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理论平台，将城市空间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考量，以构建“合目的性”的空间存在样态为理论宗旨，将城市空间作为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的集中场所，进而展开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城市空间批判。哈维分析了现代城市中的空间冲突问题，探讨了解决空间冲突的道德基础，揭示了空间不平等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性，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实现空间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居住分区、空间剥夺、空间异化是城市空间不平等的具体表现

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在给人们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哈维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空间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住分区

作为《资本论》学习小组的重要成员，哈维继承了恩格斯关于19世纪曼彻斯特阶级关系的理论观点，认同美国城市理论家迈克•戴维斯在其著作《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中把“圆形监狱似的购物大街、禁闭惩罚意味的社区和纪念碑式具有建筑学意义的洛杉矶旅馆斜堤”视为城市空间压迫和体现阶级差异表现的主张。他说：“空间……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1]（299）就连“街道、邻里、公寓、楼梯和门口都隐含着社会意义。”[2]（55）在哈维看来，空间不是被动的人类活动的容器，而是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它直接参与特定社会关系的建构。这种建构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空间模式表现着阶级关系。哈维通过对欧洲近代城市史上的著名案例——奥斯曼的巴黎改造为分析例证，完成了其重要著作《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担任塞纳省省长的乔治-欧仁•奥斯曼，成为巴黎城市改造的总指挥。改造的结果是：“巴黎各个区各有其‘模式’，能够显露出你是谁，你的工作，你的身家背景以及你所追求的目标”，而“用来区隔阶级的有形距离，被理解成一种‘经过具体化与神圣化的道德距离，而正是这种道德距离将阶级区隔开来。’社会阶级的区隔，既以空间生态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离的方式表现。巴黎将‘它的头放在阁楼上，居住的是科学家与天才，二楼住的是装得满满的胃；一楼则是店铺，是腿与脚，因为忙碌的商人一直在此匆忙地进进出出’”。[2]（44）哈维认为，城市中的劳动者、低收入阶层因其阶级地位的限制，在空间的占有与控制中处于劣势，他们从事着空间生产，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但自己却成了城市空间的受害者。也许奥斯曼并未刻意在巴黎进行空间区隔，但土地运用于地租的结果却是明显的空间区隔和阶级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的生产，究其实质是阶级关系的生产。建筑、道路、咖啡馆、标志性建筑……它们一旦被生产出来，就立即投入到塑造新的阶级区分、塑造新的社会关联的活动之中。

另一方面，阶级关系也对空间区分产生影响。上层和中产阶级需要通过寓所来确保阶级的统一性和环境的舒适性。他们强烈要求城市规划和空间开发与开发地区的社会阶层相匹配。这一城市规划思想不仅引领了奥斯曼时期的巴黎城市改造，也贯穿于整个欧洲都市的形成过程之中。在奥斯曼的巴黎城市改造中，居住分区不仅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引导，更有资本力量的推波助澜。1848年之后，占有巴黎的是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机客、金融家以及市场力量，他们依照特定目的重塑巴黎，留给百姓的是失落感和被剥夺感。哈维笔下的巴黎并不是个案，在欧洲城市形成中，普遍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居住分区现象。哈维通过巴黎城市一位警察厅长的抱怨，指出了依据阶级关系进行空间分区所导致的后果：“在环境逼迫下，工人不得不搬出巴黎市中心，这对工人的行为和道德明显产生不幸的影响。过去这些工人住在比较高的公寓楼层，至于比较低的楼层则住着商人以及其他收入优渥的家庭。同一幢公寓的住户之间往往培养出休戚与共的连带关系。当工人生病或失业时可得到邻居的帮助，人性尊严使得工人阶级养成谨守规范的习惯。之后工人被迫搬迁到圣马丁运河乃至城门以北地区，他们住的地方没有资产阶级家庭，表面上摆脱了昔日邻居的控制，实际上却是断绝了接受资助的机会。”[2]（250）

