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认知逻辑和知识论：可能的融通
我们何以知道？又何以相信？我们如何确保知识的可靠性？这些一直是知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而我们对知识和信念的关注有无一种系统性和规则性的特征？这是认知逻辑探求的中心。与知识论的确证知识和回应怀疑论两大基本任务相并行，当代认知逻辑发展出可能世界框架下关于知识和信念的形式语义学，以求澄清认知概念和语境并拒斥怀疑论。以知识与信念为研究旨趣，认知逻辑与知识论越来越表现出相互的融通，特别是二者对葛梯尔问题和怀疑论他心问题的共同探讨，使得认知逻辑更加具备一种形式知识论的特征。
一、知识三元定义及其影响
“知道或相信”在传统的知识论那里，总体上被视为人们与现实世界相接触的一种（认识）关系。到了分析哲学那里，这种（认识）关系又被看作一种主体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即命题态度。认知逻辑正是以逻辑的形式打开了这种认知关系，系统刻画了主体的命题态度。
柏拉图关于知识的“三元定义”，即传统认识论关于知识的定义，也朴素地刻画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在《泰阿泰得篇》中，柏拉图对知识归属问题做了描述性的说明。他认为，知道(to know)与知识(knowledge)是同义的，知道p也即是拥有了p的知识，反之亦然。传统的知识定义由此产生，“S知道p为真”（S具有p的知识）当且仅当：
(1)命题p（为真），
(2)S相信p，
(3)S的信念p是确证了的。
一方面，这表明了知识由信念、真和确证三个要素构成，而且通过三重描述得到的是一种命题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命题知识p(knowledge that p)，而将认知主体与命题知识区分开来，并以“知道”、“相信”等行为动词来描述它们之间的认知关系。之后，这种认知关系经由罗素等人扩展为一种命题态度。
人们对知识三元定义和命题态度的关注，以及现代逻辑的发展，直接促成了认知逻辑的诞生。“知道”、“相信”等命题态度，以及主体与命题知识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形式化的特征？能否由认知系统和认知算子所刻画？20世纪中期，冯·赖特(von Wright)和欣迪卡(J.J.Hintikka)等人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二元认知算子K[,a]p（a知道p）、B[,a]p（a相信p）可以描述主体a与命题知识之间的认知关系；特别就命题态度而言，其作为主体的认知状态，是内在于主体的；同时，由于其可能表达了客观知识，因而又相对独立于主体。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正规模态逻辑中□p的解释（p是必然的），知识在这里被看作是可能性的逻辑空间内真的。例如，欣迪卡指出，“当你知道S时，你就会很合理地忽略那些所有非S的可能性。换言之，你就会把注意力限制在那些S为真的情境下。”(Hintikka & Halonen, p.115)于是，二元认知算子可以被解释为：
这是经典认知逻辑的基本思想，其中K、B拥有与正规模态逻辑中必然算子□同样的性质；而认知系统也类似于模态系统：
如表所示，对于不同的认知公理和系统，知识算子的有效性亦有不同。例如，在S4和S5之间，认知逻辑设计了一个认知力量的变化尺度：可通达关系被赋予的特性越多，主体就越接近其真实的认知世界，也就会获得更多的认知力量。这样，通过对知识的形式化，认知逻辑更清晰地描述了知识在可能世界的强弱程度。而这又有助于知识论中相关概念和认识关系的进一步澄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知逻辑被亨德里克斯(V.F.Hendricks)等人看作是一种形式化的知识论。
