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聪】工程智慧和战争隐喻
工程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工程活动，社会就要崩溃。为取得工程活动的成功，必须具有一定的实力和足够的智慧。没有智慧，无异于行尸走肉；没有实力，无异于虚幻幽灵。必须依靠实力与智慧的有机统一才能夺取工程活动的成功。关键是智慧和实力的有机结合，缺乏智慧的“蛮干派”和没有实力的“巧舌派”都难免要坠入失败的深渊。本文不讨论实力方面的问题，而把分析和讨论的重点放在智慧——特别是工程智慧——这个主题上。
一、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
中国古代一向有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关键之点就是人有智慧。人的智慧有两种类型：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1]两者有密切联系，同时又有根本区别。
第一，从智慧的性质和导向方面看，理论智慧是真理导向的思维和智慧，而实践智慧是价值导向的思维和智慧。理论智慧主要表现为认识和把握普遍规律的智慧，而实践智慧主要表现为制定行动计划并实现该计划的智慧。前者主要体现在理论思维和理论研究活动中，而后者主要体现在设计运筹和实践活动中。
在整个人群中，有些人“长”于理论智慧而“短”于实践智慧，另外一些人“长”于实践智慧而“短”于理论智慧，也有人在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两个方面都有卓越表现。例如，克劳塞维茨是西方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1792年，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加入普鲁士军队，在随后的30多年军旅生涯中，他屡战屡败，甚至一度被法军俘虏，军事生涯黯淡无光。但是，1832年，克劳塞维茨的遗著《战争论》出版，却‘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有史以来有关战争的论述中最赶超的见解。《战争论》一举奠定了西方现代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基础，‘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2]从克劳塞维茨的生平来看，他可以算得上“长于”军事理论智慧而“短于”军事实践智慧的一个典型人物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古代的大军事家孙武和孙膑都是既“长于”军事理论智慧(表现在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上)又“长于”军事实践智慧(表现在辉煌的战功上)。
第二，从思维对象和思维方式方面看，理论智慧是“面向现实世界”(或“一切可能世界”)的“现实实在对象”而进行的思维活动，而实践智慧则是“面向可能世界”中“可能存在的对象”和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进行的思维。冯·卡门说：“科学家发现已经存在的世界，工程师创造从未存在的世界。”[3]这个论断精辟地阐明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在思维对象和思维方式方面的基本分野。
第三，从智慧成果(思维结果)的性质和特征方面看，理论智慧的结果是共相(共性)的“虚际建构”，而实践智慧的结果则是殊相(个性)的“实际建构”(按：“实际”系借用冯友兰《新理学》语)。“理论性的知识作为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活动的产物，它是以反映已有事物的共相为特点的，它是以全称判断、范式(paradigm)或研究纲领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而行动方案或工程活动的计划却是以设计尚未存在的人工事物的殊相为特点的，它是以设计蓝图、行动命令、操作程序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4]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制定行动计划和形成理论不加区别地看做同一类认识，没有明确区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在分类上把两者混为一谈了。其实，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需要的是实践智慧，它与形成理论性知识所需要的理论智慧是性质迥异的两种智慧，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第四，从思维主体和智慧主体方面看，理论智慧是“无特定主体依赖性和特定时空依赖性”的思维和智慧，而实践智慧则是“具有特定主体依赖性和特定时空依赖性”的思维和智慧。换言之，理论智慧的灵魂是对于特定主体和特定时空的超越性，而实践智慧的灵魂则是对于特定主体和当时当地的依赖性。[5]由于理论智慧活动具有对于具体主体和具体时空的超越性，于是，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智慧的成果”便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里既不可能有什么“依赖于”具体主体的“无产阶级物理学”也不可能有什么依赖于具体空间地点的“英国物理学”[6]。由于实践智慧的灵魂和基本特征是具有“此人此时此地”的个别性(当时当地性)，它也就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当诸葛亮成功实施“空城计”后，如果有什么“公孙亮”在别的什么地方照搬“空城计”，他可能就要当俘虏了。
