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凯麟 陈世民】经济和人文脱节的不良后果——全球金融危机的伦理审视
2007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在金融危机的背后
美国金融危机是由住房按揭贷款所引起的，然而，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的社会信用恶化、市场混乱、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体现的却是经济伦理在资本管理者中的脆弱和缺失。全球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从华尔街流向全世界。资本流动的背后是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资本管理者的无节制的欲望。资本的管理者金融机构本来被称为风险管理者，但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尤其是资产证券化出现以后，为了追求利润并达到把风险转移出去的目的，金融机构在开发衍生产品时极尽复杂化，再加上诱惑性和粉饰性的宣传广告，使得普通投资者在复杂的金融产品下难以识别风险，风险就转移出去了，于是作为风险管理者的金融机构反而成了风险的制造者和转嫁者。
财富与人文的关系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20世纪末，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各种生产要素都积极参与到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中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影响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被无形放大。然而人文的发展却没有跟上，相反在欲望的催动下，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的行为却在不断增强。这种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的浪潮已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在推动经济发展、使人类受益的同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破坏性，甚至已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社会文明的根基：一方面是贫富悬殊、金钱至上的新拜物教盛行；另一方面是为富不仁、人情淡薄、心灵空虚、道德沦丧，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如吸毒、犯罪等等层出不穷、日益严重。特别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必然使全球资本不断向劳动力价格低、利润率高的地方流动，因而附加值高的行业往往会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高端，而农业等利润不高的传统行业则在不断地萎缩。并且，全球化导致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升级和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本运动的国际循环中，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对象；发达国家凭借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通过不平等交换和产品等市场要素的全球流动来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就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
资本天然地具有扩张本性，如果不加以约束，它就必然造成经济与人文的对立，造成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际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造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过去30年来一直主导西方经济政策的所谓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正如国外有的政治家所指出的，这种被西方称之“华盛顿共识”的市场意识形态，实质上“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它以“华尔街式的铁石心肠”著称，完全“缺乏人性”，丝毫“没有人情味”。(
二、市场经济与人文伦理的关系
经济学是描述和解释经济现象、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理论工具。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却是近代以来经济活动与人文精神以及伦理相背离的过程。
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已经走过200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它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作出了一定贡献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尤其是自从找到了数学模型这一有效工具来分析经济问题之后，这门学科更逐步走向繁盛。但与此同时，它对功利的追逐和对数学的极端运用，却又使它走上了“黑板经济学”(科斯语)的歧路。正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对人文关怀的漠视和缺乏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其新的“范式”危机便接踵而来。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基于“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定，致力于建立经济学的数理体系，数量分析被用来诠释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经济资源分配等复杂的经济过程，使得经济学朝着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和统计定量的方向发展。20世纪的保罗·萨缪尔森的数理性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样板，经济学的数理化从此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不可否认，数理化对经济学的发展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提升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把经济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由于各种现象被抽象和化解在简单的、被宣称为有“解释力”的模型中，许多存在于真实世界中的非常重要的变量却因为无法数量化而被弃舍掉了。对数学方法的过度使用并严重依赖数学模型，还导致了“工具理性”的盛行和形式主义的泛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更是独领风骚，并演化为经济学期刊中盛行的一种不可违逆的专业标准。原本属于人学范畴的经济学由此失去了应有的人文性质，失去了对整个社会发展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
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恰恰是“物的依赖关系”的反映。西方经济学把经济活动看成以财富为主体的物的运行过程，人成了附属于财富的一个符号，即“人力资源”、“生产要素”。把物资财富视为经济的主体，萨伊开其先河，他认为经济的基本特质就是物性，经济主要表现为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转引自陈太福、古标仁)物质背后的人的因素就这样被忽略和抹掉了。马歇尔虽在其著作中也提到研究经济过程要注意人的行为(马歇尔，第1页)，但实际上仍将人视为只是生产的一个“要素”，与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无异。伦理、道德、信仰等人文条件被看作是外在于经济的要素，那些在古典经济学里能够找到的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等“人文”的东西统统消失了，经济成了围绕以资本增值为中心、以货币为外在表现的物质财富的运作形式的抽象规定，成了只问“投入”和“产出”之比的数量关系了。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非理性。(参见韦伯，1997年，第106、107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662页)
其实，经济学原本就不仅仅是“算学”，它还在研究着人性、历史、道德操行等等。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人文道德是经济学的母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强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森，第8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前先写了《道德情操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里，马克思坚持将人的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并给予充分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学派的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也认识到社会意识形态对于降低经济成本的重要作用，因而把“人文”的历史拉入了经济史研究的视线。(诺斯，第53-54页)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曾在《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写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人，是从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手段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人。因此，当然应该从人和人的本性开始我们的研究”。(巴斯夏，第85页)可以说，经济学从其产生发源之日起就有着对于人类自身的关怀。因为，增进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并不等于人的全部幸福或解放，算计财富的创造也不应当是经济学的全部，因为仅仅考虑物质财富的创造，经济学是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问题的。
