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科学对世界的处理和机械论的哲学一道造成了世界的祛魅。科学通过对世界的还原以及日益严格的数学和物理的解释，导致了关于世界和认识的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宣判了自然之死，抛弃了有机论、目的论，由此将一个具有生命的自然界转变成一个僵死的机器。这样的自然界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科学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成了一个匆匆离去的，无穷尽的，毫无意义的，不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情感、内在关系和感觉，不具有自我维护、完善自身功能的存在。它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只是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总之，在这种祛魅的世界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生命变得异化和自主了。”[1](P3)自然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引发了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

为了摆脱这样的危机，就需要我们建立新的自然观，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吸取生成哲学的很多有价值思想，提出了泛经验论的思想，给自然返魅。这样的返魅恰当吗？如果不恰当，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世界观使自然恰当返魅呢？下面针对泛经验论的自然返魅内涵进行具体分析。

　　一、关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

泛经验论的第一个方面与世界的基本构成单位有关。综合近现代科学以及哲学，可以发现，它们都把自然的基本组成当成完全无经验的、分列的，只具有外在关系，而不具有内在关系的实体性的存在。所研究的是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外在关系，并且，力图通过这样的关系来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更大系统的认识。即在认识的过程中，遵循的是还原论的方法，相信整体的性质是部分的性质之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下列新观点：

(1)反对实存本体论，提出事件本体论。认为，世界不是由永恒的实体构成，而是由事件或事件集构成。即用一种生成性的过程代替一种静止的、分列的、只具有外在关系的实体。这就将实体、关系、属性都包含于世界的基本构成之中。即使是控制、影响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也处于进化过程中。

(2)世界是由关系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先于关系物。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世界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内在关系。

(3)在实体与其性质的关系问题上，否定传统的要素决定论，提出生态学性质的环境决定论。并认为，可以从高层次事物那里为低层次事物找原因。

(4)世界是动态有序的整体：层创进化与自我超越。

(5)人类更大的意义与价值包含于自然整体的自组织进化过程中。

这种整体论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科学的最新发展表明了这一点。当代自组织理论提出：科学认识过程中的还原论是站不住脚的。系统的性质并非各部分之和。整体和部分呈现复杂的关系，有的系统整体性质可以还原为部分特性，有的则不能。例如混沌就是系统的整体行为方式，它不能还原成部分特性，不能用分析——累加的方法去把握。对此，必须换一种思维方式，用整体的观念去观察思考问题。不仅如此，部分只有在整体的环境中才可理解。在不同的环境中，部分会有不同的特性。按照传统的观点，不管环境如何，基因总是具有自我统一性的物质微粒。而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基因可以受到有机体的影响，分子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至于以何种方式，则取决于细胞的环境影响以及当时分子所处的环境。既然如此，要对部分（低层次）运动的起因进行研究，就必须要从与之相比的同层次、低层次或高层次那里去寻找，而不应象唯物论的本体还原论世界观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原因都是侧向和向上发展的，要寻找某事物运动的原因，应该从同层次的或低层次的实体那里为高层次的实体寻找原因。实际上，高层次可以成为低层次的原因，例如分子层次的点突变，是受微观系统的量子运动规律支配的，但是，突变形成以后，首先受到亚细胞层次的自我修复系统的规律约束，某个未被修复的突变也还要受到细胞功能系统的约束，以决定取舍，而且，一个突变株即使成活后，又要受到种群规律及生态规律的约束。生物大分子的自主修复属于生化规律；细胞功能的内选择，是由生物规律支配；种群与生态关系由自然选择规律决定，但是，在阶序结构的有机系统中，每个层次都受到上层结构规律的约束。

这种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称为向下的因果关系(downword causation)。它首先是由D.T.Campell于1974年提出的。提出之时，仅仅表示上层结构对下层结构具有原因的作用。在1990年，他重新解释了这一概念。认为向下的因果关系还包含上层规律对于下层规律关系的内容。他强调低层次的存在及其变化经常涉及组织的高层次规律，在阶序的各低层次结构所涉及的种种过程都受较高层次规律所约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复杂系统的高层次结构规律影响、作用于下层次结构的规律称之为向下的因果性或向下的约束。