第五，从思维范围和所受限制方面看，理论智慧以寻找自然因果关系、寻找“自然极限”和“自然边界”、发现规律、共相为思维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理论智慧是因果性世界和无限性的智慧;而实践智慧则以制定行动目标、行动计划、行动路径、进行多种约束条件下的满意运筹和决策为思维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实践智慧是目的性世界和有限性的智慧。
如果用舞台和戏剧作比喻，理论智慧是自由思维和挣脱思想枷锁的无限思维的“科学性戏剧”，而实践智慧则是在各种具体限制下给思维带上“约束条件的枷锁”后所上演的“艺术性戏剧”。理论智慧舞台上的主角是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而实践智慧舞台上的主角是诸葛亮式的人物。理论智慧是“书本上”、“学院里”的智慧;实践智慧是“战场上”、“市场上”、“政坛上”、“运动场上”的智慧(以上文句中不带任何“褒贬”含义或色彩)。
总而言之，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两者的分野不但表现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7]、“共相”和“殊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可重复性”和“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可重复性”的分野，而且表现在“保证成功的确定性”和“成败不确定性”的分野上。
二、“理有固然，事有必至”还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
实践智慧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战争智慧和工程智慧等。本文无意对实践智慧进行一般性研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实践智慧的基本框架中讨论与工程智慧有关的若干问题。
徐长福曾经从哲学角度研究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性质和关系，主张为两者明确划界，反对两者互相僭越。他认为，一方面，应该“用理论思维构造理论”，“理论的实践意义不在于充当生活的蓝图，而在于为包括工程设计在内的人生筹划提供有约束力的原理”;另一方面，应该“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工程设计的目的不在于坚执某种特定理论却不惜贻误生活，而在于依循一切有约束力的理论以为人类实践预作切实可靠的筹划。”[8]
可是，要正确认识这两种智慧的不同性质和特征，不错位，不误解，不僭越，又谈何容易。古往今来，人们不但常常在认识理论智慧时出现许多误解，而且在认识实践智慧时也出现了许多误解，尤其是许多人把实践智慧解释为“全知全能的智慧”或“算命先生”的智慧，于是这就出现了基督教早期哲学家关于“全知”“全能”的观点和我国历史不断有人宣传的关于“事有必至”的观点。
为正确分辨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不同性质，澄清已经出现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到底是“事有必至”还是“势无必至”，这个辨析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之说出自《战国策·齐策四·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章》和苏询的《辨奸论》。按照这个观点，对于某些“神人”来说，未来世界是确定性的而不是不确定的，因而他就可以“料事如神”地“预见”社会中的“某一个具体事件”在未来“必然发生”。
与上述观点相反，金岳霖在《论道》中明确提出：“共相底关联为理，殊相底生灭为势”，“个体底变动，理有固然，势无必至。”金岳霖又说：“即令我们知道所有的既往，我们也不能预先推断一件特殊事体究竟会如何发展。殊相的生灭……本来就是一不定的历程。这也表示历史与记载底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记载，专靠我们对于普遍关系的知识我们绝对不会知道有孔子那么一个人，也绝对不会知道他在某年某月做了什么事体，此所以说个体底变动势无必至。”
金岳霖指出，对于“理势”关系存在着两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一种错误观点是认为“既然势无必至，理也就没有固然”，另一种错误观点是认为“既然理有固然，所以势也有必至”。休谟的错误就是前一种错误。对于后一种错误观点，金岳霖没有指名道姓地落实到一个人身上，而只笼统地批评了那些“对于科学有毫无限制的希望的人们”，如果这里一定也要找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以提出“拉普拉斯妖”著称的拉普拉斯就应该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了。
金岳霖明确指出：“势与理不能混而为一，普通所谓‘势有必至’实在就是理有固然而不是势有必至。把普通所举的例拿来试试，分析一下，我们很容易看出所谓势有必至实在就是理有固然。”[9]许多人把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理解为诸葛亮可以必然性地预见未来的特定事件，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认识。《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塑造为一个可以“料事如神”的艺术形象，客观上以文学形象的方式宣扬了“事有必至”的观念。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三国演义》中“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就以文学批评家的睿智取得了和哲学家殊途同归的认识。
