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贤先生是中国老一辈语言学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担任过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他从教五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优秀人才，如邵敬敏、袁毓林、戴耀晶等著名学者都曾受教于他的门下。他既有强烈的理论意识，又有扎实的研究学风。在2004年6月和2005年5月，我们对王维贤先生进行了两次访谈。以下即为访谈记录，整理后复经王先生核对。此次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采访者问（以下简称“问”）：王先生，您好！能不能请您首先谈谈“语言”与“逻辑”的关系问题？

王维贤先生答（以下简称“答”）：好。在古希腊时期，语言和逻辑是混同的。如那时关于句子中主词与谓词的划分，它们既是逻辑学术语又是语言学术语。可以说，那个时候研究语言问题就是研究逻辑问题，研究逻辑问题也就是研究语言问题。后来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分化，产生了语言学与逻辑学等分支。这时语言学是语言学，逻辑学是逻辑学，它们彼此相对独立，有时几乎是互不相干的。但是近年来各种学科出现交叉整合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语言学与逻辑学也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逻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是逻辑语言学，一是语言逻辑学，一是逻辑—语言学。

第一，逻辑语言学这个方向从根本上讲主要是语言学的，它以研究自然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为目的。这种研究以自然语句的语义分析为重点，并进一步探讨语义与句法，句法、语义与语用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方向可以叫逻辑语言学。第二，语言逻辑学的目的是建立自然语言推理的形式逻辑系统。像各种模态逻辑那样，把自然语言中影响推理有效性的各种语言成分逐一加以研究，并形成形式系统，就是语言逻辑学的研究，这个方向本质上属于逻辑学的。第三，我们还可以把语言和逻辑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这就是所谓的逻辑—语言学。这个方向是国外的一个学者库帕，英文叫William Cooper，较早提出来的，他认为，思想家长期以来确信语言和逻辑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弄清这种联系的方法可以是先发展一种语言理论，然后发展一种逻辑理论，然后再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逻辑语言学的研究。

问：我们在书中看到“illocutionary logic”这个术语，有人把它翻译成“语用逻辑”，可是语言学中语用是“pragmatic”啊，所以语用逻辑是不是不应该是“pragmatic logic”啊？它们之间的关系，想请教您一下。

答：这个问题比较好，说明看书很仔细。英语中确实存在“illocutionary logic”和“pragmaticlogic”两种说法。实际上，汉语中“语用逻辑”这个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运用逻辑手段刻画自然语言在实际人际交往中作用的逻辑就是语用逻辑，这种含义的语用逻辑实际相当于语言逻辑，the logic of language；另一种语用逻辑是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背景下的语用逻辑，言语行为理论可分“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perlocutionary act”三种行为，国内好像蔡曙山关于语用逻辑（他用的是语效逻辑）的研究大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个语用逻辑在英语中就是“illocutionary logic”；还有一种语用逻辑是符号学视野下的语用逻辑，符号学中有“语形、语义、语用”的区别，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有自然语言的逻辑语形学、逻辑语义学和逻辑语用学，这个时候“语用逻辑”是“语言逻辑”的一个下位概念，国内好像邹崇理关于语用逻辑的研究大都属于这种类型，它翻译成英语就是“pragmaticlogic”。

术语的不统一会给学术交流以及许多初学者带来一定的障碍，但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自己做研究时要明白自己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的研究，不能稀里糊涂地引用别人的成果。从语言中常说的“句法、语义、语用”相区别的角度来看，我所说的语用逻辑是指第三种语言逻辑研究，但并不是说其他两种就不对或不好。它们之间实际上有许多交叉重复的地方。这里还要弄清楚，“交叉重复”不等于“不存在区别”或者“混淆在一起”的意思。这些我只想说明一点个人的想法，作为研究自然语言推理形式的语言逻辑，也应该向话语、篇章的广阔领域延伸。这可能会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话语、篇章的逻辑研究必然反过来为我们提出过去没有注意到的逻辑问题，从而促进语言逻辑的发展。

问：您刚刚提到了“句法、语义、语用”问题，这使我们想到语言学中的三个平面问题。实际上，在汉语语言学界，您首次区分了“语言的三个平面”和“句法的三个平面”。[1](P.31)请您谈谈它们的主要内容以及这样区分的意义。

答：Morris把符号学分为句法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三个分支，其实它也反映了语言符号系统本身的三个侧面。从句法到语用一层比一层复杂和具体；从语用到句法一层比一层单纯和抽象。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三者统一称之为语言的三个平面。