还原论者向来否认向下的因果关系。他们强调下层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会决定整体的性质，从而可以不考虑这种关系。Popper就说：“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理解一个系统的次级结构如何协同地去影响整个系统；这就是说，我们能够理解向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反之就很难设想。”[2]其实，随着科学的发展，这样的因果关系是不难设想的。

关于自然界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理论物理学家玻姆(David Bohm)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然界（包含人类）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系，不仅是生命体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最基本的物理单位的基本特征。自然界的活动内在地是由对其他事物的占用构成的。他对物理学目前使用的“显性秩序”和用一种更加复杂的方法描述物理学的“隐性秩序”(implicate order)作了区分。在这种“隐性秩序”中，永恒的事物不是像在“显性秩序”下所呈现的那样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重叠的。例如，每一电子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与作为整体的宇宙相重叠的，因而它也与宇宙的其他所有部分重叠。如此一来，与部分包含于整体之中，并且部分之间只存在外在联系相对应，整体也主动包含于部分之中，事物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将这种观点扩展，就可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主体不是独立于世界万物的实体，而是本质上具体化的并且实际上是与世界纠缠在一起的，两者相互包含并且彼此具有内在关系。“我们包含于世界中——不仅包含于其他人中，而且包含于整个自然界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事实的端倪：当我们以一种片段性的方式看待世界时，世界的反映也相应是片段的。事实上，可以说，世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同样我们若不包含于世界，世界也是不完整的。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那种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的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那么，如若我们将世界包含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并施之以爱，包含着我们自身的世界有所回报”。[1](P2)这就将内在关系赋予各个等级上的个体，打破了它们之间的壁垒，克服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随之也就克服了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的分离，有利于环境保护。

自然的这种内在关系体现了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对此，哈里斯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把自然看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的彻头彻尾的有机论总体，“这个总体是由其内在形式的阶梯所组成的，每一层次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独立自主的和渗透一切的；然而，每一层次又都是借助于在它内部总体（在这一总体中，它不过是一个阶段）的内在原则所赋予的潜在性，引出比它更高的层次出现。这就是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包罗一切的活的动物，而且把它看作一个动态有机系统的自然观，这系统在复杂性和一体化以及各方渐次增加的各层次上包含一连续系列的整体。它们在辩证关系中互为整体，因此这完整的系统表现为进化的系列。”[3]

在这里，互为整体指的是所关联到的各个整体的一方面独立自主、自我依存，另一方面又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进化的系列指的是，每一整体都作为前驱者的完成而与前驱者发生关系，当实现前驱者没有能力实现的潜在性时，要求并且合并先前的形式。由于这个原因，“当后继者包含先行者时，它也就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井否定它的前辈。”[3]每个后继者都是比其前驱者表达更清楚、整体性更完善并且更自我决定的整体，它高于前行者，包括了前面的一切，是以前潜在性的实现。大气学家拉伍洛克于1972年提出的盖亚假说也与这一观点相一致。

不过，必须清楚的是，泛经验论将事件作为世界的基本单位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对于事件的载体是什么的问题，泛经验论是无法回答的。而且，对于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到底指的是什么，向下的原因到底应用什么方法探求，泛经验论也不能回答。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二、关于自然的经验性

泛经验论的第二个方面是世界的基本单位是“经验的”。这一术语表明世界的基本单位事件不是缺乏经验的“空洞实在”，而是具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感受、记忆、愿望、目的等相类似的东西”。虽然这样的东西并不等同于人的意识、思想和感官知觉，但是，所有事件的这种经验性与人类的经验性并非是绝对不同的，它们占据着具有无限范围的宇宙的可变之物(variables)，诸如感情、记忆、欲望和目的系列中的某一位置。它认为，二元论是错误的，低级个体如细胞和分子与具有意识经验的人类在种类上并非绝然不同，这些低级个体与我们人类的意识只是在量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所有个体（包括非人类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真正（自决）自由的个体，并认为不同等级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因此，“心灵和大脑细胞的相互作用并不介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而是介于自由的多与少之间。”[4]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他们的这种观点寻找科学根据，但是，受到很多人的批判。