（二）空间剥夺

这种剥夺主要体现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剥夺。城市的集市、街道、车站、码头、公园、广场、步行街、购物中心以及各类城市开放空间系统，都属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范畴。作为城市居民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公共空间是否公平，标志着一个城市是否文明。哈维认为，巴黎城市的公共空间绝不是安全置放于场所中的景象，它是一种对世界的叙述，是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叙述，是对现实的阶级状况的叙述。

咖啡馆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有穷人咖啡馆和富人咖啡馆之分。靠微薄工资过活并时刻面临失业危险的工人只能在工人聚居区域的咖啡馆活动，在这个对工人来说最稳定最可接近的公共空间里，人们讨论时事，谈论邻里，化解忧愁。富人咖啡馆和穷人咖啡馆有鲜明的分区，前者呈现给世人的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秩序。有些穷人因为囊中羞涩根本就不可能进去。哈维引述法国19世纪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散文诗《穷人的眼睛》的情景：一个40岁的男子带着两个孩子路过咖啡馆，衣衫褴褛的父子凝视着咖啡馆，眼神里充满了赞叹。父亲的眼睛说：“贫穷世界的金子大概全跑到这些墙壁上了。”小男孩的眼睛说：“不过这种房子只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才能进去。”咖啡馆里“不一样”的人，厌恶穷人的凝视，想的是赶快叫老板赶走他们。资本主义的公共空间，打败了王权，却“请”来了金钱。由此，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就被打了折扣。哈维用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道：巴黎的咖啡馆并没有体现公共空间的功能，反之，它象征着巴黎“数千流离失所的生命”

作为消费性公共空间的咖啡馆如此，那免费的公共空间又如何呢？法国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讽刺画大师奥诺雷•杜米埃用自己的画作给出了答案： 19世纪中叶的法国，新艺术沙龙是一个免费的政治性公共空间，它不仅吸引了平民阶级，也吸引了资产阶级。但是，为了掌握对这一公共空间的控制权，以隔离来追求安全，资产阶级坚持要收入场费，以此来拒绝平民进入。他们以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坐标方格界定巴黎社会的空间主体，“将生活在贝尔维尔‘边界’上的工人描绘成野蛮人。”然而，我们知道，“一座城市，如果将它的邻里街坊被区隔成拥有财富过着优雅生活的人，以及注定要为生计奔走的人，那么这样的城市将不能算是基督教城市，而只是一座野蛮人的城市。”[2]（288）

（三）空间异化

城市是一个人居场所，空间应为属人空间。城市空间的魅力与价值，在于它既表达了空间的物质性，也表达了空间的社会性。在西方思想史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属人空间”说揭示了空间的社会性。他认为，本真性的空间既不是一个物理虚空，也不是人的知觉、体验，而是天、地、神、人“四重场域”的有机结合，是“容纳、安置、保护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意义上的域场。哈维也探讨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问题。他认为，在人文地理学的视域中，空间是“关系和意义的集合”，是功能和社会属性的表征。作为一种对世界的叙述，空间的社会性诉说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在场—不在场”、“参与—排斥”的对应关系。哈维用“可接近性和距离”来界说这种关系。“可接近性和距离”不仅体现为与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相关的交通体系和城市网络，更是生命个体与城市之间“距离”的社会文化心理表现。当资本的逻辑侵入并主宰了城市建设、居住生态、能源环境、社会心理、价值信仰与人的日常生活之后，人们必然会产生一种存在论困惑。其主要表现是“个我”和城市的隔离。人们不禁要问：“我是谁？我在哪里？”19世纪中叶，奥斯曼创造了一个新巴黎，但由于阶级区分、空间剥削等原因，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并明显感觉到大都市的非人性。在这里，人的“脸孔被服饰所遮蔽，感情被景致所掩盖。”于是，“人们在一个不稳定、不确定、迅速扩张的空间范围内对于空间、场所、现在、过去和未来意义进行深刻追问。”[3]（264）这种追问表达了一种文化的困惑与迷芒。事实确实如此。资本向社会生活长驱直入的过程，创造了新的愿望与需求，加快了生活的节奏，改变了人们对空间与时间的体验。然而，“现代人的原型，如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被掷入现代城市交通漩涡中的行人，孤零零地对抗庞大、快捷而致命的质量与能量凝聚物。快速发展的街道与大道交通不知时空限制为何物，外溢到每个都市空间中，将自身的速度加诸在每个人的时间之上，将整个现代环境改造成‘不断移动的混乱状况’……这让大道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完美象征：个别资本主义单位的理性，使得这些单位结合起来的社会系统陷入无政府的理性之中。”[2]（266）19世纪中期巴黎的现代性改造，对于资本来说是福音，对于人的生存本质来讲却是断裂与痛苦，它酿成了个人在时空中的无限孤独。

