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历史唯物主义视界中的空间政治思想
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讨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性及其建构问题。可以说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后，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哲学主题的讨论都无法越过它，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传统长期以来并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遭到部分西方学者(如哈贝马斯等人)的质疑——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缺乏政治哲学传统的。这就需要我们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蕴含着政治哲学？如果是，其主题和特质又是什么？本文试图重温《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以此文本中的空间政治作为解读视角，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定位进行再探讨。
《手稿》表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社会个人”，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这样的个人是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存在，其解放必须经历一个漫长和复杂的空间变迁过程。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交往过程空间变迁背后的深层资本逻辑，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左派以资本“空间生产”批判为主题的空间化转向的理论视域。马克思空间政治哲学内嵌的社会建构论和关系本体论传统，彰显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空间研究中更为基础性和总体性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无论是对资本展开空间批判，还是重新讨论阶级斗争、解放政治等政治哲学话语都必须面对现实历史的空间实践，而不能走向空间决定论或空间拜物教。
一、《1857-1858年手稿》的政治哲学定位
哲学从来都是关注政治的。作为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物和现象内在本质的哲学思考，是一种人类应当如何开展政治生活实践的哲学智慧。它对政治事物和现象进行价值判断，为人类的政治实践和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念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在确切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如何通过阶级(政治)斗争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但在传统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重视得不够，甚至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是否存在政治哲学的基因，也心存疑虑。在以往的(教科书)体系哲学中，马克思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被简单地还原为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作为对社会生活进行价值诉求的政治哲学，就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与研究价值。早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就围绕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政治哲学展开过争论，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并没有在主流理论体系中延续下去，并且很快被修正主义浪潮所淹没。直到最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柯亨(G. A Cohen)、罗默(John E. Roemer)、胡萨米(Husami)和伍德(Allen W. Wood)等人将正义、平等与自由等政治哲学话语重新放置到辩论场域的中心，尽管他们论证的过程和结论未尽合理，但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种广泛的争论表明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依然十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散见于其文本群中。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政治解放、人类解放、阶级斗争以及“社会革命”等政治哲学话题。此后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多政治哲学理念。值得说明的是，《手稿》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作为经济学文本，更多地强调其作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基础性意义。事实上，它包含了许多超出经济学视界的宝贵理念。①
哲学家的文本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亚里士多德将其政治理想表述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③对于马克思而言，探讨其政治哲学从根本上就是要研究他关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理论。事实上，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马克思始终关注着人的解放问题，《手稿》自然也不例外。但特殊的是，在此文本中，马克思以政治哲学的方式去看待经济现象，通过发掘经济规律和现象背后的深层政治缘由以指认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受剥削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哲学问题。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等问题不只是经济现象，都是政治哲学问题，其共同表征的是资本和劳动之间既对抗又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因而人的解放首先要消解的就是这种对抗性的社会结构与关系。
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④中，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就从政治哲学视角阐发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试图在劳动与资本的辩证法中重构革命主体的对抗逻辑。奈格里认为《手稿》代表着马克思政治哲学尤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顶峰，文本中的每一个范畴和每一种关系，都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都是政治哲学话语，如马克思有关货币与资本的剖析其实就是对权力的批判性分析。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传统长期被忽视的状态，奈格里表示了不满，他说：“依据传统，政治学及其指令被置于对生产过程分析的末尾，甚至被视为与经济相异的东西。恰恰相反！在这里，所有一般政治运行的指令及其假设是基础性的。……正如我们将反复看到的那样，如果世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实现，那么应该在此基础上对阶级关系展开分析，政治学就从这一事实中孕育出来。因此，从货币到资本和剩余价值其实是为阶级提供武器的政治学途径。”⑤奈格里在其著作中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化为一种政治哲学话语分析，为现实的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提供元理论的支撑。
