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既有对伦理学和道德建设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也有对应用伦理及其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问题的追问，也有对个人品德、个体人格的教育和评价等。

不断出现的社会公共事件，强烈地扣击和拷问着社会的道德底线，既有对社会公德的拷问，也有对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甚至个人品德的拷问。

加强道德法制化建设、建设法治社会，大力提升国人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尤其是规则意识，推进依法治国，方是缓解当今社会道德惨遭不合理社会问责的良方。

铭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智活动。唯有在记忆的磐石上，人类社会方可构建起越来越智慧和善意的精神王国。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跑线上，我们注意到，即将翻过去的２０１１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景。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令国人记忆犹新的公共事件，也包含有一些影响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甚至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睡的琐碎小事，这些林林总总的事件，真实记录了２０１１年度中国出现的新事物、新观念，反映了这一年中广大干部群众心理、观念上发生的悄然变化。其中，有令国人引以自豪的道德记忆，也有道德审视和反思，它们共同组成了国人２０１１年的道德记忆。

 

一，理论研究回应着当今社会的道德追问和国人的道德诉求的种种努力，也昭示出伦理研究者密切关注生活、关切社会的学者风范和社会责任感

先哲曰，“大象无形”。这对于超越物理形态思考的伦理学和社会道德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更加明确的现实指导意义。关注现实生活中那些不仅仅是物理形态，更是形态之上的原则、原理、伦理和学理，正是当今时代加强伦理学、道德研究和道德建设的本意。纵观２０１１年，对伦理学和道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可谓欣欣向荣。已经出版和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对伦理学和道德建设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也有对应用伦理及其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问题的追问，也有对个人品德、个体人格的教育和评价等；既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冥思奇想，也有社会各界举办的争论激烈的研讨会、论坛等等，如韩东屏等对道德究竟是什么，即道德的起源与本质问题的追问，甘绍平、贾新奇等对伦理学基本问题、基本理论的深入讨论，童建军、李慧青等对规范伦理、美德伦理、德性理论的讨论，陈飞、王希坤等对发展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研究现状、实践探索和未来旨趣的研究，李传军、吴玉平等对信息伦理的探索，陈爱华、李世新等对工程伦理、建筑伦理及其教育的研究，陈勇、姜佳英等对行政伦理的研究，邱仁宗、陈泽环、罗蔚、孟利敏、范瑞平等对生命伦理、关怀伦理、护理伦理学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杨盛军、区志娟对法伦理学的维度、范式等问题的研究，曾建平、唐代兴、张一帆等对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的研究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应有尽有，被讨论的热点和难点话题此起彼伏。这一年来，学界已有研究呈现的欣欣向荣景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彰显出广大伦理人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式于无声中默默回应着当今社会的道德追问和国人的道德诉求的种种努力，也昭示出广大伦理研究者密切关注生活、关切社会的学者风范和社会责任感。

事实上，作出这种回应的不只是从事伦理研究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广大的草根群体尤其是网民在推动和回应一些重大公共事件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仔细盘点一下，国内今年一些突发的公共事件，如动车事故、故宫失窃事件等最终被推上解决的议程，恰恰是网络——这一当今时代的特殊媒体所形成的追求社会正义的监督风暴的积极推动作用。这既是对当今社会媒体生态悄然变化的具体态势的映射，也是对传统主流媒体职业道德与使命的拷问，是对传统主流媒体未来如何发展的巨大挑战。

 

二、不断出现的社会公共事件，强烈地拷问着社会的道德底线，既有对社会公德的拷问，也有对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甚至个人品德的拷问

智者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背着一个空篓子，每走一步都要捡一样东西放进去，而不知剔除那些累赘不用的东西。”道德是一种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制度性、非强制性的内化规范。

过去一年间，不断出现的社会公共事件，强烈地拷问着社会的道德底线，既有对社会公德的拷问，也有对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甚至个人品德的拷问，这致使仅仅作为一项内化规范的道德再也无法承受和负载起国人和社会生活赋予的种种指责和批评。从年初国人对旭日阳刚组合、西单女孩为什么能上春晚的议论和纷争，到动车、校车事故频出，从日本核泄漏引发的“抢购危机”到“扶不起”反映的群体无意识，从染色馒头、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和网络问责风暴，从小悦悦事件，到康菲漏油事件凸显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这些不仅为国人提供了反思和运用伦理学想象力的契机，也使不少人毫不留情地把批评矛头对准了道德——这一本质上依赖于道德个体的高度自觉、自主、自为的自我意识来发挥作用的非制度性、非强制性的内化规范。诚如小悦悦事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心灵震撼一样，事件本身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道德危机的全社会大讨论，甚至有人呐喊，“为了鼓励见义勇为，惩治见危不救，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对见危不救的行为，尤其是对社会特殊人群，作出明确的‘惩恶’规定。”这一方面是对道德在当今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道德在当今社会中发挥作用有限性的社会校正。加强道德法制化建设、建设法治社会，大力提升国人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尤其是规则意识，推进依法治国，方是缓解当今社会道德问题的良方。

社会上一些道德问题的出现，也呼唤着社会管理体制上的创新与改革。流动人口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会治安难点热点不断出现等，这一切都说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世界性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必将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一起直接制约和影响２１世纪的中国伦理学的发展

现代伦理学已向传统伦理规范提出挑战，毫无疑问这一挑战已使根基牢固的伦理理论发生急剧变化。古老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已被打翻在地，人的行为已在变革之中。可是这种挑战在人类社会的现行制度面前，能否证明其合理性还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这种对人的价值和道德规范的重新评价和证明，目前仍陷于混乱之中，从根本上说来，这种重新评价是和道德规范的相对性问题密切联系的。现代人为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所鼓舞振奋，拒绝接受绝对的道德规范，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使其在道德领域中的反抗越来越激烈了。普及教育使人们有了科学知识也教给他们探索未知领域的科学原理，随着科技日益发展以及工业生产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现代人面对民族生活的激流，不得不改变自己关于个人权利义务的许多概念。

今年出版的两本伦理学著作很有启发性，这两本书是窦炎国的《论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趋向》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卢风的《挑战与前景：当代伦理学之走向》。窦炎国在《论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趋向》中提出，世界性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必将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一起直接制约和影响２１世纪的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卢风的著作《挑战与前景：当代伦理学之走向》则认为，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典范就是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两者都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生活世界。随着现代文明种种危机的凸显，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学已受到美德伦理学、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等多方面的挑战。虽然挑战各方都陈述了一些重要理由，但也各有偏颇。在２１世纪，伦理学将是直面现实而不是纯思辨、纯理论的伦理学，它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将是复数的即多种伦理学互竞并存的伦理学；将是对话商谈而不是逻辑主义和独语式的伦理学；将是反思、批判现实生活的伦理学；将是美德和规范并重的伦理学；将是知、情、意兼顾的伦理学；将是弥合事实与价值鸿沟，从而将是与各种实证科学交叉渗透的伦理学。在社会转型时期，伦理学的多样形态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多样性的伦理学也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检视人们所谓的理性。

 

（来源：深圳特区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