二、空间不平等与资本具有内在关联性

城市空间是资本最好的场所。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主要关注资本在生产领域的流通，但哈维还注意到，资本主义为了转移内在的过度积累危机，将资本投资转向次级循环，也就是将资本投资转向包括城市建筑在内的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项目。他通过对巴黎城市空间创造过程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空间不平等与资本具有内在关联性。哈维认为，金融资本、土地利益、国家三者之间彼此联结成有机整体，共同推动城市的改造进程，并决定城市空间的其他因素，尤其影响阶级关系的结构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他说：“空间关系之后的三个主体─—金融资本、土地利益和国家──彼此联结，构成社会生产可分配成利息、租金和租税的理论”。三者的交互作用，实现了19世纪50年代的巴黎城市改造，也创造了新的空间关系，正如哈维所说：“新空间关系（外部和内部）乃是从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中创造出来的”[2]（113）

（一）空间不平等与金融资本的内在关联

哈维通过研究奥斯曼巴黎改造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矛盾与城市空间变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空间转型的内在逻辑关联。他透过具有典型意义的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分配”，凸显出空间的物质性与社会性，为我们理解现代城市的结构、性质和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哈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他把城市空间的形成过程解析为一个包括“分配”、“生产”等环节在内的生产过程和生产“链条”，认为各要素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又根据19世纪50—60年代巴黎城市改造的具体事例，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所发展，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有所区别。比如，在解释“分配”之于“生产”的逻辑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问题时，他说：“诚如马克思主义所评论的，这里存在着‘初始的由生产所决定的分配’，这是理解资本主义运作的关键”。[2]（113）哈维认为，信贷、地租、利息、租金成本等因素，既与金融资本紧密相联，又与城市空间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的支配紧密联系。因此，在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利益的驱动下，分配关系作为空间关系的起点就有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哈维认为，在城市空间的“分配”、“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金融资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黎城市空间的改造也不例外。在这里，“金钱和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显著。[2]（127）众所周知，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巨额资金作保障，同样，在巴黎城市的改造中，“奥斯曼的计划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开发、建设、占有以及经营。”[2]（130）巴黎改造共计花费了250亿法郎，奥斯曼通过金融机构改组和资本组织方式改制，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剩余资本，全面投入到巴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中，从而推动了巴黎城市空间的转型和城市总体面貌的更新。一些大的金融组织凭借着雄厚的实力，形成了一套新的金融体系。在利润驱动下，金融资本发挥出近乎神奇的效力：巴黎“不动产公司”在1858年就从奥斯曼手中接下了第一个大订单─—里沃利街建筑购物区和卢浮宫饭店；“佩雷尔兄弟”财团利用这个空间建成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到1861年，这家百货公司开始了盈利过程。“不动产公司”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和马尔塞尔布大街以及歌剧院和蒙索公园周围大兴土木，它通过地产信贷来扩大资本，在和“土地信贷”进行财政拆借来支撑获利的同时，又拉动了土地信贷高达11.83%的资金回报率。“不动产公司”通过外包形式，把建筑工程转包给靠信贷资助的下游公司来承包经营，使巴黎的建筑产业集中了大量就业人口。资本的集聚必然就会带来金融权利的集中。1860年代中期，在巴黎登记的公司董事会席位有920席，其中158席为六大家族所有：佩雷尔兄弟占44席，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32席。[2]（131）巴黎形成了新的金融资本财团，金融资本财团又遵循资本的逐利本性投入更加有利可图的城市空间创造。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对于金融资本在城市空间塑造中的作用，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得出了与哈维相同的结论：“流动的资本有如化学试剂，它渗透了长期以来保护中世纪城镇的开裂的外层光泽面，把里面的土头都腐蚀精光，在清除过去历史上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和它们的建筑物方面，资本比过去最独裁的统治者更加残酷无情。……资本主义对现有城市结构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到郊区去，避开市政当局的一切束缚和限制，要不然就彻底破坏老的城市结构，或使城市密度增加到远比当初设计的为高。新的经济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城市的破坏和换新，就是拆和建，城市这个容器破坏的越快，越是短命，资本就流动周转得越快。”[4]（429）