然而，后来的经济学却偏离了原先的轨道，并且愈走愈远。凯恩斯对于经济学数理化的“工具理性”倾向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作为经济学家内心矛盾的最真实的反映。凯恩斯也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但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又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为数学符号的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的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的洞察力”。(转引自王曙光)
这种经济学非但没有解决人类最为紧迫的现代性危机问题，而且更远远没有触及“人类的存在”这一现代的根本性问题。其实，经济学既有科学特征，又有人文特征。且不说经济学的“根”是伦理学，排斥人文要素会使经济学失去“自我”，即便从直观感受和历史经验来看，人文要素的缺失也会使经济的发展难以走上可持续的道路。
市场经济本身是与经济伦理密不可分的。离开了经济伦理作基础，市场经济本身将无法生存与发展。丹尼尔·贝尔就曾指出，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约翰·洛克到亚当·斯密，传统的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与人文的联系。在他们那里，物质的生产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才相对合理”。(贝尔，第21页)
历史表明，任何一种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有一种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基础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在古代世界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如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等，都曾经有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都产生过商业资本、金融资本、掠夺型资本和投资性资本，但这些资本都因其没有形成一种相应的人文意识和价值理性作为其支撑而没有发展起来，因而都走了一条投机掠夺——暴发挥霍——衰亡崩溃的悲剧性的历史道路。在人类历史上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最初是在比较落后的西欧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而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则同新教伦理及其世俗化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了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即合理地、系统地追求利润，再以合理的态度处置它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态度。16、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一方面通过积累资本取得了经济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禁欲行为取得了道德力量。正是后者，即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的文化价值观念，不仅为资本家获取财富、发展经济提供了一种光荣奉献的精神动因，而且也使其经济生活有了一种行为正当性的辩护和节俭的精神自律，它所形成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和伦理价值体系，便成了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精神支撑。(韦伯，2007年)要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中，也显示出一种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根源。这种被人们称之为“亚洲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集团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的集团中心主义。伦敦经济学杂志编辑的《惊人的日本》中写道，日本人以“对集团忠诚”为中心的对事物的看法、劳资关系，“成为提高日本企业生产率的源泉”。(日本经济新闻社，第556页)而新加坡奉行的社会第一、个人第二的共同价值观得到这个国家民众的广泛认同；他们通过剔除那些阻碍现代转型的经济体制以及文化因素，使文化和经济同步转型，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证明：没有一种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作为精神动因、价值规范和定向定位机制，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国情的不同，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各不相同罢了。
总之，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在效率意义上要求确立一个完善的规则合理性系统，而且内在地蕴涵着一种价值合理性、一种人文精神，乃至促进或改变了一定时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活动仅仅是整个社会、人的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经济的增长也并不等同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在有些情况下，片面的经济增长甚至会同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相冲突。特别是，由于资本的本质及其内在的局限，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决不会自发地从资本和市场自身的运动中产生；相反，放任资本和市场的自由发展只能带来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今天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后果已为人所共见。归根到底，经济的发展要服务于、服从于人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需要受到人文精神、道德、法律的规范、引导和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如此。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伦理构建
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人。虽然它在形式上表现为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资源的分配与配置、资金的流动和增值，但这些都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一种物化形态，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物。人之所以要进行商品生产，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模式，从直接的原因来看，是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形式能够生产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从更深层的历史必然性来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它能够帮助人们突破地缘、血缘关系的狭隘性，摆脱人的依附关系和直接交往的局限性，凸显人的个体人格，激发人的创造潜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历史条件。正如马克思说的：“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还有什么呢?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既能支配普通所说的自然，又能支配人类自身的那种自然么?不就是无限地发展人类创造的天才，全面地发挥，也就是说发挥人类一切方面的能力，发展到不能拿任何一种旧有尺度去衡量的那种地步么?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马克思，1963年，第105页)这才是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的深刻根据。