我们以为，奈格里的核心贡献恰恰不在于在超越经济学视界的基础上对《手稿》进行的政治哲学解读，而是他的解读路径彰显了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抽象地探讨诸如正义、平等与自由等政治哲学话语，而是始终将政治哲学思考寓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这在真正的意义上使其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划清了界限。后者将政治当作与经济学不同的学科，搁置在上层建筑的阁楼里，就政治而谈论政治，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视域。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们把自由和平等仅仅视为政治问题，认为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和差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是一部分人勤劳和节俭而另一部分人笨拙和懒惰的结果。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最初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而个人的责任与选择不是主要问题，确立新的生产关系，消灭资本对人的剥削与统治才是治本之策。
进一步而言，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贡献，不仅是将政治哲学从传统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学科领域，揭示出资本和财产权的压迫性与政治对抗性，更在于他“开拓出政治理论的一个全新论域，这就是阶级斗争学说”⑥。当然，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并不聚焦于工人阶级反抗的具体方案，而主要是从理论上解蔽现代社会政治对抗性的本质。就是说，“现代政治问题主要产生于经济领域的压迫，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因此，作为压迫和不平等之根源的资本权力的废除只能被表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⑦可以说，如果脱离了这个根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成了无根的、飘浮的“能指”。对于马克思而言，“放弃了生产关系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抽象的公平与正义演绎出来的政治哲学，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哲学”⑧。在确切的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生命政治”、“友谊政治”和“欲望政治”等都是庸俗政治哲学的不同版本而已，它们所有的理论图式都蕴含着浓厚的政治压迫与反抗意图，但由于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注定了其政治哲学的非理性及“草根”气质。
以上的理论努力界定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题及其根本特质。下面我们从一个异质于奈格里《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空间哲学解读视角，充分展示马克思《手稿》如何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一种政治哲学文本的规范意蕴及其鲜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正是把空间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人的存在方式的分析和批判之中，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空间、资本与人的存在之间的本真关系，从而实现了对以往一切形而上学空间观的颠覆，并使其成为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从“地域性的个人”到“世界历史的个人”：人类解放的空间政治之维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本中，马克思就提出了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社会革命等政治哲学命题，它标志着对黑格尔作为“伦理观念的现实”的国家政治哲学的超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新的哲学世界观，即人类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后历经深入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手稿》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个人”(现实的个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并最终确立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的政治哲学主题。
在确切的意义上，《手稿》表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社会个人”。⑨所谓“社会个人”，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笔者以为，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历史性、社会性与空间性的存在，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科学内涵：首先，“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现实的个人”不是纯粹虚构的观念，不是想象中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⑩其次，“现实的个人”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是同他们的生产方式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也和他们怎么生产相一致。总之，个人的属性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本文要突出的则是第三个层面的含义，即“现实的个人”也是空间性存在的个人。对马克思而言，“现实的个人”既是开始于18世纪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存在的个人，同时也是空间性存在的个人，经由“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变迁的空间化过程。
马克思之前的许多哲学家都讨论过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问题，但是他们的缺陷在于悬置了人的具体生存发展条件和现实需要，总是以抽象的人性假设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把人的自由、发展及其解放等命题诠释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把“现实的个人”看成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普遍交往(空间)的产物。个人的解放在《手稿》中呈现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政治哲学命题。
一般而言，解放最直接的含义就是“粉碎‘枷锁’，瓦解使人的生存沦于奴役或罪恶状态的压迫性或束缚性力量或情境，从而使人的本真存在、自由和善的人性得以‘出场’”。(12)因此，人类解放就意味着消解人的异化的、压迫性的生存关系和生存状态。《手稿》中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几个时段，即“对人的依赖性和自身的非独立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13)在实质上表明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历“政治解放”、“经济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等阶段。首先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实现“政治解放”，其次是要摆脱人受物的奴役状态，实现“经济社会解放”。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4)即在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个人已获得了人身关系的独立，但却被强大的物的力量所奴役，处于异化状态，因此必须进行“经济社会的解放”，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这种“经济社会的解放”，不仅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心理关系、伦理道德关系、审美关系等，也包括被传统一贯所忽略的空间关系，即“空间解放”。如果说需要的全面满足是个人解放及全面发展的内因和动力，自由闲暇时间是个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性维度的话，那么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的实现则是人类解放不可或缺的空间条件。可以说，空间不仅是事物与人的存在方式，也是彰显人的生命的内涵、价值和意义的一个棱镜。
《手稿》提出随着社会交往的发展，个人的解放必将经历从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的空间变迁过程，从而最终实现为私有财产所分割的个人向自由自觉联合的个人转变。人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实途径和重要标志。在世界历史的大舞台上，人在全球空间层面联系交往，从而使得人的交往活动高度地丰富、高度地社会化。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15)