对于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基本性质，关键之点就是必须认识到：学习和创新之道，理有固然；此人此时此地，势无必至。
实践智慧是具有当时当地性特征的智慧，这种“当时当地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出现了所谓“时机”问题。众所周知，实践智慧的关键常常表现为把握时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等待时机、把握时机、错失时机之所以往往成为关键问题，皆源于“势无必至”。所谓把握时机，从正面看，就是说在时机不成熟时，必须耐心“等待”“良机”的出现，不能轻举妄动；而在时机到来时，必须当机立断，不能优柔寡断或当断不断。从反面看，在时机不成熟时，不能轻率鲁莽，刚愎自用；在时机到来时，必须抓住良机，而不能错失良机。
三、战争隐喻的启发性
由于实践智慧在战争中往往会得到最直接、最典型、最奇妙、最惊人的表现，于是，许多商人、企业家、创新者便情不自禁地想从战争实践中汲取灵感，希望能够从军事智慧和军事理论中寻找指导、借鉴和启发。
我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在研究商业和市场问题时使用了战争隐喻。《管子·轻重甲》：“桓公曰：‘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对于这段话的含义，马百非解释说：“所谓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者，皆属于经济政策之范畴。一国之经济政策苟得其宜，自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何如璋所谓‘权轻重以与列强相应，即今之商战’者，得其义矣。”[10]《史记·货殖列传》云：“待农而食之，虞(掌管山水矿产的官吏)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云：“言富者皆称陶朱公”，陶朱公即范蠡。“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于家。’”“乃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可见范蠡离越后经商致富时运用了他助勾践平吴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到了战国时期，白圭提出了更明确而系统的经济理论。《货殖列传》云：“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云：“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历代王朝一直实行轻视和抑制商业的经济政策。如果说必须承认我国的古代商业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还能够时显繁荣，那么，就国际范围而言，在鸦片战争之前我国根本没有遇到过国际商战问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中，我国关于商战的思想和理论也一直停滞在萌芽阶段，没有大的发展。鸦片战争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大变局。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新潮激荡中，我国的“商战”之说终于艰难地“浴血”而出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已经谈到了“商战”问题，但他却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评价“商战”的。曾国藩说：“至秦用商鞅，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如牛毛，断无能久之理。”[11]以曾国藩之深思睿智，导夫先路，而竟然如此评价“商战”，足见在这个问题上要取得思想突破是何等困难了。
但潮流的力量毕竟强于任何个人，没有多长时间，“商战”之论就应时而出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然“战”有“兵战”和“商战”两种，“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2]与其同时，何启、胡礼垣马建忠等人也明确倡言“商战”。进入20世纪，“商战”思想和观念在我国就更加广泛传播和流行了。
20世纪，在新科技和新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增长速度史无前例，制度变迁之急剧令人惊讶，国内外市场竞争空前激烈，许多人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市场如战场。正是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各种以商战、科技之战、创新之战为主题或基本隐喻的文章和著作便数不胜数地出现了。
由于对于创新之战的战略、策略、战术、战法等问题已有许多研究和论述，本文也就不再对这些具体问题饶舌，以下仅着重分析战争隐喻中的两个具体问题：战争隐喻的启发性和局限性问题。
战争和创新的目标都是要取得胜利。怎样求胜呢?战法无非有两大类：用正和用奇。因为奇正是两类不同的思路和战法，于是，这就出现了应该怎样认识奇正和怎样正确处理两者相互关系的问题。
奇正问题首先是在《孙子兵法》中提出来的。“孙子兵法·兵势”曰：“凡战者，以正合(合：交锋)，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后来，在《孙膑兵法》、《淮南子·兵略训》和《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中对于奇正问题也有许多精辟分析和研究。《武经七书注译》说：“奇兵、正兵，它的含义较为广泛，一般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军队部署上，担任警备的部队为正，集中机动为奇，担任钳制的为正，担任突击的为奇。(2)在作战上，正面进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原则作战为奇。”[1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中，把运筹决策方式分为程序化方式和非程序化方式两种类型。从奇正划分观点来看，程序化决策方式为“正”而非程序化决策方式为“奇”。