句法的三个平面是指从句法角度讲，就一个“句子”来说，有纯粹句法形式这个平面；有包含具体的词语在内的、具有具体意义的平面；有出现在实际交际过程中具有交际指称作用的平面。分别叫句法平面、句法语义平面和句法语义语用平面，“句法”贯穿在三个平面之中。凡是出现在实际话语中的“句子”，它的句法结构都受到句法的、语义的、语用的因素的制约。

问：胡明扬先生曾经这样说过，说在他的印象中，在国内，您是最早一位运用生成语法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汉语语法的具体问题的语法学家。[1](P.37)，下面我们想就生成语法理论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有人说Chomsky的理论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实用，比如其早期的句法结构理论(Syntactic Structure)、管约论(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等，但是发展到后期，比如“最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最简方案之探索(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语言及心智研究新视野(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等，其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因而其可操作性也就越来越小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企图以一条原则或一个视角来概括语言学中的问题的做法都将是徒劳的。因为语言现象太复杂了，它需要运用不同的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也就是当今语言研究中各种理论如认知观点、优选论等观点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的？

答：不同语言，由于作为认知和交际工具的共同特点，它们有共同的基础。但是它们也各有自己不同的形式特征。Chomsky所谓普遍语法的许多结论大部分是建立在印欧系语言分析的基础上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所谓的共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以印欧系语言为基础提出的，其中某些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其他语言，如汉语。Chomsky的“参数”理论是他语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借鉴Chomsky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应照搬它的理论来研究汉语。比如可以借鉴Chomsky的“移位”和“空范畴”理论来研究汉语句型句式的变化。

语言中一定有一些基本句式或基本的表达法，它们构成语言句式的核心。研究这些基本句式在交际中如何随语境的不同、语用条件的不同而变化，从而出现丰富多彩的句子，这也是句法研究的主要任务。因此可以说，目前语用学的研究也可以借鉴Chomsky生成语法中的某些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生成原则和功能原则结合起来，并且以句法为中心，在语境中研究句法。

问：对了，我们正想问一个关于语用学的问题呢。维索尔伦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把语用学看作一个考察问题的视角，是perspective，而非一门学科。语用学不可能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单元和具体的分析对象，它涉及语言行为的全部复杂现象。语用学是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他的观点与目前讨论得很热的语用学的观点并不一致，您是怎么看待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

答：吕叔湘先生曾指出，需要动态地研究语法，即一个句子可以怎样不变内容，或基本不变，而改变形式；某一句式适用于哪种环境，即上下文，环境有某种变动的时候，句式要不要随之变化，如此等等。[2](P.1)80年代初，有一位全国现代汉语语法教材的主编约我和我的同事写一本难句分析的小册子。在准备这本书稿过程中，我逐渐感到许多“难句”如果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就不再是所谓“难句”，而且它的结构形式是可以由一定的句法结构规律加以分析的。它之所以成为难句，是因为把它孤立起来，用传统语法学的所谓句法规律，即孤立的、抽象的句子的句法结合规律，加以考察。语法不仅要研究孤立的句子的句法规律，还要研究交际中由于语用因素的制约而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句子的句法规律。可见，语言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分析语言不可能在一个平面上进行。语法研究的主要任务最终也要研究语用条件，即语境，对句法，如移位、省略现象的制约及其规律。这是对语言现象的外部解释，语言静态的研究是内部研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有利于更好地解释语言现象。从这个角度讲，既然语言的内部研究，如句法学、语义学，是一门确定的科学，外部研究也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不应该看成一个视角，它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那就是言语、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句法中的“移位”和“省略”等，只不过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成熟。

问：这里我们还想请教一个关于Chomsky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注意到但一直没有想通。就是Chomsky在他的标准理论中，讲句子的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后来为什么又变成S-Structure和D-Structure了呢？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答：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能说深层结构是意义的，表层结构是形式的。Chomsky在“标准理论”中认为深层决定意义，表层决定形式，语音形式。后来发现“转换”也能改变意义，因此他后来认为D-Structure经过转换生成比表层结构更为抽象的S-Structure。是S-Structure根据各自的规则被分别指派给LF（逻辑形式）和PF（语音形式）这可能是提出S-Structure的原因。

