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兴丽】试论金岳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的金岳霖，学贯中西，在研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也关注语言问题。他以哲学家的眼光审视语言。虽然他已认识到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但他更多的是重视语言的工具性。语言的意义是金岳霖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论道》中他启用了一些既能表达字面意义又能表达情感意义的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词汇。在其后来的著作《知识论》中，金岳霖设专章讨论语言意义问题，把字的意义明确区分为“意念意义”和“情感意义”，在翻译中区分了“译意”和“译味”， 译意就是依据语言的字面意义进行翻译；译味是依据语言的实际意义进行翻译。对这些问题的阐述都可以看出金岳霖对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的深切理解。
关键：金岳霖语义学语用学
语言问题是20世纪西方各派哲学都面对的重要问题，更是贯穿于整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核心问题。语言哲学一向是分析哲学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弗雷格、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开始，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或日常语言学派，也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名的分析哲学家，都把语言哲学当作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20、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主要致力于语形学的研究；30年代末，塔尔斯基、卡尔纳普等人开始转向语义学的研究。40年代后直到现在，语义学一直是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分析哲学家着重研究的主要对象；60年代后，语用学也开始受到重视，已成为许多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语义学研究语词和语句的字面意义的各个方面，而语用学则研究语言及其使用者的关系，即说话者和听话者依据以确定语词和语句在被说出时的那种以语境和用法为转移的实际意义，是关于语言交际的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这种“语言学转向”或“语言学革命”，同样在中国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中国新实在论学派代表人物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人，尽管以关心认识论问题以及形而上学问题著称，但也无不将语言问题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当代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教授在《许国璋论语言·序》中谈到：“在当代，金岳霖在《知识论》里申述了自己的语言哲学。”实际上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更重要的是申述了其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
一、语言观——工具性
现代西方哲学家认为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和交流知识的手段，而且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这一观点使语言上升为本体论的研究，所以产生了语言哲学。金岳林早年留学西方，恰好是西方语言哲学鼎盛时期，关注语言问题也是自然之事。他已经认识到语言的本体论地位，“语言文字不必为工具，它也可以是我们研究或思想的对象。”[1]尽管有这种认识，但是对语言的本体论问题没有更多的涉猎和研究，因为他研究的重心是知识论。对于语言，他更多是从作为思维、认知、表达、传播、保留概念和命题的工具角度来认识的。
首先，他确定语言研究角度——工具性。对此，《知识论》第四章第七节已明确说明：“我们以后会专章讨论语言，虽然所讨论的不是语言学家要讨论的问题，然而是知识论所应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把语言视为收容和应付所与底工具。”[2]“收容和应付所与”即是认知摆在面前的世界和对它做出反应。“语言有非常之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既只视为收容与应付的工具，语言学家所研究的问题我们不敢提出，也不便提出，……有几点我们在知识论底立场上，……不能不提及的。”[3]《知识论》第十五章更明确阐明这一思想：“对于语言我们所注重的是工具。我们在这里当然是注重语言文字之为工具，我们的看法和讨论，完全是把它做工具的看法和讨论。”
其次，他详细论述语言作为工具的重要性。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要紧的不在一官觉者能语言，而在一社会的官觉者能互通语言。从这一点着想，语言的确是收容与应付的非常之重要的工具。……语言有它本身底用处，而这是非常之重要的。在同时的官觉事实中，同一社会同一语言的官觉者可以交换各官觉者的官能之所得。如果各官觉者底所得相同，固然很好；如果不同，也可以增加彼此所得，而彼此的经验因此丰富，彼此底知识也可以因此增加。”[4]此观点与西方哲学家罗素对语言的看法不无二致：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实现共同的目标。因此，它的基本观念就是同意。而且，这可以被视为逻辑的出发点。它源于这样的事实：人们在交流过程中，最终达成了一致，尽管有时候只不过是同意保留各自的意见。[5]
金岳霖已认识到语言在认识中的重要性，即没有语言的帮助，在认识过程中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就始终都有在下一瞬间再度失去的危险，“语言是一非常之重要底收容与应付所与的工具。记忆常不可靠，所记底数量也不够多。语言是一官觉社会的总记忆底工具。官觉者可以利用语言以为纪事之用。纪事是以语言补记忆底不足。”[6]
的确，语言对于而且只有对于人类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事物本身无关紧要。这个道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一书有明确的说明：“‘昆虫对它们的名字有反应吗？’毛毛虫大大咧咧地问道。爱丽丝答道：‘我从来没觉得有。’‘要是没有的话，它们干嘛要有名字呢？’毛毛虫又问。‘这对它们没什么用，’艾丽丝说：‘可我觉得对命名它们的人倒是有些用处。要不，事物干嘛要有名字呢？’”如果说世界对于人类是一种客观存在，那是因为人类语言给人所能感觉和机能所能感受的事物起了名字。在语言未产生前，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馄饨”的，犹之“一团星云”；有了语言，才有自然界的名物称谓，以及社会秩序和各种名分的区别，有了对世界的认识。海德格尔《行进在语言之途中》说：“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说：“正是依赖于语言，人才拥有世界。”人离开了语言，就无法触摸世界、认识世界。世界体现在语言中，语言将世界呈现给我们。当然，这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世界作为一种物质实体，是独立于语言的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又不能否定另一个实际：未经语言区分和认识，世界与人无关，犹之花开花落，无人问津。只有进入语言，世界才拥有意义，因而语言的界域，也就是人认识世界的界域。
