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全球化的世界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它的钢筋骨架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例如，没有计算机科学和以此为基础的网络技术，全球化是不可设想的。如果说“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尚是一个理想，那么“英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已经成为现实。它是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

一个叫李亚瑟的英国人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几乎和中华文化无关呢？这就是著名的李亚瑟问题，这个尖锐的问题是成立的。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不是一百多年前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大地是衍生不出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子孙的；依据中华医学理论是发现不了DNA的螺旋结构的；算盘珠子也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化为电子计算机的。

那么，中华文化为什么没有成为全球化大厦的担纲之梁？

爱因斯坦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基于实证精神的实验科学。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一是逻辑精神，一是实证精神。而这两种精神，即分析理性，正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中所缺少的。爱因斯坦的断言无意中提供了对李亚瑟问题的一个回答。

实证精神是实验科学的思想基础。实证精神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基于包括实验手段在内的经验证实；二是强调可判定的逻辑分析。第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实事”，第二个特点就是所谓的“求是”，故实证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是”，是指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这是对“实事求是”的最一般解读。实验科学的实证精神则要求把“实事”具体解读为可通过经验，包括科学实验这种延伸的理想化的经验模式得到确认的实证对象；把“求是”具体解读为运用一种有别于思辨的分析方法，即自身具有准确性，同时此种准确性又能得到准确判定的逻辑分析方法。中华文化中没有发展出成形的实验科学，就在于缺少这种用实证精神解读的“实事求是”。

实证精神和实用主义不同：后者以实用验证合法性、合理性；前者以经验主要是科学实验和逻辑分析验证合法性和合理性。

中西医的对比很能说明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医学主要是依靠实证性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的。小到基因、细胞，大到组织、器官，都是能通过实验手段得到确认的实证对象；基于之上的机理，都是一种甚至是可观察的实证过程；对于此种机理的分析，其合理性是可判定的。中华医学则主要是依靠实用性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的。为什么中医是科学的？因为它能治病。至于中医理论中的实体要素及其机理，如精经气血如何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则无法也无须实证。阐述此种机理的方法，是一种自身准确性与合理性无法得到判定的思辨。中医学中贯穿着一种非实证精神，这是中医科学化的障碍。

中国有用实用性来论证合理性的传统，实用主义有其积极与合理的一面。一般地说，有用的东西总有某种存在的道理，肯定有用的东西毫无疑问比肯定有害的东西有道理。实用主义是对教条主义的反动。教条主义者最可憎之处就是只知道对原则负责，对他们来说，原则本身就是目的，至于某些原则产生过或正在产生什么作用，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为了维护某些原则，他们可以全然不顾“家中失火雨泼场，小孩走到井沿上”。在这种背景下，实用主义命题是一种有意思的方式，它以特有的通俗直白，对僵化的教条提出痛快的棒喝。尽管如此，实用主义自身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理性。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化需要汲取的营养，不是这种实用主义，而是与之相对的崇尚分析的实证精神。

中华文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相辅相容、相反相成、执端取中、过犹不及”的辩证理性，而逻辑精神代表的是一种分析理性[1]。和实证精神一样，逻辑精神诉求精确与严格，排斥含混与牵强；崇尚质疑与分析，不容盲从与武断。逻辑精神具有一种批判性的“较真”品格，它强调推理和论证（包括辩驳），并且要求这种推理和论证自身也必须是可确定分析的对象。世间的一切，不管多么权威，多么符合人们的直觉，都必须或者以实证的方式，或者以逻辑的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辩护。逻辑精神是诡辩和一切伪科学的天敌。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出现过先秦的墨家和名辨学派，这说明中华文化中存在过一缕逻辑精神和分析理性的血脉。后来它们都在被罢黜的百家之列。这种分析理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延续和光大，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华文化中为什么没有衍生出形式逻辑？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中华文化，以人为本，其目标是求人之是，而非求物之是[1]。人之本质及其关系，是个柔性的领域，是中有非，非中有是，需要的正是辩证理性；而物之本质及其关系，是个刚性的领域，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需要的恰是分析理性。求物之是讲精密，求人之是尚和合。胡适写过这样一个条幅：“治学要在无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此处，“治学”可解读为求物之是、科学研究，“待人”可解读为求人之是、人本研究。“无疑处有疑”，说的正是分析理性穷根究底的锋芒，“有疑处不疑”，说的正是辩证理性化疑为不疑的柔功与定力。

正如研究物，研究自然也需要辩证理性，研究人，研究社会同样需要逻辑精神，需要分析理性。只有为人治社会辩护，才排斥分析理性。因此，中华文化之所以缺少分析理性的传统，其根源，不仅在于它是一种人本文化，更在于这种人本文化的根深蒂固的人治背景[1]。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讲逻辑，后者不讲逻辑；前者依据分析理性为自己辩护，后者依据圣人之言为自己辩护。国人是如此习惯“子曰，马克思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这种表达模式，原因就在于此。