在人类早期，人与自然的交往和人与人的交往都局限于狭隘的空间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事情出现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这种交往过程空间变迁背后的深层资本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既有剥削性和奴役性的一面，也有历史进步的文明一面。资本文明的一面集中体现在它对旧的生产方式替代和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上，即对于人类空间解放的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6)
资本的趋利本性促使着人的交往(空间联系)范围不断地扩大。“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7)对于资本来讲，任何界限都是要被克服的，其积极的结果在于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世界性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8)可以说，《手稿》确立的“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9)这样的写作顺序与研究逻辑，在直接的意义上就是资本生发的历史与空间逻辑。
《手稿》在阐明资本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充分揭露了资本剥削与野蛮的一面。资本的本性是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实现自我增值。在流通过程中，“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0)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资本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仍然如马克思当年曾经指出的那样，尽量降低时间以及消除空间上的障碍以实现最大的增殖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用“时空压缩”这个范畴将时空体验的革命性变革与全球化的本质(资本的流动)联系起来，表明一种总是寻求摧毁空间障碍和缩短流通时间的资本积累压力所造成的现象——“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21)。
资本的趋利本性致使资本条件下“世界历史的个人”的交往关系对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交往更多地表现为受物的力量支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个人被物所统治，人的能力简化为物的能力，或者说人的能力愈全面，却愈加受到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的统治。就是说，尽管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创造了人与人交往空间的广泛性，但是从实质上说，人与人交往的内容却被极度地窄化了。无论是世界市场还是创造巨大财富的生产力，都呈现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化相对于人身依附当然是一种解放，但它又是新的“物役性”，是社会关系的异己性和对抗性。马克思认为，个人解放的这些悖论，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无法根除的。要想摆脱人的异化状态，必须超越资本的逻辑，从自发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走向自觉的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只有到了世界历史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人们才能成为自觉和真正的主人，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真正成为现实。
三、马克思空间政治哲学的历史原像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政治哲学强调的解放政治及其经济-阶级分析范式，仍是当下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解放概括为一个由“片面发展”逐步向“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而“空间”在此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经由“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转变的空间化过程。但在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历史情境下，“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2)因此，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超越资本的逻辑。较之于以往的形而上学空间观，马克思将空间置于人的本源性生存之中，置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现了空间阐释的“现实性回归”。
对于《手稿》马克思解放政治的空间化阐扬的首要价值在于破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空间维度缺失的神话，使我们获得了新的政治哲学批判的理论视角。哈维和索亚(Edward W. Soja)等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批评马克思在考虑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的问题时，“总是优先考虑前者”。索亚认为，“社会行为的空间偶然性主要被简化为拜物教化和虚妄的意识，在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23)哈维则说道：“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表明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始终被视为‘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我的结论是，他没有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性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24)那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否内含着空间维度呢？
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结构及其物化空间的系统剖析已经蕴含着一种空间视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物质生产作为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经典命题中，生产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占有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在直接的意义上，人对自然空间的改造过程，也意味着按照特定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对物质产品的空间形式进行改造的过程。而《共产党宣言》阐明的资本在全球空间的布展及其带来的无产阶级全世界联合的解放契机这种空间维度，在《手稿》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此文本中，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与布展过程，其实质就是一个空间改造与重组的动态过程。如货币作为一种抽象的经济社会权力的生成与空间布展；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位置的变化、劳动在空间上的协调与规划；市场关系对狭隘地域空间的突破及其自身遭遇到的内在空间界限等等，这些都明确地说明了马克思基于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的批判性分析。
其次，马克思的空间政治思想对于我们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对资本展开空间批判以及重新讨论阶级斗争与解放政治等政治哲学主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地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机制，细致地剖析了资本竞争、普遍交往以及世界市场的重要作用，批判地分析了“世界历史的个人”的性质状况，提出人的解放必须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向自由自觉联合的个人转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扩展到全球空间使整个世界连成一体，同时也把资本的固有矛盾和危机扩展到全球空间层面，因此资本的总危机爆发及其解体，就是工人阶级的胜利和解放时刻的来临。资本主义创造世界历史的进程在马克思时代没有结束，直到今天也仍在进行中，马克思有关资本关系、阶级斗争与解放政治学的空间化理论有着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左派以资本空间生产批判与空间阶级斗争等为主要内容的空间政治哲学转向的理论视域。
