出发去直接进行哲学反思,从时代实践出发去重新解读文本、理解思想史,从时代实践出发去展开文明对话、思想撞击和话语交往,都源于一个起点:时代实践;都贯穿一个原则:时代实践检验;都遵循一个学术范式:从生活、实践出发理解、创造哲学观念;都具有一个目标: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一切都由管理哲学方向开先河。在这一共识基础上,才可以谈论各个方向研究的差异性规范、学术路向和范式。

回首以往,可喜可贺;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新世纪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战略机遇期,也是全球风云变幻、国内矛盾与风险集中突显期。驾驭全局、把握总体、应对挑战,需要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实现,和平崛起和文明对话的战略开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加关注、更深入研究、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更好地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更新的课题、更多的挑战、更高的要求,从而为其大发展、大繁荣、大创新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在时代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典范和指导,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为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划了总思路、总战略。作为中国管理哲学的创始地,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当年开创管理哲学的理论勇气、创新精神和学术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做出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