二、字义区分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
在对语言的工具性及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说明之后，语言该如何表达认知和思想，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把握语言的意义，特别是不同文化间语言的意义转换问题，是金岳霖十分关注的问题。卡茨(J．Katz)等人认为一个语词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不以语境为转移的字面意义，另一种是以语境为转移的、这个语词在被说出时所具有的实际意义。
金岳霖对字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首先它将字的意义分成两种：意念意义和蕴藏意义，实际上就是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字不只有意义而已，它还有我们在这里叫做蕴藏的种种等等。就字说，字有蕴藏，就用字者说，我们有情感上的寄托。”[7]字不仅有不以语境为转移的字面意义，而且还有以语境为转移的实际意义，即情感上的意义。金岳霖把这种情感分为哲意的、宗教的、普通的，并通过列举实例来说明字的实际意义，如对于注重传统道德伦理的中国人，对于道德、仁义、礼义、廉耻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对于重视宗教的英国人对Lord、God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对于相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理解。
金岳霖认识到语言和文字的各种不同的意义，与个人的经验和生活历史、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处的地理环境、节令等因素相关。正是这些因素使人产生各种情感，并把这些情感留在表达这些方面的语言文字上。他多方面谈到不同语言环境中的语义问题。1、风俗习惯对语义的影响：中国人办丧事用白，办喜事用红，所以中国人对于白和红有特别的情感。“白马素车”有忧愁的意义，“酒红灯绿”有繁华热闹的意义。2、生活方式对语义的影响：在农业社会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中，离别是十分重大的事情。所以农业社会对“离别”的理解与工业社会的理解不同。3、社会制度对语义的影响：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人对于“父子”语义的理解与英美人对于“Father and Son”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4、节令对语义的影响：人们不但对节令有情感，而且对表示节令的字也有情感意义，例如对“中秋”两字就有一种美的感受。
由此金岳霖字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关系作了高度概括：“大致说来，样型同而意义不一的字，所蕴藏的情感多；一样型一意义的字，所蕴藏的情感少。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上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8]也就是说语言和字所寄托的情感多与少，与语言和字的意义清晰有一种反比例关系。
三、翻译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
金岳霖在《知识论》第十五章第四节论“翻译”中同样也明确阐明了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在深深懂得语言的不同意义的同时，站在哲学的高度他将翻译分成两种：译意和译味。在这里译意就是依据语言的字面意义进行翻译；译味是依据语言的实际意义进行翻译。“翻译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译意，另一种是译味。这里所谓译味，是把句子所有的各种情感上的译味，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而所谓译意，就是把字句的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9]
在金岳霖看来，译意要比译味容易。因为译意是在语言的理性意义之上进行的，而这个理性意义在不同的语言文字中是相同的。而译味则要麻烦得多，语言的情感意义即实际意义有多种，它只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才能得以确定，不了解语言文字的历史环境风俗习惯就不能理解语言文字的情感意义。“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意义（字面意义——引者著）是比较容易的事，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味是比较困难的事。”[10]具体说来，文学是很难翻译的，诗差不多不能翻译。原因是用以表达文学和诗的语言，其情感意义（味）太丰富，“诗所要传达的是意境。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味。这意境是不能独立于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山河城市……等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意识，体会，意境是得不到的。”[11]而关于哲学著作，金岳霖认为有容易译的，有不容易译的。因为哲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差不多是理性的，另一部分不完全是理性的。在这里他实际上将哲学著作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用字面意义表达的，如知识论等,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具有重分析重批评且近乎科学的特点，是比较容易翻译的；另一部分用实际意义表达的，如玄学、形而上学以及中国的哲学等，这些哲学著作具有重综合重创作且近乎宗教的特点，相对来说比较难于翻译。此外有一些哲学著作虽然可以译，但却得不到原作的原动力。比如有些字句意义多歧、意味丰富，如果译文的意义只局限于某一方面，未能体现意义的多歧就会使原文字句的意味受到损失。又比如原文“字句所表示的意念，就纯思说，或纯理说，已经是翻译成功了，然而就意味说，或就情感说，原文字句能引起的情感，译文中一点都没有。哲学字句底情感上的寄托有时是原动力，这种情感上的寄托翻译不出来，这种原动力也得不到。即令我们能从译文中懂得原文中的意义，我们也不见得能够受感动。”[12]
综上所述，由于情感是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产物，只能为某种语言文字所拥有，所以当把一种语言文字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时，就不容易把所寄托的情感也传达给另一种语言文字。如情感非常丰富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等），就比较难译，甚至无法翻译。而情感愈少，意义愈清楚的语言文字，如学理性很强的书，则比较容易翻译。
