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并要求“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1](P1)毫无疑问，这些论述为我们在21世纪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自觉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由此实现社会的道德进步，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道德生活中的传统话语”的视角，从道德生活和伦理传统、话语缺失和传统断裂、回归根基和综合创新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

　　一、道德生活和伦理传统

　　所谓“道德生活”，作为一个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广义文化生活中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活动类似，首先指整个社会生活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生活维度，即从“善”(仁)和“正义”(义)之维度界定的社会生活。其次，这种社会生活既不同于主要由信仰维系的宗教生活，也不同于主要由强制维系的法律生活，它主要是通过人们对“善”(仁)和“正义”(义)观念的“体认”(体验和认同)，并由之向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而实现的。毫无疑问，就像其他类型的生活和活动一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道德生活也承担着重大的功能，它不仅维系着社会秩序，凝聚着民族人心，而且也是社会成员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与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降低，政治生活中善治的出现，社会生活中良风美俗的形成，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文学艺术的由艺入道等等，都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加强道德生活的建设，无论在哪个国家和社会，无论对于精英还是大众，都是极为重要的。

　　而为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特别关注道德生活和伦理传统的关系，即当代人对祖国和民族的优秀伦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么说的根据在于，各种社会生活，既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一面，也有国家性和民族性的一面；与科学技术活动、经济和政治生活等相比，道德生活与本国和本民族传统的联系显然是最为紧密的。例如，虽然自然科学规律及其技术应用一般是普遍适用的，而中医却“不一定符合现在所谓的科学概念，但它本身是科学的”[2](P224)。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最具普遍性的科学技术活动也与民族的思维和实践方式有关。还有，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市场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的人权和民主，也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然而，如果要在具体时空中实施市场或人权和民主的制度的话，显而易见，其涉及的国家性和民族性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科学技术及其应用。至于道德生活，当然有其世界性和人类性，如前现代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全球化时代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模仿和趋同；但是，由于与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习俗、礼仪举止、价值观念以至心理语言和信仰认同等直接和深度相关，道德生活的国家和民族相关性则又是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借鉴和移植所不可比拟的。

　　进一步说，如果把道德生活本身区分为三个层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个方面的关系，那么，这三个方面所体现的世界性、人类性和国家性、民族性也是不同的。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显然最具世界性和人类性，但是，如果就这一活动中的哲学—伦理观念而言，还是有所谓近现代西方的“主客二分”与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区别。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自由个性、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显然也体现出一种世界性和人类性的趋势，然而，这一趋势在“先有了部分，乃始合成为整体”之西方和“先有了整体，才始有部分”之中国[3](P3)的实现，其路径和结局，显然会有极大的差异。至于人对“人与自身关系”的理解，直接涉及道德生活的核心，即“终极关怀”(最终的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问题，则最具国家性和民族性。例如，尽管有些民族能够接受一种原本并非属于自身的宗教信仰，中国汉族也能够接受中国化了的佛教，但是，如果要一个有着几千年不中断的文明、人口数以十亿计的民族完全放弃自身的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特别是作为“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的优秀伦理传统，那么，无论如何就不仅是难乎其难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

　　以上关于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科学技术活动的外部比较，以及道德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个方面关系的内部比较意在说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各种活动自然有着世界性和人类性，但人类首先是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而且其各种活动本身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它又具有国家性和民族性。与其他类型的人类生活相比较，道德生活不仅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一面，而且更有国家性和民族性的一面，特别是道德生活中的以伦理信念和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终极关怀”，则最具国家性和民族性，因为它和国家及民族成员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因此，为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就必须处理好世界性、人类性和国家性、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在国家性、民族性的伦理根基之上，积极地吸取世界性、人类性中的合理因素，既不“墨守故纸”、僵化封闭，又不“心醉西风”，自截根基，而是与时俱进，在道德生活中自觉地实现世界性、人类性和国家性、民族性的综合创新。

　　如果上述关于在各种社会生活中，道德生活更具国家性和民族性，特别是道德生活中的以伦理信念和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终极关怀”最具国家性和民族性的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加强道德建设而言，当代中国人原本应该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因为，至少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就形成了一种“特重道德及其教育”的传统。这一点，不仅为一些中国学者始终坚持，更为20世纪西方的一些文化伟人充分肯定。例如，被我国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称为“西方圣人”的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就说过：“中国伦理思想千百年来对于个人和全民族的教育的功绩是伟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有这样一个建筑在伦理思想之上的文化来与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相匹敌。欧洲思想中——由于基督教的关系——也存在理想的典型，但它没有像中国思想那样在一个持续的、繁荣的和细致的文化中得以实现。”[4](P26)对于施韦泽的这一中国伦理思想评价，也许有人会认为太高了，但笔者认为，施韦泽对中国伦理思想及其社会功能的高度评价，与其说是出于想象而把中国伦理传统理想化，毋宁说是基于其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现代性弊端的深刻反思。他系统地研究西方、中国和印度思想史而得出的深思熟虑的结论，值得当代中国学术界予以充分的重视。