然而，经典认知逻辑的这种进路，也暴露出其对认知逻辑与知识论之间的关系分析不足，以及其作为形式化知识论必然要面对的怀疑论诘难。这主要表现为： (1)逻辑全知问题，即公理K高度理想化，不足以描述实际的认知；(2)KK论题，即公理4似真性的未决；(3)缺乏不同认知算子共存的形式系统，而主体的认知是不同认知算子混杂的。(Pearce, p.7)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来，这又可以被归结为：第一，对知识论中主体的地位认识不足。在经典认知逻辑那里，主体a的作用微乎其微，仅仅被视为可能世界间可通达关系的索引，而在认知算子K和B的范围之外。而真正的认知主体a，则在中拥有知识／信念，并具有对认知逻辑公理和规则的决断力。第二，知识归属敏感于给定语境下的主体世界。对于中主体a，可以是a自己把知识归属于自己——第一人称视角，也可以是他人将知识归属于a自己——第三人称视角；这两种视角在归属者所处语境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前者强调主体在给定认知环境下采取的可行性行为，而后者则强调了主体独立于认知环境所采取的最优行为。
正是基于上述知识论的考虑，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逻辑被成功地应用到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等领域，并取得显著进展，但是许多逻辑学家仍然坚持，新的认知逻辑范式必须与知识论紧密结合。而近来的种种研究表明，认知逻辑与知识论在捍卫知识和反对怀疑论上，是相互支持共同作战的。
二、认知逻辑与葛梯尔问题
传统知识论对知识的解释使得命题知识与信念纠缠起来，同时也强调了我们所知的证据。这在当代知识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产生了葛梯尔问题(Gettier Problem)，即一个由某人确证的真信念究竟是不是知识？众多的葛梯尔型反例表明，在解释命题知识时，三元定义可以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某人完全能够凭借认知的运气获得命题知识。对葛梯尔问题的求解，在知识论那里主要通过两种方法：一是加强确证条件，即确保关于知识的论证不失败；二是在传统知识定义上增加条件，以避免知识的葛梯尔化。
与之同步，认知逻辑也不断寻求确证和知识条件的形式化说明。这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上解决葛梯尔悖论的进路，即把确证的概念理解为一种可信赖性，并且通过以一种可信赖的程序来阻止那些基于错误理由的知识，如诺齐克(R.Nozick)的反事实知识条件和刘易斯(D.Lewis)的知识语境归属。
诺齐克在其《哲学解释》一书中鲜明指出，知识具有寻真的本性——在接近现实世界的所有世界中避免错误并获得真值。这一本性在知识定义中体现为，S知道h，当且仅当：
这里诺齐克保留了标准知识三元定义中的真值和信念条件，而确证条件则被分解为两条描述可信赖性的方法论条件。以此来衡量葛梯尔问题，假设h代表琼斯拥有一辆福特车。按照条件(3)，如果h不是事实，那么史密斯就不会相信h；按照条件(4)，如果h是事实，那么史密斯实际上会相信h；而按照(4*)，如果h是事实，那么史密斯就不会相信┐h。但不管怎样，这并不能得出史密斯对h的信任敏感于h的真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诺齐克赋予条件(3)、(4)和(4*)一种的虚拟条件推理。在可能世界那里，这一推理为真，仅当在所有A为真、与现实世界最接近的诸世界中，B亦为真。也即是说，在三个可能世界w、w′和w″中，如果w′比w″更接近w，那么在w中为真，当且仅当，A在任一世界中都不为真，或者存在一个A和B都为真的世界w′，其要比任一A为真而B为假的世界w″更接近w。于是，对于知识获取而言，若A在现实世界成立，只需令B在那些最接近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中成立。在诺齐克看来，求知即是拥有一个寻真的信念：既要避免错误，又要获得真理。这在方法论上体现为一种证明和反驳的决策程序：如果h为真，那么S必须输出h；如果h为假，那么S必须输出┐h。