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当传统文化中的辩证理性取得了现代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后，它的自我感觉一直非常良好，并且一直以居高临下的贵族心态，教导和批判着分析理性。但事实上，辩证法离诡辩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没有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的约束，辩证法会膨胀为一个无所不能的法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处留下了这个法师作法的痕迹。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有一个难以抹去的怨恨：那个年代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哲学被从高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成为市场中每个小贩都能擅长的吆喝。哲学被严重庸俗化。充斥其中的伪方法、伪问题、伪命题、思辨的滥用和诡辩等，并没有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过认真的清理。何谓之“伪”？“伪”自然是“假”，但并非“假”都是“伪”。“伪”，就是那种带了妖气的“假”。不受分析理性的约束，辩证理性就会带上妖气。

不妨看个实例。

2000年的研究生入学政治考试中有一道哲学试题：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负面影响的关系。答案要点：（1）两点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某些负面影响是必然的；（2）重点论：巨大成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改革开放的性质；（3）转化论：不能忽视负面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负面影响有可能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性质。不难发现，上述这些理论要点，当年就是用来论证“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就是用来分析大跃进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的。现在几乎一字不动地用来论证改革开放。假设有一天改革开放被否定，我们又回到短缺封闭的状态。上述理论可否用来论证这种短缺封闭状态的合理性呢？完全可以的！当然，现在可以说，当时的哲学分析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但是，完全可以设想，当时的哲学分析会说现在是“庸俗唯物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问题在于，这种哲学争论的孰是孰非难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加以判定，而往往得依赖哲学之外的力量。

我们的哲学家怎么没有发现，他们的理论原来可以证明一切！

什么样的理论能证明一切呢？

逻辑学告诉我们，只有一种理论能证明一切，这就是不一致或者说不协调的理论。数理逻辑的命题演算中有一条定理：（A∧A）→B，这条定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理论中包含自相矛盾的东西，它就能证明一切。逻辑学用一个术语刻画这种理论：“不足道”。不足道的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什么都能证明，因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

人们都知道数学家如何把数学从算术发展到微积分，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一直在从事一件艰苦的工作，这就是证明数学系统（算术、几何…）的一致性。严格地说，一个系统只有证明了自身的一致性，它所证明的其它结论才可靠。例如，如果几何系统的一致性没有证明，那么，虽然在系统中证明了“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可靠的。因为如果系统是不一致的，那么在系统中同样可以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不等于180°”。和哲学家相比，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对于自己的理论系统的态度，要认真严格得多。也就是说，数学的和逻辑的理论系统在说明对象世界时，首先十分认真和严格地审视自身。这是分析理性特有的负责精神。

在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中，只有数理逻辑把自己的理论明确区分为两个部分：对象理论和元理论。一般地说，一门科学的对象理论的对象，就是这门科学的对象；一门科学的元理论的对象，是这门科学的对象理论。具体地说，在数理逻辑中，一个逻辑系统的对象理论，就是这个系统自身；这个逻辑系统的元理论，是以该逻辑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一个系统的元理论要解决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第一，这个系统是否一致？即是否不矛盾，是否能确保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在系统中不都可证？第二，这个系统是否完全？即相关的真理（真命题）在系统中是否都可证？例如，一个算术系统如果是完全的，那么，有关算术的所有真命题在其中都可证，否则，它就是不完全的。一致性有关一个理论能否成立，显然，一个不一致，即自相矛盾的理论，不可能是科学理论；而完全性有关一个理论的能力及其限度。也就是说，数理逻辑具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它在构造自己以说明思维或数学的规律的时候，首先极其负责地审视自己：自己是否一致？如果是的话，如何证明？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握思维和数学领域中的所有真理？如果是的话，如何证明？如果不是的话，这种能力的限度在哪里？如何证明？

数理逻辑的这种“责任心”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科学发展的实践“迫使”它具备的。