四、《论道》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
《论道》是金岳霖的一部独创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著作。之所以说《论道》有独创性是因为其框架、方法是西方的，而根本精神仍然是中国的。这一点是许多学者的共识，
金岳霖了解中西方文化，同样也了解中西方语言，如何用中国语言表述中国哲学思想，这是他认真考虑过的问题，我们在《论道·绪论》中就可以看出：“这里所谓道也许就是上段所说的中国思想中的道，也许相差很远。如果相差很远，则我在这本书里的用字方法就是普通所谓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向来不赞成旧瓶装新酒，如果名目可以假借，则货不真，价不实，而思想底混乱是难免的结果。我深知道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底毛病，尤其是所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其所以明知而故犯之者就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的情感转移到这本书的一部分的概念上去。”[15]也就是说，金岳霖在《论道》中启用了一些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字汇和术语。在启用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字汇和术语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其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
金岳霖认为哲学中的元学（即玄学、形而上学）需要运用情感语言（即实际意义）来表达，而哲学中的知识论用意念意义（即字面意义）来表达。
元学不仅关注意义而且关注意味，关注语言文字中所寄托的情感。知识论关注名言的意义。金岳霖认为，“哲学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另一部分不完全是理性的。前者靠分析靠批评，后者靠综合靠创作。前者近乎科学，后者近乎宗教。”[16]显然，在金岳霖看来，逻辑和知识论属于前者，而元学（即玄学、形而上学）属于后者。在《论道·绪论》中，他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认为研究知识论完全可以冷静的运用理智，但研究元学则难以回避情感的问题，“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论的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适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在此基础上，金岳霖阐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道”的意义。
出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沉依恋，需要在元学的语言文字中体现出一个民族丰富的哲意情感，金岳霖在《论道》中引用了具有丰富情感意义的中国传统哲学字汇作为其元学体系的基本范畴。首先，当然是“道”。在金岳霖看来本体论不全是理性的，且具有满足于人的情感需要的功能。所以，用什么样的语言符号作为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就显得关系重大，因语言符号不仅仅是意义的承载者，而且蕴藏着情感。“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道”这个范畴，意义虽不清楚：“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17]儒、道、墨各家解释不同，但寄托的感情最丰富。中国人对它不仅会“油然而生景仰之心，”而且它也是他们“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18]因此，金岳霖说：“虽然从理智方面说，我这里所谓道，我可以另立名目，另立名目之后，这本书思想不受影响；而从情感方面说，另立名目之后，此新名目之所谓也许就不能动我底心，怡我底情，养我底性。”[19]其它诸如“无极、太极、几、理、势、情、性、体、用”等范畴亦是，所以要引用这些名词，正“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的情感转移到这本书的一部分概念上去。”[20]在金岳霖那里，“道”字有更多的语用意义。
同样，对于“式”的运用也体现出“道”的语用学思想。在金岳霖那里，“式”相当逻辑，并且十分重要，逻辑或逻辑学的一大特点就在于追求思想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但它不是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道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哲学上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式只是道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论道》一书中，金岳霖把式或逻辑置于道之下。金岳霖这样处理式与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反映出他对于“道”的理解。西方的逻辑学要求人们的思想必须严格遵守逻辑规律，随之而来的是思想沉闷和不自由、不舒服的感觉。在金岳霖看来，古希腊的logos似乎太直、太窄、太冷、界限太分明。在《论道》中，式被置于道之下，既使中国哲学的逻辑意识得到了增强，也使西方哲学所固有的理智的累赘和闷气这种令人不自由、不舒服的感觉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这样，“道”的特点就显示出来：“道”不必太直，不必太窄，它底界限不必十分分明；在它那里徘徊，还是可以怡然自得的。[21]他又说：“‘式’虽冷而道不冷，至少不会冷到使我们在知识方面紧张底程度上去。”[22]这样就满足了金岳霖对“道”的要求：哲学研究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还要“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即既需要理智，也需要情感。这种“道”的思想必须运用具有情感意义的语言来表达，他对“道”的语用理解也跃然纸上。
结语
作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家，金岳霖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深知中西方文化的优缺点：西方人有希腊精神（求真），“欧美底中坚思想也就是希腊底中坚思想”[23]但又太直、太窄、太冷；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但缺少认识论和逻辑传统，“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24]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金岳霖中西合璧，运用西方的方法、框架结合中国哲学思想，创造性的写下《论道》、《知识论》和《逻辑》三部著作。在《论道》中娴熟地运用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而在《知识论》中则明确阐述了语义学和语用学思想。语义学和语用学虽然不是金岳霖研究的重点，但他确实对这一领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