　　二、话语缺失和传统断裂

　　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这种“特重道德及其教育”的传统，或者如施韦泽所说，千百年来对于个人和全民族的教育有着无可比拟的伟大功绩的中国伦理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除了制度建构等等之外，特别可贵的是它还逐渐地发展成为了一种丰富完整、深入浅出的道德话语系统，既源远流长，又深入人心，发挥着在千难万劫中维系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可大可久”之生存的功能。这一话语系统，就其为文献经典而言，如楼宇烈所说，主要体现在“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玄”、“四书”、“五经”以及佛教经典“三论”、“九经”和“一录”中。[5](P452)其次，与凝聚为上述经典相比，这一话语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曾经成为被无数民众所普遍接受的道德信念和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伦理语言。在此，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尝察吾国多数人之心理，有三种观念焉，由数千年之遗传熏染所构成，定为一切道德所从出，而社会赖之以维持不敝者，谨略发明之，以资身教言教之君子审择焉。一曰报恩。……二曰明分。……三曰虑后。……以上三义，骤视之若卑卑不足道，然一切道德之条目，实皆自兹出焉。有报恩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与过去社会相联属；有虑后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与将来社会相联属；有明分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至蹟而不可乱，至动而不可恶也。……之三义者，不学而知，不虑而能，而我国所以能数千年立于大地经无量丧乱而不失其国性者，皆赖是也。”[6](P2336－2340)事实确实如此，诸如伊尹的“天民先觉”、勾践的“卧薪尝胆”、曾子的“任重道远”、孟子的“舍我其谁”、蔺相如的“完璧归赵”、诸葛亮的“扶病出师”、玄奘的“西行取经”等成语典故，通过教育和艺术等各种形式，广为传播，成为老少皆知的伦理语言，极为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道德生活。

　　进一步说，在重庆渣滓洞纪念馆的展室中，就有一篇革命烈士陈然写的短文《论气节》：“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什么是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态；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笔者认为，这篇短文典型地反映了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道德和心理结构，特别是身为知识分子的革命先烈的道德和心理结构。为什么当时许多革命先烈能够“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从《论气节》一文中，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具备了中国革命者优秀的道德和心理结构：“仁以为己任”的儒家人生哲学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之有机结合。一方面，这些革命先烈自幼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不为所动；另一方面，他们在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之后，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里，儒家人生哲学正是革命先烈对自己选择的政治理想忠贞不渝的个体道德和心理基础，而共产主义理想则使这些革命先烈的忠贞不渝获得了社会、历史和道义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使他们的牺牲奉献不致无谓，而是真正做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这种儒家人生哲学和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的道德和心理结构，不仅成为当时革命先烈英勇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为后来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确立了典范。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人们把目光投向现实，就会发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上述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的优秀传统道德话语已经基本缺失了。例如，过去人们起街坊名、街道名，往往会用“仁德坊”、“仁爱路”等；现在公司、小区、日用商品的名字，除了一部分出自外文，没有任何文化含义之外，诸如“浴霸”、“豪庭”中的“霸”、“豪”等在中国古典语言中含有贬义的词汇到处可见，且起名者乐此不疲，广大公众也不以为怪。这一现象至少说明，在当前的日常生活语言中，能够体现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的话语，已经衰微了。此外，即使在具有强烈政治和道德意义的活动中，人们也往往只会使用现代汉语，如体育运动中的“为国争光”。“为国争光”当然是一个好的道德词语，而且也能够与传统道德精神相衔接。但是，当看到在北京奥运会上率领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获得银牌的韩国籍主教练金昶伯在《文汇报》上的题词“敬天爱人，中国女曲”[7](P1)时，笔者就不由地深深感慨：“为国争光”固然很好，“敬天爱人”的中国文化和道德渊源则无比深远。

　　此外，与这种传统的、特别是优秀传统的道德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衰微，在具有强烈政治和道德意义活动中的缺位(当然不是完全缺位)相比，传统道德话语在当代社会中的缺失，更严重地表现在一些哲学—伦理学的教学中。直到现在，一些哲学教科书首先教的还是这样一种“物质观”和“世界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要在此基础上去阐发人的一切认识和包括道德活动在内的历史活动。但是，这种观念实际上是由西方近代科学所奠定的“物质观”和“世界观”，其积极方面在于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人类改造、利用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其缺陷则在于它消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道德和审美等关系。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则认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8](P204)，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限于物质变换，而且还具有生命、道德和审美的本源性意义。由于哲学教科书只传授一种有利于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界的近代世界观、物质观和认识论，中国传统道德话语在社会精英中的缺失也就不奇怪了。