问：请您谈谈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

答：研究语言可以以语义为基础，探讨如何运用语言的不同形式表示不同意义，这是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表达规律；也可以以句法为基础，探讨语言的不同形式所表示的不同意义，这是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表达规律。但在具体做研究时，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要具有将语义、句法结合的思想。离开句法的语义是哲学上的语义研究，不是语言学的研究；离开意义也无从讨论形式，因为在语言中不同形式之所以被认为是不同形式，正是由于它区别或表示了不同意义。因此，两者要结合，它们是既可分又不可分的辨证关系，过分强调句法的独立性、自主性或过分忽视句法对语义的制约作用都是不全面的。

问：现代语言学有许多分支，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开始的时候又听您区分“语言逻辑学、逻辑语言学”等说法，我们的理解是，语言本身就和逻辑相关，我们日常交际中的说话不能不讲逻辑。但逻辑语言学没有必要成为一门学科，因为语言问题恐怕不全是逻辑问题，逻辑学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关于推理和思维规律的学问，它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因此我们主要应该借助逻辑学的方法来分析语言问题。

答：你说的是目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分支。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分支都是以“一般”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似乎都属于所谓“普通语言学”的性质。普通语言学当然不同于汉语语言学，但是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应从汉语入手，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汉语作为我们母语的优势来做研究，这样我们才容易做出成果。

你们对于语言同逻辑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是合理的，但是语言和逻辑的关系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理解：现代逻辑是研究现代汉语的重要工具。现代逻辑可以更精确地分析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语义，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同时可以对它分析的那部分句法、语义规则进行形式化。但是现有的任何逻辑系统都只能在一定范围和某个侧面分析语言的句法语义问题。现代逻辑同语法研究是相互促进的，现代逻辑是句法、语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当代语言学和当代逻辑学的一个共同的课题是对自然语言的语句进行逻辑语义分析，并进行形式化处理。近来，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研究领域两个趋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方面在语言学界，对语言的分析越来越提倡运用逻辑的方法对句法、语义，甚至语用进行形式化处理；另一方面，在逻辑学界，一些学者逐渐把逻辑学转向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发生了逻辑学的语言学转向。

总的来说，传统的逻辑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开始时讨论的那个问题。对了，这个可以参看我以前的一篇文章叫《逻辑语言学与语言逻辑学》，发表在《逻辑与语言新论》上。

问：近年来，认知的观点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比如各类语言学的文章中频频出现认知观、认知语言学，甚至认知语用学等种种说法。现在有的学者认为，逻辑学界也在发生逻辑学的认知转向。记得在“赵元任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次报告上，刘丹青先生指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关键要落到实处，不能很泛。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答：我对认知语言学没有什么研究。根据我的理解，语言既是人类认知的结果，又是人类认知的工具。语言本身同“认知”不可分。语言的基础是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句法关系是客观世界关系的反映。认知语言学似乎更重视认知的心理学基础，人类对世界的经验，以及认知中的环境和背景，并且认为语言是认知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认知的全部。这里的“认知”有特定的含义。因此，语言学上，真正要做好认知的研究，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特别是人脑的神经机制知识是非常必要的。我想，历史上任何成功的语言学理论，哪怕是在很小范围内成功的语言学理论，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些理论对相邻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学术发展上也是有益的。当然我们在准备借鉴一种理论来做研究的时候，首先需要弄清它的确定含义，然后再来研究这个理论真正有什么作用，它能解决什么样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说借鉴的动机是该理论确实“有用”，而不是因为它“很热”，别人来研究了，自己就来研究。“凑热闹”是不可取的。

问：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国内搞生成语法的人普遍感到逻辑学的基础不是很扎实，也想补这方面的课程，但不知道主要应该从哪些书入手，请您推荐一些书。或者更广泛一点，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您认为对从事语言学的人来说是重要的书目吗？

答：现代社会中外界对读书人包括知识分子的诱惑太多，导致许多人比较浮躁。因而也就很难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读几本书。这种心态是应该避免的。在语言逻辑方面，有两本专门为语言学家分析语言写的逻辑学书是很有用的。一本是詹斯·奥尔伍德等著的《语言中的逻辑》，英文叫Logic in Linguisties，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詹姆斯·麦考莱著的《语言逻辑分析》，英文叫Everything that Linguists ha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ogic, but were ashamed to ask。另外，我和李先焜、陈宗明等合写的《语言逻辑引论》和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表达的理论》也可作为参考。

 

【参考文献】

（来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04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