（二）空间不平等与土地资本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深刻分析了法国1848年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政局变动状况。他指出，真正支配法国的政治力量有两个，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而站在他们背后的则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而王朝则仅仅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和“资产阶级爆发户篡夺权利的政治表现”而已。[5]（629）“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分析正是19世纪中期巴黎城市改造的真实写照。“在这个时期，巴黎土地享有相对稳健的高报酬率，土地价格也不断飙升”，[2]（135）也就是说，在巴黎城市改造中，除了金融资本的关键作用之外，土地资本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后者直接推动了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并拉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其中，房地产市场的各种投机与冒险行为又不断推波助澜，反过来又助长了土地资本效应的发挥。最终的结果是：土地资本与金融资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支配了整个巴黎的地价和房地产市场的控制权。1855年的巴黎，空房率降到了历史低点，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房屋回报率达到12%。[2]（141）哈维指出，奥斯曼巴黎改造时期一个突出现象是：几乎所有社会团体都从事房地产投机活动，巴黎的房地产行业成为一个安全并拥有高回报率的投资市场。这就使巴黎的城市空间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按照价值规律规划的城市空间布局愈加符合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空间关系更加凸显了土地所有者与土地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联，他们之间的交换价值“被整合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当中，完全支配了使用价值”。[2]（135）

