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命题一直构成对认识论和实在论的严峻挑战”，以至于“其最激烈的形式，构成整个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①戴维特(M. Devitt)描述“不充分决定命题”为当代科学哲学的“重要理论思潮”，以至于成为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相对主义思潮的主要根源之一”，“它通过运用信念和实践的多元化，激起了多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证据对理论的不完全决定性经常导致理论的怀疑论以及反实在论”。②具体而言，以经验等值命题为基础的不充分决定命题是以传统的“假说演绎”模型为依据的，它的论证表现为一种“直接确证假设”，其根据在于假说演绎理论的“后承主义”预设。劳丹和利普林(Leplin. J)在详细考察了“不充分决定命题”的逻辑推理后，针对“经验等值命题”的“直接论证”方法，从“假说演绎模型”与直接论证的逻辑难题出发，提出了著名的“间接确证”的论证，在科学哲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

一、不充分决定与经验等值命题

在理论与经验证据问题上，当代科学哲学涉及的核心问题是经验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命题”。“不充分决定命题”(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简称UD)断言：“在任一阶段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当时现有的经验数据在原则上会与多个不同的、相互不容的理论相符合，这显而易见是真实的。因为理论总是会超出建立于其上的经验数据”，③由于科学理论是在观察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但有限的观察经验却不足以决定科学理论的真假，这确如奎因所断言的那样，科学的“边界条件即经验对整个场的决定是如此不充分，以致于在根据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要给哪些陈述以再评价的问题上是有很大选择自由的。”④全部科学，包括数理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同样地被经验所不完全决定，经验检验能够施以其影响的只能是知识整体。

因此，“不充分决定命题”就是指有关自然世界的理论是从有限数量经验现象中总结出来的，它事实上超越了我们对现象观察的有限性。换句话说，我们的理论是被我们所有可能的观察所不充分决定的，我们注定有经验上等价但逻辑上不相容的理论。由此我们可以从同一组观察事实之中发展出逻辑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

典型的“不充分决定命题”是以“经验等值命题”(thesis of Empirical Equivalence，简称EE)为理论基础的。⑤所谓的经验等值命题，“在传统观点看来，只有当理论拥有同样种类的经验，即可观察的结果时才是经验等值的。”⑥而且，这种经验等值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对于每一个可能的观察、辅助性假说和理论来说，在逻辑上总有与其经验等值的不同理论存在。”⑦其实，迪昂等人早就注意到科学理论中的经验等值现象：“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几何定理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它不是对的就是错了。但物理学中的两个假说会形成这种境况吗？我们敢断言没有其他的假说是可能的吗？光可能是一束粒子，也可能是在媒介中震动的波。”⑧仅仅从经验上我们无法判断理论的真假或优劣。

由于EE认为，“任一理论都现实的或可能的存在着在经验上等值的竞争理论”。⑨具体来说，EE是在强调，对于任一个理论H1，至少存在着另一理论H2，对于任何适于H1的经验证据E而言，也与H2相符合，理论H1和H2在经验上是等价的。如此一来，“理论可能相互不一，但都与所有可能的数据(甚至更广泛的意义上)相一致。换言之，它们在逻辑上不相容但在经验上等值。”⑩这就是EE的基本含义。

EE强调，人们可以从同一组观察事实之中发展出逻辑不同的相互竞争的理论。这一观点其实是与整体论思想密切相关的。经验检验能够实施其影响的只能是知识整体，而不是某一个单独的理论陈述，经验对理论的决定是不充分的，即经验决定具有不充分性。由于相对于任一经验现象E，我们总是能够得到经验等值的理论H1和H2，那么“两个经验等值的理论保证在认识信念上亦应是等同的”，我们很难从认识论方面区分它们的优劣，也就是说理论H1、H2在认识论价值上是同等的。例如，彭加勒曾经举过一个“几何学的比喻”(geometric parable)：理论H主张空间是非欧几何空间的，我们所有的测量都证实了H；而也确证了理论H′(T′=H"+A"，其中H"主张空间是欧式空间的，并且A"是一个物理力的假定：任何物体以同样的比例收缩，包括我们的测量尺度)。按照彭加勒的假定，我们会发现，所有测量收集到的证据都同样支持H和H′。(11)经验等值的理论在认识论的价值方面也是等同的。这也就是我们提到的UD的基本含义：经验与理论之间存在的一种不对等关系，对同一经验现象而言，人们可以构造出多个理论假说，而它们都与相关经验相符合，也就是说经验证据对理论的决定作用是不充分的。