首先，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量子力学表明自然的基本单位并非是无生命力的，完全决定的。这一点与量子力学的本意相违背。就连提出后现代物理学的物理学家玻姆也明确指出“我不认为精神对原子有重要的效应，至少人类精神对原子没有影响。”与玻姆长期合作的海利(B·Hiley)教授认为：“我不明白为何在现阶段需要把精神引入到物理学来。”现在用量子势来表达，就不会陷入量子理论的多宇宙解释所造成的精神介入因素。而且玻姆的后现代物理学只是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操作意义。

其次，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热力学理论、耗散结构论等表明自然界从根本上说是事件的复合，而不是永久不变的物质。这点有一定道理。但是，这只能表明，也许事件作为世界的更基本的单位要比实体更恰当，并不意味着都有具有经验性以及具有些许的目的因和自决能力。

第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生理学已经揭示草履虫能游泳，虽然它们没有运动神经和肌肉细胞，而且也提示了原生动物虽没有胃和肺，仍然能够消化和呼吸。因此，没有神经系统的原生动物也有能力去感受，甚至去领悟（以非常低级的形式）。这一点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分子和原子等无生命物质也有能力去感受和领悟，不能作为任何事物都有自决能力的证明。这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将诸如感受、领悟和期望这类表征经验的范畴无限外推的思想是有问题的。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非有机体存在具有这样的特性。至于他们所提出的“细菌及构成它们的RNA、DNA也有类似记忆及决策的东西存在”这一结论，也缺乏有效的说明。

总之，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考察，我们发现，将经验赋予万物是没有根据的。在目前情况下，将更多的经验赋予生物有机体是得到生物学支持的。但生物有智能、情感、文化、思想等吗？当然，定义这些表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过它们有一些外在的行为效应，可以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检验这些行为效应，来判断智能等的存在。生物心理学、生物社会学就是依据这一原理来确认动物主体性的存在的。虽然我们不能观察到动物是否具有智能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动物如果具有智能等的话，它应该怎样行动。而且当只能用智能等解释这种行为时，我们一般也就说它们可能具有智能等。

当然，这里的意思并非说复杂行为与智能等的存在相伴随。在一些情况下，复杂行为并不意味着智能存在。这可能是由它们的本能引起，也可能是人类把一心想要看到的那些联系和巧合与动物的某些偶然表现相联，赋予动物以智能等；还可能是人类忽视了“习得经验”(rules of thumb)，对它们的行为进行了复杂的解释。

鉴于上述情况，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更简单的解释来说明动物的复杂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用简单的解释，当用所有的简单解释并不能解释动物的某种复杂的行为，而此时只能用智能等的存在去解释它们的复杂行为，那么我们就有比较充分的理由相信动物具有智能等。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发现，当某些动物的行为超越了它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表现出对世界的足够认识，以致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图对环境做出非常复杂的评判，调整它们的行为，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动物具有意识了。

这类例子很多，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点：动物有智能；动物有文化；动物有情感；动物有思想。（注：与此问题相关的案例请参阅：《眼见为实——寻找动物的意识》，〔英〕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著.蒋志刚，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动物的智能》，〔法〕雅克·沃克莱尔著.侯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其实，有很多动物的行为我们用本能及其自发的冲动是不够的，动物的行为有时是经过组织的和其组织作用的，而且动物的通讯已经涵盖了一个复杂的符号领域，它大大超出了性关系的范围，而涉及到多种多样的个体间的关系：服从、恐吓、欢迎、抛弃、挑选、友谊。此外它涉及基本的组织性的现象，如人口的调解、对地盘的利用和保卫。它的结构是等级制的。这就是说动物社会学和动物行为学的成果，对于人类学主义封闭的认识范式同样是摧毁性的。人们认识到，通讯、符号、礼仪都不是人类的独占物，它们有着在物种的进化的历史上可以远远上溯的起源。

将人类所具有的经验性赋予部分的自然界有一定道理。因为行为的复杂程度以及适应环境的变化能力确实是智能等的部分特征。现在我们已经将高智能给予星外来客，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此有限度地赋予某些动物呢？这样一些动物与我们一起分享共同的进化历史，它们的系统的细胞与我们人类非常相似，为什么我们有智能等而他们就不可能有呢？如果它们的行为足够复杂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动物存在思维情感等以及在某些方面具有和我们相同的个人体验。而且，根据系统哲学的研究，“主体性普遍存在于具有有机组织复杂性的那部分自然界内”。主体性是系统以感觉形式记录内部作用于它的存在状态的能力。人类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主体性是全世界唯一的主体性。如果认为只有人类具有主体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已经成为自然进化的“终极”宇宙的中心。但是，从广阔无限的时空尺度看，自然进化完全可能产生出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形式。因此，各种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主体性出发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经验性的观念是错误的。