　　受这种视自然为客体、人为主体的西方近代世界观、物质观及其认识论哲学范式的影响，当前的一些伦理学教科书也主要成了研究道德生活的“社会科学”著作，传授的也主要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知识。中国伦理思想被边缘化，往往附在西方伦理思想之后，或者作为在伦理学原理、西方伦理学史之后的一门知识性学科，因而难以有效地传授基于祖国和民族优秀伦理传统的道德话语和道德信念。必须承认，哲学—伦理学教科书中传统伦理话语的缺失，导致了当前的社会道德生活中公众传统道德话语的明显缺失。不仅是中、青年一代人，即使在许多道德教育机构和相关人士中，都存在这个问题。例如，在针对现实道德生活问题展开教化活动时，道德教育机构往往只会用一种非伦理传统的语言，尽管其倡导的实质内容基本上也是合理的，但往往只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社会道德生活建设，为公众严重不满。

　　三、回归根基和综合创新

　　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特重道德及其教育”的传统，因此，就加强道德建设而言，当代中国人应该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的。那么，为什么在有着“特重道德及其教育”传统的我国，会出现在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中传统道德话语缺失的状况呢？笔者认为，这与我国面临近代西方挑战的曲折过程有关。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以来，中国、中国文化和伦理所发生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往往有着现代工业文明(科学和民主)的背景，这使中国、中国文化和伦理在应对这一挑战时面临着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从中国文化和伦理一个多世纪的应对及其结局来看，似乎可以说，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倡导的“道德之立，所以利群”的道德功能和目的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6](P550)的原则和方法论，是比较中庸的；他之前的张之洞，主张“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9](P160)，则是保守的；而梁启超之后的陈独秀，其“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P90)的主张，则显然是激进的。从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道德生活史的发展来看，在这三种观点中，显然是陈独秀的激进观点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全盘西化”和“彻底决裂”伦理思潮的流行。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密切相关，有一定的必然性。长期以来，人们缺乏分析地把“落后挨打”完全归结到传统道德，从而严重地解构了中国人的道德义务感，这可以说是在当代道德生活中传统伦理话语缺失的基本历史根源。

　　传统伦理话语缺失还有其现实根源，这就是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挟电子传媒等技术手段的无所不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文化发展走上了正常的轨道，政治文化、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也有了良性互动。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文化传统的破坏、西方文化模式的消极影响以及国内文化体制的过度商业化，我国政治文化、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的和谐运作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大众文化的传播普及总是伴随种种严重的“物化”和“异化”现象。只要能够挣到钱，就是成功，什么事都可以做，无论祖先的尊严、民族的荣光、人格的平等、基本的伦常、个人的羞耻等等，都不在话下。近来一些电视台各类“相亲类节目泛滥和造假、低俗”等倾向的出现，就是一个显例。此外，还有不少打着传播传统文化旗号，实则迎合当今人们的功利欲望的各种“作品”，则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在深层次上持续地阉割着民族文化和伦理的优秀传统，尤其值得注意。

　　根据对传统伦理话语在当代道德生活中缺失的原因的分析，我们应该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形成我国当代社会健全的文化生态和结构，包括健康的道德生态和结构，实现政治文化、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就有必要确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意识，重新回归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伦理的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和伦理的综合创新，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造文化和伦理上的条件。令人欣慰的是，在当前社会文化和伦理生态存在严重缺陷的同时，一种改变这种缺陷的努力和趋势也在形成。例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创办，民间社会各种形式“国学热”的兴起，各级学校中国学院、儒学院的设立，儿童国学经典教材的研发等等，都表明，尽管经过近百年来的文化断裂，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仍然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只要措施得当，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华民族现代成熟的文化和道德结构是能够被建立起来的。

　　当然，在道德生活中恢复中华优秀道德传统及其伦理话语的根基性地位，并不是说要完全回到传统，也不是说只有传统伦理话语才是合理的。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传统，是因为只有在传统伦理的根基上，我们才可能吸取各种世界性和人类性伦理的积极因素，在当代道德生活中取得建设性的进步。从这一点出发，作为当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学习革命先烈“儒家人生哲学和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的典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儒家人生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应以此为基点，积极吸取西方科学精神和自由个性的积极因素，拓展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要素，以形成符合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个人道德和心理结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儒家人生哲学的积极意义。儒家人生哲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尽管也有其内在局限，但重庆渣滓洞革命先烈的思想和实践证明，只要把儒家人生哲学和现代合理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极为伟大和壮烈的精神力量，会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精神和道德境界，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由此看来，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条件下，重拾优秀传统道德话语，发挥儒家人生哲学积极功能的必要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