问题最早源于欧氏几何。欧氏几何有5条公理。其中第五条公理是：在同一平面上，过直线外一点可以并且只可以做一条直线和该直线平行。数学家因为这条公理的真理性不太直观而试图把它作为定理从其余4条公理中推出。当直接证明不能奏效时，数学家们用了反证法，即把第五公理的反命题作为一条新的公理，和原来的四条公理一起组成一个新的系统（后来称为非欧几何），并设法在其中推出矛盾。结果，非欧几何中推出了300多条“怪诞”的定理，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大于或小于180°”，但就是推不出矛盾。数学家由此考虑，非欧几何是否有可能不矛盾？这时，一个出乎数学家们意料的结论被证明了：欧氏几何和自然数算术与非欧几何都是等价的！就是说，如果欧氏几何或自然数算术是不矛盾的，则非欧几何也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怪诞的”非欧几何是矛盾的，则欧氏几何和自然数算术也是矛盾的！而人们构造非欧几何的目的，就是试图证明它的自相矛盾！这样，作为人类智慧杰作的欧氏几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数算术，其作为科学理论的合法性，立刻变得十分可疑。数学家突然认识到：第一，欧氏几何和自然数算术的一致性尚未得到证明；第二，这种一致性必须加以证明，否则，人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几何与算术的定理为真理，因为，如果这样的系统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些定理的反命题同样是可证的。这是科学发展史上一个多么应当引起重视的亮点！一个科学理论，在研究相关领域客观规律的同时，严格的自我审视原来竟是如此至关重要！

用数理逻辑的工具重新表达和构造数学系统，并证明它们的一致性，以及另外一些重要的元性质，这就是数理逻辑的任务。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艰辛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数理逻辑自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臻于成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其中包括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被认为是可以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齐名的重大成果。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包括两个重要结论[2]：

第一个结论：算术形式系统（以及一切不弱于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如果是一致的，则这种一致性在系统内是不可证的。

所谓形式系统，是指用数理逻辑形式化的方法构造的演绎系统。一个形式系统的能力，包括它的形式语言的刻划能力和演绎结构的推导能力。所谓不弱于算术系统，就是指这种刻划和推导能力不弱于算术系统。上述结论告诉我们：此系统的一致性，即不矛盾性的证明，不可能在本系统内作出，要完成这样的证明，必须使用（至少在某些方面）比本系统更强、更复杂些的工具才有可能。哥德尔在使用有限型泛函法所构造的系统（称为Y系统）中，证明了算术系统的一致性。但这种证明只是相对的。因为Y系统比算术系统更强，因此由哥德尔定理得知，它的一致性同样在自身内部是不可证的。要证明Y系统的一致性，需要更强的工具。这说明，算术系统一致性的证明，注定是相对的。

第二个结论：算术形式系统（以及一切不弱于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如果是一致的，则是不完全的，即存在着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和它的否定在系统中都不可证。由排中律得知，一个命题及其否定中总有一个命题是真的，因此，不完全性是指：并非任何真命题都可证，也就是说，算术系统不可能证明所有的算术真理。

在数理逻辑这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历史和科学成果中，我认为，至少以下几点应该引起哲学工作者的注意和思考。

第一，一个科学理论，在研究特定的对象世界的同时，应该把审视和研究自身作为本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各门科学理论应当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也应当如此，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业已包含了一些元哲学的内容，问题在于，这些内容是否应当并且可以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理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理论应当包括哪些主要课题？

第二，一个科学理论，对于说明自身是不够的。算术系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也是如此。例如，“任何事物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恩格斯语）这一基本原理，就不能说明自身，否则将导致悖论。因此，就从说明和研究自身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发展和突破自己。或者是否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理论，必然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自身丰富。

第三，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说明，数理逻辑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和真理形式，它明确揭示和证明自己把握真理的能力限度。这里，将合乎逻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如同数理逻辑一样，存在并能证明自身把握相关领域中真理的能力限度？如果不是，那就是说，存在着两类科学理论，第一类如数理逻辑，第二类不同于数理逻辑，它具有完全把握相关领域全部真理的能力。这样，紧接着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证明这一点？总之，数理逻辑有资格向所有的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有能力把握你的研究领域中的所有真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请证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你的这种能力的限度在哪里？同样请证明。

最后顺便提一下，上文所提到的“怪诞”的非欧几何，最后在微观和宇观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模型，而被证明是和欧氏几何一样的科学理论。非欧几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吗？不是。是基于感性经验的吗？也不是。它是如此地违背人们的实践经验和感性直觉，以至人们当初构造它的唯一目的是想证明它的不可能成立。它是在自己的理论形态出现上千年后才找到自己的现实模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们应当充满兴趣地在科学的海滩边拾取这些对自己颇具挑战性的贝壳。本文涉及的只是一二个这样的贝壳。事实上，这样的贝壳并不少。

现代数理逻辑的诸多成果极富哲学营养。这种营养来自分析理性。这种营养急需溶入传统中华文化之血脉而必可大补。

全球化使得传统的中华文化正在拥抱两个新世界，一个是现代科学技术，另一个是法制社会和法制精神。溶入这两个世界需要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需要分析理性。科学理性需要辩证理性，也需要分析理性。分析理性需要辩证理性之柔，辩证理性需要分析理性之刚。刚柔相济，中华文化将在全球化中创新光大。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湘潭)2005年05期。录入编辑：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