　　三、关于自然的目的性

泛经验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哪怕些许的目的因。尽管所有事件都受先前事件影响，但没有一个事件完全是由过去的事件所决定，每个事件至少具有一点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因此都具有对未来进行创造性影响的某些力量，即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具有某种目的性。

真的这样吗？要回答这问题，首先就要区别目的、目的论、目的性、合目的性这几个概念。目的一词的希腊词是telos（目的），意思是终结、终点，是指客体行为过程的必然趋向和最终要达到的状态，或某种需求的满足。目的论一词(telelogy)来源于希腊词telos（目的）与logos（学、论、原因），意思是目的的学说。根据这一定义，康德和黑格尔曾把目的论分为两类：内在目的论和外在目的论。前者认为目的来源于事物自身，如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唯心主义的活力论的目的论和唯物主义的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中的目的论等理论中的目的论。后者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目的性是神、上帝或前世事先决定好的，一切都是天命，人无能为力，这属于神创论和宿命论。上述几种目的论，除唯物主义目的论外，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原先目的论的错误成份被清除，新的内涵被加入，从而使原先的目的论概念不能适应新的观察材料和思想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对目的论重新加以定义，使之保留，还不如新创一个概念反映人们对自然界的新认识。目的性(teleolomy)一词的产生可以说正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1956年C.S.Pittendrish首次指出目的性一词。它由词根teleo（目的）和nomy（学、法则）组成，以专指某一客体或系统指向目标的活动的过程，既没有意向性的含义，也没有合目的性所具有的适合于谁的目的的含义。他为什么创造这一词语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作为有效的因果原理，为了强调定向性目的的识别与描述，而又不含有信奉亚里士多德派目的论的意味，如果一切指向目标的系统都由某个其它的术语，如目的性(teleonony)来表示，那么，生物学长期以来的混乱将会得到完全清除。”[5]这就是说，这一词的创立是为了与生物学的研究相一致，摆脱传统的目的论在生物学中的影响，强调在生物学中指向目标活动的重要性。此后，目的性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接受，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学和哲学的文献中。

那么，自然客体具有目的性吗？一般而言，天然的无机客体不存在指向目标的活动，而人工创造的无机系统，如由计算机操纵的目标跟踪系统，则可以称得上是指向目标的系统。对于有机体，则可以认为它们具有目的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具有特定的偏爱状态，具有自我反馈调节能力，具有特定程序的存在。当然，有的学者也提倡有机体具有某种合目的性。这样的合目的性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合乎自身的目的。从有机体的角度看，有机体能够通过生长、再生和繁殖而形成一种整合的、多相的一致性，达到自我维护的目的，如此就使得有机体本身具有某种“合目的性”。二是合乎自然的整体要求。对于这点，甚至是生物学家中最彻底的物理主义者J·莫诺也表示赞同。他认为，生命基本的独特特征是“合目的性”，即对系统的整体性的类似目的的决定作用。“实质上，‘合目的性’就是各个组成部分、机能和过程之受结构或整个有机体系统的支配，不管后者是什么，总是通过各个成份之间相互调整，以及各方对环境变化的相互调整，保持或增加有序整体中的熵因素”。[3]

而且，自组织理论表明，目的性并非人类独有的特征，自组织系统也具有这一特性。目的是自组织系统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动力。人类不能自诩为唯一具有这一特性的生物，“在生物圈内，各种植物、动物、微生物与自然环境编成目的与手段的立体交叉网络，保持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它们具有内在的目的性与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6]

“所有系统都有价值和内在价值。它们都是自然强烈追求秩序和调节的表现，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7]这也表明了有机体系统的目的性。

　　四、关于自然的连续性

我们知道，从物理进化到化学进化再到生物进化是一个连续的进化链。化学进化是其中的中间环节，起着从无生命的物质结构进化到有生命的生物功能的过渡作用。但是，这一过渡作用是怎样进行的呢？传统观点认为，化学进化是一种结构进化，无所谓功能，而生物进化过程则表现出功能进化的特征。这样，两者就是不可通约的。由此创立的相关理论也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化学进化如何过渡到生物进化。