与马克思当年相比，今日之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性更加明显了。西方社会批判理论表明，作为传统几何学与地理学的空间范畴，在今天陷入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漩涡中，并为它们所建构。“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25)它表征着中心与边缘、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排斥、空间极化、空间分异与隔离等多种寓意。概言之，空间充满了政治学寓意。资本主义的空间政治学集中地表现为空间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维系自身统治及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但同时，空间成为了抵抗的武器。在资本主义通过支配空间来巩固自身统治时，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对空间的规训与反规训、控制与反控制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差异空间”、哈维的“希望空间”、索亚的“第三空间”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为“他者空间”的“异托邦”等空间模型，都是试图对后现代社会情境下政治斗争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见解，都是对现实空间的超越和对理想空间关系的敞开和接纳。可以说，西方激进左派立足于后福特制时代对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理分析或多或少地延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传统。
最后，加强马克思空间政治思想的研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出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政治理论的系统建构与阐扬。客观地讲，虽然马克思当年已认识到空间或空间规划在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坦率地讲，空间线索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空间维度还只是一种“弱表达”。因此，有必要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系统地清理这一隐性的逻辑并给予“强表达”，这就需要我们构建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政治哲学。当然，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对空间采取过度的理论诠释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马克思理论中更为根本的历史科学内涵。对空间问题所有的现实分析或理论探讨都必须深入到资本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展开，不能以所谓的“空间生产”范式取代、消解更为本质的物质生产范式。晚年的列斐伏尔就在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与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之间左右摇摆，以至于哈维与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都指责他有空间决定论的倾向。
在马克思看来，空间的生成和发展具有社会历史性。“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6)而社会空间对立和隔绝的根源则是私有财产权，因此所谓城乡之空间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7)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分离，“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28)恩格斯告诉我们，唯有如此才能接触到问题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29)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认为只有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才是个人解放的真实路径，虽然人的解放需要经过一个空间化实践的过程加以实现，但与空间维度相比，通过阶级斗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现历史的解放才是根本的道路。
综上所述，马克思空间政治哲学内嵌的社会建构论与关系本体论传统，给我们审视当代空间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视阈。在资本主义全球规模扩张的进程中，空间承载了更多的内涵，它不仅是我们生产与生活的条件和场所，更与社会、资本、权力复杂地揉和起来，对此，我们应在本体论、方法论意义上，关注空间政治在社会结构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空间控制与抗争、分割与操作、规训与控制、冲突与抗争等现象。但对于空间维度的强调和关注不能走向一种空间决定论或空间拜物教，必须面对现实历史的空间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社会存在始终是一种历史地变化着的现实，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因此任何空间形式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最终都要被替代。以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指认的居住空间非正义现象与当代中国高居不下的房价为例，两者都从空间的维度昭示着社会的阶层差异，刻录着社会不均等的痕迹。但事实上，住宅问题的解决必须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生产关系的调整、整个空间战略的改变以及“个人的解放”有机结合起来。
【注释】
①马克思赋予这部手稿以重要意义：“1.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6页。
②张一兵：《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批判理论》，载于《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
③[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④[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⑤Antonio Negr,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pp. 60-61.
⑥⑦孙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⑧王浩斌：《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自觉》，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⑨(13)(15)(16)(17)(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07-108、107-108、390、388、538页。
⑩(11)(18)(22)(26)(27)(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67-68、276、287、88、104、105页。
(12)杨楹：《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伦理旨趣》，载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2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0页。
(23)[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2页。
(24)David Harvey,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Gregory and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25)[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原载《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2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