奥斯曼坚持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度，以“公共利益”和“公共卫生”为旗号，大规模征收土地，并以举债的方式筹集资金。他主张“最好的做法就是任由竞争来刺激投机”，为此，他的市政府与金融和不动产者的小团体（建筑商、开发商、建筑师）之间组成联盟，形成垄断性的经济机构，操纵巴黎城的土地开发与经营。奥斯曼还把更新计划大量交给少数资本家，并推动其筹集金融资本运用到土地开发上。这些大笔资金主要投到巴黎中心城区和西部，将这里建成主要由资产阶级居住的区域。中低收入的住宅供应则完全被排除在这个开发体系以外，由中小地主组成的另外一个开发系统负责这个群体的住宅建造。于是，巴黎出现了在不同区域、开发不同品质、不同性质的资本运营机构。目的却只有一个：投资于房地产。这样，巴黎的住宅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860年代，住宅数量增加率超过了人口增加率，达到27%，而后者只增加了11%。[2]（146）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提供土地，开发资金由金融市场筹集。这样，“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都成了虚拟的资本形式”。在资本规律的作用下，以土地资源配置为核心，资本家从土地增值与房地产中获利，并创造出新的资本型城市空间布局。奥斯曼不断地将巴黎市郊整合到都市架构之中，促进了土地开发体系的完善，加快了土地资本的流通，并使得房地产行业成了巴黎城市的支柱产业。1852年—1870年间，巴黎房地产总值增加60亿法郎，巴黎旧城区住宅平均价格增加到原来的3倍。其结果造成巴黎各地段的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值差异极大。而这种悬殊的差价正是大地产商们从中渔利的最好契机。更新工程推进到哪里，土地价格便水涨船高。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拆除工程与地价的高昂，限制了当地低收入住宅需求的梦幻，使低收入家庭转移到其他空间，于是，巴黎出现了“空间区隔”的现象，形成了高收入者住宅区和低收入者住宅区，前者集中在巴黎西部和右岸，后者则集中在巴黎的东部和左岸。这种“土地”与“房地产”的组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逐渐将巴黎内部空间的组织，与不同使用者以竟价取得空间控制权的方式结合起来。”[2]（150）资本的流通，使巴黎城市空间的范围无形中“变大”，腾出了更多的黄金地段供资本增值。土地与房地产结合所构成的新的空间环境，迫使使用者调整土地用途。而“一块地皮每次改变用途，极可能是对现存空间格局中盈利机会的反映。……它会促进其他地皮的用途变化并加强已有的不稳定性。正如康岑（1978）所言，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从过去承继而来的城市空间之间永远保持着紧张关系。……城市建设永无竣工之日。除了目前的建设，通常还有未来工程和急需改变土地用途的工程：如平静路段、脏乱差地区，以及未被完全使用/过度开发/错误开发的土地。尽管人们常将城市建设中不稳定、不均衡的发展趋势归因于城市增长或外部变化，但可以说这是市场运作的必然结果。”[6]（272）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资本对城市空间的入侵而受益。因为，“个人对空间控制的首要变量取决于他们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空间直接或间接的控制、空气、采光、住宅周围的私人环境以及空间的实际大小逐渐构成一种经济产品，如同奶酪和靴子，根据个人财富、品味和社会地位来‘消费’。”“强大的力量所推进的过程就是居住用地被改为商业用地，以及从高档到低档对寮屋进行选择性拆除。……贫民窟不断地被驱逐，在城市内部被清理干净，而在城市边缘却弥补似地一再扩大，这构成了城市景象的一大特色。”[6]（278-279）

总之，在哈维看来，资本是一个过程，它通过特有的游戏规则和投机逻辑，成为最能动、最革命的方式，并凭借这种方式实现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扩张。然而，资本投资向次级循环的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这是因为，城市建筑环境本身是一项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这种投资没有及时在相应的时间内收回，资本就会贬值，这样资本必然要再流向利润更加丰厚的地方，于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得不在保存建筑环境中原有资本投资的交换价值和破坏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开拓更大积累空间进行两难选择。”[7]（15）在一定意义上说，哈维笔下的巴黎，与其说是现代城市蓝图的实现，倒不如说是由资本逻辑所推动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在这里，由居住分区、空间剥夺以及空间异化的风风雨雨，孕育了巴黎城市的政治空间：作为地缘政治汇聚点的蒙马特大道、共和主义风起云涌的左岸、处于城市周边地带的工人阶级分区……。这个政治空间预示了巴黎公社的诞生。

三、哈维的空间批判理论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启示

（一）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学理贡献

作为一个敏锐的地理学家，哈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独特的解读视角，认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8]（15）他把地理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种历史地理学。在这样的学科背景和理论视域下，哈维把空间问题作为人类感知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重要维度，解剖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不平等及其根源问题。持续17年的巴黎大改造之后，贫困在巴黎城市郊区被承袭下来。2005年，巴黎北郊“街角社会”的孩子走上街头焚烧富人的汽车，2007年郊区青年再次引发了“巴黎骚乱”。城市已然成为一个社会矛盾聚集的空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城市空间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理论家所研究的对象。哈维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空间问题的研究，实现了以生产方式分析城市空间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