“用奇”和“用正”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胜利和成功。虽然在小说、传奇、电影、历史中，出奇制胜的事例常常为人津津乐道，可是，这绝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出奇一定能够制胜而用正一定要失败。
必须清醒认识到：奇正和胜败之间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唐太宗与李靖问对·卷上》云：“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这也就等于说：“不善用兵者，正亦败，奇亦败。”如果把以上两个论断结合起来，恰好应了我国的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工程创新之战中，也存在着奇正问题。一般地说，使用“常规技术”为正，使用“突破技术”为奇；“渐进主义”战略为正，“突变主义”战略为奇；“循规蹈矩”为正，“打擦边球”为奇；“常规策略”为正，“非常规策略”为奇；进入成熟市场为正，开拓新兴市场为奇；和多数人“保持一致”为正，和多数人“唱反调”为奇；相信“流行理论观点”为正，“独出心裁”为奇；“随大流”为正，“逆流而动”为奇；如此等等。
按照以上分析，创新——特别是重大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各种创新在内)——都属于“出奇”的范畴或类型。习惯于遵循常规的人，创新能力不足，或者简直就是惧怕创新，他们不敢创新，不能创新，于是，当创新的奇兵奇袭而来的时候，他们在技术和商业的战场上成了落伍者，失败者。
可是，现实和理论分析又告诉人们：奇兵和奇袭绝不等同于胜利和成功，因为奇兵和奇袭也可能遭遇失败。创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虽然人们逐渐认识到，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有力手段，同时也是巩固企业战略位置的可靠途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与企业的成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历史中不乏失败的例子，有些例子中甚至造成了惨痛的结果。”例如，关于“铱星”和“协和式飞机”的“创新”就是经常被谈到的失败典型。必须注意：“成功者常常是开拓者，但多数开拓者却失败了。”“开拓本身就有风险性，但没有必要冒愚蠢的风险。”[14]
在工程创新活动中，战争隐喻给我们的基本启发就是创新者必须知己知彼，知败知成；察势谋划，妙用奇正；突破壁垒，躲避陷阱。
四、战争隐喻的局限性
对于战争隐喻，我们不但应该承认其合理性和启发性，而且必须注意它也有任何隐喻都难免的局限性，特别是要注意避免战争隐喻可能产生某些严重的误导。在这个问题上，最严重并且最容易出现的误导是在认识行动目标和处理“竞争与合作”问题时可能出现的误导。
《创新管理》中说：“军事隐喻可能会产生误导。企业目标与军事目标不同：换句话说，企业的目标是形成一种独特的能力，以使它们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调动充足的资源消灭敌人。过多的关注‘敌人’(例如企业竞争者)，可能会导致战略过分强调形成垄断资源，并以牺牲可获利的市场和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承诺为代价。”[15]
一般地说，战争双方是“纯对抗”而“无合作”的关系，战争的结果是一定要分出胜负。在博弈论中有所谓零和博弈：胜方所得为“正”而败方所得为“负”，正负相加，双方所得的总和是“零”。如果说在零和博弈中还有一方所得为“正”，那么在现实社会的军事战争中简直还存在着双方皆输——甚至同归于尽——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简直要把它命名为“双负博弈”了。
在市场竞争中，虽然这种零和博弈或双负博弈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可是，由于市场竞争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军事方面的战争，两者在对立的性质和类型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于是，市场竞争的性质常常就不再是零和博弈或双负博弈，而可能出现“双赢”结果了。
由于市场竞争的基本目标不是“消灭对方”，市场竞争常常可能出现“双赢”结果，于是，在创新活动和市场竞争中，在应该如何认识与处理竞争与合作这个问题上往往便不能简单套用战争隐喻了。
在市场和创新活动中，关于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任何绝对化、简单化的想法和做法——无论是片面强调合作还是片面强调竞争——都是不对的。
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市场活动中存在竞争关系，同时也由于受传统观念和战争隐喻的影响，传统的思想观念往往强调竞争双方必然一胜一负，把创新活动和商业竞争看做是“胜者为王，败者灭亡”的战争。可是，由于实践和理论的新发展，这种传统观点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受到了挑战。从理论方面看，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双赢”和“竞合”观念的出现，在策略思想方面就是从突出“寻找诀窍(know-how)”的重要性发展到突出“寻找合作者(know-who)”的重要性。