二、假说演绎与直接论证

经验等值命题强调经验对理论的非对称性和非决定性，劳丹和利普林将这一理论的依据归结为假说演绎理论的“后承主义”。其实，自惠威尔以来，将科学理论视为一个假说演绎模型(Hypothetico-Deductivism)的观念几乎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现代科学哲学更是把假说—演绎法改造为一种科学确证的方法：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要从被解释现象中得出一般性的原理，然后再从原理中，演绎出可由经验检验的结论，然后从假设并用实验来进行检验和修正。“假说演绎法所隐含的是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如果一个假说的内容部分，即它对世界所做的断言部分，被表明是真的，那么该假说得到了确证。”(12)因为仅仅是通过猜想而得出来的假说其本身还是没有充足的经验基础(休谟问题)，而且理论与经验之间又不能实现真正的逻辑一致性，所以，要根据假说演绎出的推论或预言，再通过经验来决定这些推论或预言是否正确来对该假说做出确证。

假说演绎论证模式强调的是经验对理论的“直接确证”方法。劳丹和利普林指出，UD的前提EE存在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理论只能通过后承经验证据(直接从中推导出的)来证明，“理论只能通过由它演绎出的经验证据所确证(Direct Confirmation Assumption)”。“如果证据能够以某种合适的方式从一个理论中演绎出来，那么该证据确证这一理论。”(13)根据亨普尔的“逆后承条件(converse consequence condition，简称CCC)”和假说演绎模型，如果要证明经验是否能够确证一个理论，需要新的观察证据E存在，如果E确证了假说H(并且E逻辑地蕴涵假说H)，那么E就确证了理论H。(14)

一个假说提出后，要按归纳一致性加以检验，演绎的作用在于从假说中推出现象，从而确证或检验假说。也就是说，“在这些想建立一条清楚的充分广泛的可证实性判据的尝试当中，……如果从句子S与适当的辅助性假说的合取句有可能推导出不能从辅助性假说推导出来的观察句，则S有经验意义。”(15)即理论得到了观察句的确证。(16)

根据假说演绎模型的“直接确证”理论，假设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H1、H2，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经验等值的呢？我们可用图式表示如下：

 

对于同一经验证据E，理论H1和H2都能给予很好的说明，而且它们在逻辑上又是不同的，“理论在经验上是等值的就在于它们拥有同样种类的经验，即观察结果。”。(17)如果它们是经验等值的理论，那么它们就应该具有同样的观察结果，这就表现在理论H1、H2演绎结果的一致性方面。范·弗拉森曾以现代及历史上的物理学例子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姑且用TN表示牛顿理论(力学和引力理论)”；而TN(v)是在牛顿力学上加一个假设——“太阳系的引力中心有绝对速度v”。弗拉森指出，“TN(0)在经验上是适当的，而且TN(v)同样在经验上是合适的”，(18)即事实上TN(O)和TN(v)二者具有同样的经验结果和适当性的。两个理论不只是相对于现有的经验现象来说是合适的，而且相对于今后可能发现的所有经验现象也都是合适的。

三、间接确证的反驳

EE的基本主张是：面对某一经验E，我们能够找到逻辑不同的理论H1、H2，它们在经验上却是等值的，所以经验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命题是成立的。但劳丹等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事实上所谓这样的理论都是有问题的，它们并不真正等值。实际上，大部分这些可选择性的理论根本并不是合适的理论。并且，对于某一理论H1，并没有产生另一个在经验上等值理论H2的运算法则存在”。(19)进一步来说，EE的支持者们所坚持的“直接论证”原则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即他们所树立的“后承主义”教条并无依据，“如果我们发现能通过间接的确证(来自并非理论演绎出的证据)，那么不充分决定这个可疑的命题就失效了。(20)

所谓“间接确证”，蒙利梯(Moretti，L)是这样概括的：T是一个科学理论，它可以推演出一个假说H，假设也可以演绎出一个观察陈述E，而它却不能合乎逻辑的从H得出(也就是说单独从H或H与辅助性假说)，间接确证的支持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E确证了T，那么这种确证可以通过桥梁T传达到H。这样，E就间接确证了H。(21)针对假说演绎的直接确证理论，劳丹指出，一个假说H也可以从并非其后承的证据中获得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对理论的确证除了“直接确证”以外，还有其他途径，例如假定E1代表从H推导出的一组可检验的经验结果，某些其他经验E2也可以为H提供经验支持(即使它不是蕴涵H)。具体来说，设假说H1、H2是两个在概念上不同，却在经验上等值的理论假说。那么一定存在一个理论T，满足H1但不是H2蕴涵这个更一般性的理论T。假设理论T为经验证据E所支持，这样E为H1提供了间接论证(虽然E不是H1所蕴涵的)；并且因为H2不是T后承的，证据E并不影响对H2信任。这样，两个经验等值的假说之一可以通过与一个更一般的理论联系(它不支持另一个理论)获得证据支持。所以，即使H2确实能预测理论H1的经验结果，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做出选择。(22)事实上，这就是亨普尔所谓的特殊后承条件(Special Consequence Condition，简记SCC)的确证。