哈维看到了资本在塑造城市空间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城市化进程究其实质是一个资本城市化的过程，而资本城市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资本对利益的追寻在城市空间塑造中的体现。哈维认为，资本用特定类型的空间结构创造的建筑环境的‘第二自然，与资本的循环过程相关联，与劳动力、商品与金钱资本的快速流动相关联，换句话说，在哈维眼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空间是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矛盾的结果。具体说来，哈维是这样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进行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资本对空间的开拓，在城市中的表现就是对城市构成环境即生产性构成环境（工厂、仓库等）与消费性构成环境（住宅、居住区道路等）的投资，资本主义为了开辟积累的新空间，在某一特定时刻建设适宜于自身条件的一种物质景观，通常在发生各种危机的时候，在随后的某一时刻又得破坏这种物质景观。而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潮起潮落，势必造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危机和灾难。[9]（40）上述分析表明，哈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展开对城市的理解和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的。这种分析和批判的理论视角无疑为解决我国的城市空间矛盾和冲突，开掘了一条富于启示的马克思主义思维路径。

（二）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现实启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据统计，我国自1978年到2008年10年间，新建住房65亿平方米，2008年人均居住面积达28平方米，是1978年的4.2倍。房地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9年，房地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0]与此同时，城市资源得到全面的整合与重组，城市资源转化为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被推上了“盘活存量、引进增量、提高效益”的现代城市经营的轨道。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更新计划的大规模实施，也带来了诸如城市矛盾凸显、社会空间重组、社会阶层分划等社会问题，其外在的形式则表现为：城市房价的上涨、土地价格的攀升、“空置房”与“蜗居”并存、“城中村”与“城市飞地”等边缘居住群落的出现等等。

在我国城市改造与更新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即金融资本、土地资本和地方政府。相比于地方政府，资本的作用更加凸显。比如，资本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与经济模式的转变，提高了城市的综合实力。但是，资本的运作永远遵循着增值逻辑。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土地资本，都无一例外地追求其利益最大化，资本的扩张必然要以空间为平台，并推动空间结构的变化，以适应资本和产业的增殖规律。因此，在资本向空间进入的过程中，如果政府监管缺位，不对资本加以节制和约束，或者政府本身推行“土地财政”，往往导致城市空间的虚假繁荣，而背后往往是社会公平的丧失。如哈维笔下法国巴黎繁荣的“右岸”与衰落的“左岸”的空间不平等；如美国纽约的“下城”与“上城”的空间差异……这种空间的公平缺失又深刻影响着城市社会人们的生活状况、生活方式、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思想情感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在城市空间创造过程中，担负起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在金融和土地两者之间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即由“福利型”角色向“企业型”角色转变，基本上已经退出直接管理生产型产业，而承担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升值扩展的角色，如控制土地开发的“一级市场”和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在城市建设中拥有更加重要的“话语权”。其结果是：一方面，推动了现代城市的转型改造，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大大加快，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大为提高，有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资源和金融手段的强势地位，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空间不平等问题。因此，地方政府既要发挥整合资源的优势，也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关注民生，在制度层面考虑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使城市真正成为各个阶层人群的共同家园。

【注释】

[1][美]大卫•哈维著, 阎嘉译.后现代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美]大卫•哈维著, 黄煜文译.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3][美]D.Harvey, The Condition of （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 Oxford: Blackwell, 1989.

[4][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6][美]保罗•M 霍恩伯格、林恩•霍伦•利斯著，阮岳湘译.都市欧洲的形成[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美]Harvey, David. The Urbanization of Ca（ital[M]. Oxford UK: Blackwell Ltd. 1985.

[8]D.Harvey, The Condition of （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 Oxford: Blackwell, 1989.

[9]参见程世波.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论戴维•哈维对空间问题的探寻[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

[10]光明日报[N] 2010.07.08.

（原载《哲学动态》2011年第10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