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科学偏重真，人文偏重善和美，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最高境界之真善美的追求。古典时代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代，它所关注的正是启蒙时代的主题，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正是这种人文精神曾经使得人类文明有了一个大发展；也正是这种人文关怀使得古典经济学至今还不乏深厚的历史价值。今天，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面对当前人类遭遇的危机和困境，回答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其主题必须重新回到人自身，必须做到科学与人文融合、经济与伦理并重，而不能仅仅将人作为抽象的市场要素、数学符号来看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或者说，是给市场经济赋予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必须有符合它自身本性的人文内涵和经济伦理。只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关心人、重视人的价值，才能为迅速有序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提供动力源泉、价值规范和定向定位机制。经济学是有历史属性的，它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去论道布说；经济学又是有地域属性的，正是因为地域的差别才有了文化积淀的不同。在当代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脱离我们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有的地域因素的，用于指导实践的经济学必定要深含中华文化素养，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的“路径依赖”。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不是在具体的计算方法上，而是在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的积淀上，在伦理道德的内容中。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和伦理理性，不仅是建立在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之上，更是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为核心，并且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中运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使人的逐利冲动理性化和超越化。如果说追逐利益是人的本能，是人性的一种表现，那么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有理性，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能够通过文化精神和伦理理性的过滤，使自己的逐利活动得到有效提升：首先，要把崇尚财富和对财富的占有转变为追求对财富的创造，包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追求创新，也包括尊敬劳动者及财富的创造者。其次，要让逐利冲动理性化，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能完全受本能的驱使，需要理性加以规范；缺乏理性规范的财富追求，只会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人们单纯的物质欲望的宣泄，这不仅会使市场失范，也会造成人的物化和人性的扭曲。最后，要让逐利冲动超越化。这就是通过文化的有效提升，实现创造财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统一。超越性是最重要的，它关注生活的意义，使人的逐利冲动升华为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把追求物质利益同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类进步与社会文明结合起来，使人的经济行为和高尚的动机结合起来。这样的一种人文精神的经济伦理既重视经济的、物质的利益，更强调人格完善，是量和质的统一。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能坚如磐石。
二是使经济在活力和秩序间达到有效平衡。活力和秩序是经济良性发展、健康运行中两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有利于经济运行的伦理精神必定要在活力和秩序间维系和保持适度的张力，既实现经济的秩序，又增进经济的活力。
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地肯定人们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是鼓励主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去实现主体自身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价值的充分发挥和实现实际上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市场经济在肯定人的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奠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主体经济，只有作为市场中的个人真正成为主体，才会有平等的竞争，才会有资源的合理配置，才会有高效的和谐的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要求充分发挥每个主体的潜能，而且也要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提供现实的可能性，以达到实现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目的。
经济承载人文，人文渗透于经济。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的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这就是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重视个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并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为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能够成为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和追求。这正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人文精神和伦理理性的实质所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要造就一代代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问题已成为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核心问题。
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和伦理理性，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培育市场理性。市场理性是一种经济理性，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理性表现，是把握市场经济中主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一种精神自觉和行为方式。具体而论，又可分为(1)市场目的的理性，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们的市场活动的目的的合理性，引导人们的市场行为趋向于合理追求；(2)市场规范的理性，这是指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自觉地确立和遵守市场规范、维护市场运行秩序的意识，它具体体现为市场主体的伦理规范、道德意识、法制观念；(3)效果评价的理性，这是指评估市场行为的效果，不能仅仅把获取财富的多少当作唯一的尺度，而是还应考虑对社会的贡献和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二是坚持人文导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发展。因此，要通过人文教育提高个体的独立自主意识，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健康文明的人生追求，增强市场活动中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与人文的相互促进、和谐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趋势和重要标志，更是历史选择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培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和伦理理性，才能使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坚实的步伐。
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容易出现逐利化的倾向，把物质追求看得高于一切，人成为物质的奴隶。所以，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把握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和谐理念，是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它不仅能够对人的物化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而且能够为人们指明方向、凝聚人心、激发斗志、提升境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有力的精神武器。
唐凯麟，陈世民，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