劳丹和利普林反对“直接确证”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对于任何的“所谓经验等值”的理论H，事实上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另一个更普遍的理论θ，而理论H蕴涵θ，并且E2是θ的一个可观察结果。这样，如果E2在经验上是确定的，那么它就给θ以经验上的支持，所以，从E2带来了对θ的证据支持，从而也支持了H(通过θ对H后承)。(23)因此，经验对理论的支持有两个组成方式：一个是理论H后承的证据(E1那种)；另一种是没有被理论H后承的证据(E2那种)。通过以上分析，劳丹等人就将经验证据对理论的确证分为了两种，直接确证和间接确证，而后者(E2)这就是间接确证的结构：没有被一个假说所后承的证据也可以通过另一个后承这个假说的理论来提供经验支持。

接着，劳丹以大陆漂移说(TC)为例说明这一问题。大陆漂移学说认为地球表面的各个地区，其经纬度古今是不同的。由此它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假设：

H1：地球上存在显著的气候变化，当前各地的气候与以前不同；

H2：地球任何地区岩石磁极的排列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用图式表示就是：

TC=＞H1∩H2

从古地磁学来看，在剩余磁性的数据E中，我们可以得到对H2的支持。劳丹和利普林指出，按照“直接确证”的理解，E并不支持H1，因为我们无法从H1推导出E(TC=＞H1；TC=＞H2；H1≠＞E)。但通过“间接确证”我们就发现，因为E确证了H2，也就进一步确证了TC，而H1又是TC的逻辑结果，所以E通过对H2的确证，也间接确证了H1。这样，看似无关的两个命题(地球存在显著的气候变化以及地球岩石磁极排列的变化)就间接相关了。

这样一来，通过以上“间接确证”的论证，劳丹认为就直接截断从EE到EP的逻辑关联，UD也随之失去依据。因为即使承认存在着两个在经验上等值的假说，即EE命题是成立的，但我们也依然无法得出UD是结论，它“不是其必然的推论”。(24)在科学实践过程中，科学家们也可以通过“间接确证”的理性方法从中做出理性的选择，经验等值的两个理论在认识论的价值方面也不是相同的，即使EE存在，EP也是不同的。人们没有理由假设所有理论都存在真正在经验上等值的竞争理论，而且，即使两个理论在经验上是等值的，也不能得出结论它们同样地被证实了：在两者之间的选择是有理性依据的。劳丹又进一步举“确证乌鸦为黑色”的例子说明这一问题。在通过经验观察确证乌鸦是否是黑色的时候，假设最后第一万只乌鸦被观察到是黑色的，可以算作假说“下一只被观察到的乌鸦将会是黑色”的证据。然而，这个假说并没有后承这个证据，虽然它支持了假说。这样，直接确证假设失败，并且可以抛弃了。(25)这样，即使EE是正确的，UD也并非它必然的逻辑结果，“不充分决定命题”就失去了理论基础。

四、结论

劳丹等人力图通过“间接确证”的方法实现对“不充分决定命题”的反驳，这种思路在科学哲学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UD并没有因此被一劳永逸的驳倒，UD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论仍是当前科学哲学讨论的热点问题，可以说，UD还有广泛的市场。UD的支持者，如库克拉(Kukla，Andre)等人对劳丹的批判模式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间接确证”的反对者首先质疑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更普遍的假说θ。即使存在这样的假说，这也没有消除另一种可能性：一个理论θ*存在，它满足H2θ*，而E也支持θ*。这证明我们仍不能在经验的基础上决定理论H1和H2的选择，因此不充分决定论证的可疑结论又恢复了。(26)

另外，普遍理论θ*的存在也无法保证“间接确证”可靠性。蒙利梯和奥卡莎(S. Okasha)对此做了详细分析：假设E是一个可观察陈述——物质质量会随速度的增加而增加，H为假说人类的思维存在无意识的过程，而θ*为E&H。在这个例子中，E和H都不是同义反复，并且E&H在逻辑上也是自洽的，因为θ*蕴涵了E、H，而且E不蕴涵于H。根据间接确证的方法，E间接确证了H，但“没有人——包括科学家——会接受H这个结论，在这个例子中，E与H的确证与否是无关的。”(27)

更为重要的是，劳丹等人的“间接确证”在假说与经验确证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是含糊不清的。它违背了亨普尔确证理论中“逆后承条件”和“确证的充分性条件”的不相容性问题。为此，奥卡莎指出，“假说H1其实可能获得E的支持，但这不能仅归因于劳丹和利普林所描述的演绎关系，因为亨普尔的两个不同条件被同时引入了。……在劳丹和利普林的大陆漂移说案例与他们为说明EE到EP的‘一般范例’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在前一个案例中，“劳丹可能否定引入了CCC，它们可以争辩TC通过其对H2的后承获得支持，E支持了H2，并且一些非逻辑的因素(如没有严肃的可替代理论存在，或TC的统一性力量)。但在大陆漂移说案例中，我们被告知了T，H，HI，H2和E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些关系的辩护。这样我无疑的结论是劳丹、利普林把SCC和CCC应用在了一起。”(28)从这个意义上说，劳丹和利普林对UD的反驳还只是部分工作，更广泛意义的不充分决定命题依然困扰着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