在二战之后，日本企业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日本企业在不长时间内在许多领域都超过了原先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方大企业。日本企业成功的经验何在呢?瑞典学者哈里森通过对日本企业——以佳能、索尼和丰田为代表性案例——的深入调查研究，认为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它们进行创新时“不再只限于‘掌握技术诀窍’，而是取决于‘寻求合作者’。”哈里森说：“公司要保持发展势头并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就应该把重点从内部专业化转移到通过合作关系来学习。”[16]
如果说这个关于强调并突出“寻求合作者”重要性的观点还只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主要涉及了策略层面的问题，那么，美国学者关于“竞合”(co-opetition）[17]概念的提出就是在理论领域和观念水平对传统观点所提出的挑战了。“竞合”这个概念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内勒巴夫和哈佛商学院教授布兰登勃格提出的，他们在其另辟蹊径的著作《竞合》中对竞争和合作关系进行了新的分析和阐述。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内勒巴夫和布兰登勃格说:“让我们从认清商业不是战争开始!一个人不必击败其他人才取得成功，当然商业也不是和平。在竞争客户时冲突难以避免。商业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商业是战争与和平。因此商业的战略需要同时反映出战争的艺术与和平的艺术，而不只是战争的艺术。”[18]许多人都高度评价了竞合模式，认为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商业观点之一，特别是在当前的网络经济中，竞合更成为了开发新市场的强大利器。
与“竞合”概念相呼应，洛根和斯托克司提出了“合作竞争(collaborate for compete)”这个类似的概念。洛根和斯托克司认为:“通过合作实现知识共创与共享，已经成为当今组织走向成功的关键。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商界人士并不具备合作的意识，他们只考虑如何竞争。在如今这个以网络相连的世界中，这种普遍心态构成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障碍”，应该认识到在当前这个“合作时代”，“合作是缺省环节”，“只有通过合作，通过知识的共享与共创，一个组织才能够将其所有成员、客户、供应商和商业伙伴共同拥有的全部知识发挥到极致。”[19]
综上所述，对于战争隐喻，一方面，需要认识其启发性，努力从战争隐喻中汲取灵感和智慧;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这个隐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该努力避免由于这个隐喻而进入某些思想上的误区。
【注释】
[1][4]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大象出版社，2002，第407、409页；第402页。
[2]侯恴夫：《重新认识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王刚“推荐序2” 。
[3]转引自布希亚瑞利:《工程哲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第1页。（按：冯·卡门为常用中文译名)
[5]任何理论成果和科学结论都具有对于特定实验室、特定科学家、特定实验时间和实验地点的“超越性”(即不存在对于特定实验室、特定科学家、特定实验时间和实验地点的“依赖性”)，而每个工程方案都无例外地具有对于特定工程主体、特定工程实施时间和空间的“依赖性”。
[6]“日常语言”中所说的“英国物理学”的准确含义是“物理学在英国”。
[7]康德把实践理性概念主要限制在道德领域中，这是他的一个大失误。我们认为应该对实践理性做更广泛、更广义的理解和解释，把它理解和解释为在一切实践活动领域——包括工程实践和政治实践等——所表现出的理性。
[8]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内容提要”。
[9]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5，第182、185、187页。
[10]马百非:《管子轻重篇新诠》下册，中华书局，第501~502页。
[11]转引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策433页。
[12]《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586页。
[1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第514~515页。
[14][15]笛德等:《创新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1、15~16页；第80页。
[16]哈里森:《日本的技术与创新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页(作者的“致谢”)。
[17]这个英文新词也有人——包括该书中译本译者——翻译为“合作竞争”。
[18]内勒巴夫、布兰登勃格:《合作竞争》，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中文版序言”第1页。
[19]洛根、斯托克司:《合作竞争》，华夏出版社，2005，第1、6、3页。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