生命进化的历史表明，在无生命的有机物向生命转化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个化学的结构性构造向生物的功能性构造转化的环节，只是人类由于某种原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还没有认识到这种中间环节。

上世纪70年代创立的超分子化学的概念为人类深入理解这种中间环节提供了条件。超分子化学是分子聚合和分子间键合的化学。“与原子间化学键作用形成分子不同，超分子体系是由多个分子通过分子间非共价键作用力缔合形成复杂有序且具有某种特定功能和性质的实体或聚合体。”[8]这种分子间非共价键力已知的有范德华力、氢键力、静电力等。过去人们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弱相互作用，不能将分子结合成稳定的分子结合。而经过化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对冠醚的持续研究，发现分子之间的这多种作用力具有协同作用的特性。通过这种协同作用，分子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能够形成一定方向性和选择性的强作用力，成为超分子形成、分子识别和分子组织的主要作用力。

这里的“协同作用”、“方向性和选择性”、“分子识别”、“分子组织”等已经表示超分子有类同于一般社会群体和组织所具有的性质，具有有机组织，如生物、社会、经济等才具有的自我演化特征。“超分子将最终导致化学家的眼界朝向复杂性，从对单个分子的研究转向对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或者说关注对分子的社会学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中，化学家必须将分子看作具有一定社会结构的个体，将分子置于一个大的背景下，研究特定环境下分子的个体和群体行为。同时，超分子化学还将化学家的视角引向对分子之间选择性以及识别能力的研究，而对这方面的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着化学家的思维观念，导致着化学家思维观念的变革。”[9]不仅如此，对超分子化学的研究还将化学和生物学联系了起来，为化学进化过渡到生物进化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它表明，生物体所具备的基本功能特性，如自组织、识别、匹配、选择等已被超分子所具有。超分子不仅具有一种化学进化，还具有一种功能进化。这就打破了非生命体和生命体之间僵化的二分，为无生命的物质赋予某种生命性提供了条件，为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到有生命的物质提供了某种可行的途径。

　　五、简短的小结

自然的祛魅确实为人类统治压迫自然提供了世界观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自然的返魅的提出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泛经验论将经验赋予世上的万物，确实增加了自然的情感性以及人们对自然的尊重，从而为环境伦理学的建立，以及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创造了条件。问题是，泛经验论走得太远了。虽然它的思想中不泛启迪人们的思想之处，虽然它将经验赋予世上的万事万物，避免了二元论所带来的危害，但是泛经验论缺乏起码的科学根据，主观臆想的成份太多，走向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与许多伪科学相一致。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大卫·格里芬自己也承认，“泛经验论是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但是，为了增强他的这种学说的合理性，并应对唯物论对他的反驳，他提出，“低级存在不具有任何形式的经验的观点亦未被证实。”他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唯物论的这一观点没有得到证实，而被唯物论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他的这种未被证实了的泛经验论也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从逻辑上讲，好像是这样，但是，如果深究下去，情况未必如此。虽然这两个论点本身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但是，没有得到证明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泛经验论是一种关于什么存在的陈述，原则上说，要证明它的成立，不仅要证明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具有经验性，还要证明所有的非生命的无机体也具有经验性。由于世上的万事万物是无限的，因此，这样的证明也应该是无限的。从而使得这一陈述的完全证明在理论上不可能性。全称陈述的不可能完全证明，并不能表示我们对全称陈述的不能作出证明，或这样的证明没有意义，事实上，我们仍然在寻求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的陈述。更多的经验证据将给予理论陈述以更多的证明。只不过泛经验论在无机界没有得到哪怕是较少的证明。相反，无机界不存在经验性则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更多的证明。从这点看，唯物论比泛经验论要受到更多人的认同，也更加合理。

综上所述，传统的机械论的祛魅的世界观和泛经验论返魅的世界观都是不恰当的，需要我们批判地吸收。从建设性的后现代角度，结合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深刻理解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内在关联性、自然自身的主体性、目的性等，才能给出自然返魅的新涵义。

 

（原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