与诺齐克相比，刘易斯在知识归属问题上具有明显的语境主义倾向：他主张将知识归属看作给定语境下的规则集；而基于规则的过滤程序，可以有效地消除和忽略出错的可能性，最终确保知识的归属。“S知道p，当且仅当S的证据消除了所有非p的可能性，并除却那些我们适当忽略的可能性。”(Lewis, p.554)例如，主体S获得命题知识p——把p归属于自己或他人，同时便消除和忽略了非p的可能世界。当然，这种关于知识的看似简捷的方法论描述，还依赖于一系列消除和忽略的规则。刘易斯将其概括为七大规则（三个禁止性规则和四个假定性规则）；它们共同界定了知识的归属——既描述了我们如何拥有自认为拥有的知识，又表明了如果不遵守规则，未证知识就会消失或者不出现。例如，依照相似性规则(3)（两种非常相似的可能性，如果其中之一不可以被适当忽略，则另一个也不可以被适当忽略，反之亦然），在葛梯尔型的问题中，史密斯之所以具有一个基于错误理由的“知识”，是因为他忽略了这样的可能性：琼斯驾驶了一辆租来的汽车（以及布朗在巴塞罗那）。这些可能性非常相似于现实性，以至于依照规则(3)它们是不可以被适当忽略的。也就是说，葛梯尔型场景的世界非常相似于现实世界，因此在后者不可以被忽略的情况下，前者亦不能被忽略。上例中，史密斯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相似的可通达关系，因而也就忽略了葛梯尔型场景的世界。
可以看到，刘易斯运用可能世界理论对知识的分析，进一步削弱了确证的地位：充分的确证必然要求知识归属的语境独立，而知识归属恰恰是语境敏感的。刘易斯认为，以确证来标明知识，既非充分，也不必要。第一，其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在“一张中彩、其它不中”的彩票情形下，一个人可以有“我将不会中彩”这样的真实的信念，但无法变成“我将不会中彩”这样的知识。尽管彩票发行数额已知，并且不中情况越多，不中的信念被确证也越好，但仍然不足以把这种可错的信念转变为知识，毕竟还有中彩的可能。第二，确证并不比感知、记忆和证词更为可靠。具有知识的人很可能因为不安全、缺乏自信或者怯懦而不相信其所知道的。
其实，在确保知识的问题上，诺齐克和刘易斯分别采取了互不相同的视角：诺齐克修正后的知识定义，仍然是给定认知环境下的一种描述性定义；而刘易斯的规则集强调了独立于认知环境的规范性定义。但是，他们都充分肯定了一些认知公理在知识确证中的作用。例如，认知逻辑的真实性公理（公理，在诺齐克的知识定义和刘易斯的现实性规则下都成立。在刘易斯那里，相似性规则也确保了第一人称语境下的KK论题——公理4：，亦称肯定自省公理或自识公理——和公理，亦称演绎说服公理——的成立。
三、他心问题与认知逻辑
他心问题作为怀疑论的一个经典问题，指的是如何确证他人具有和我们一样的精神状态。在知识论上，他心问题主要对普遍知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提出怀疑——既然我们从未经历他人所处的精神状态，那么我们如何获得他人精神状态的知识？我们又如何确保他人具有与我们一样的知识？这样一个“我知你知”的置疑，在认知逻辑那里，集中表现为对“”所描述的主体间知识交流的质疑。进一步而言，这牵涉到知识的可传递性(transmissibility)——知识由一个主体向另一个主体传递。
欣迪卡最早注意到认知逻辑中的他心问题。在《知识与信念》一书中，欣迪卡明确认为知识是可传递的。“如果我知道你知道p是真的，那么事实上我自己就会知道p是真的。”(Hintikka,1962,p.61)即：“”。在这里，若p为某个任意命题，a、b为相同可能世界中的主体，则这个公式可以看作是认知公理T由不同主体的迭代生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知识p在b和a之间得到传递。然而，考虑到a、b是不同主体，K对于他们分别具有不同意义，则知识传递还是要受到质疑。实际上，对于知识，主体会采取不同的认知态度或方法：可能是发现，也可能是评价。如果主体b采用发现的方法获得了知识p，而主体a使用评价的方法对此进行认知，按照他心问题中的质疑，知识p对于主体a和b则分别具有不同意义。换言之，若a,b∈｛α，β，γ，δ｝，这里α，β为运用发现方法的主体，γ，δ为运用评估方法的主体，则。主体a与b对待知识的方法是否趋同，直接影响着最终a对知识的态度。据此，对于知识的可传递性，亨德里克斯将其划分为同一可传递性和非同一可传递性：前者指a、b认知方法一致时知识的传递，后者指不一致时的情形。
可传递性的划分实际上来自于主体认知态度的区分：求得知识的态度与求得接受的态度。成功的知识传递直接取决于主体是否拥有相同的认知态度。例如，对于科学知识，如果寻求其真这一目标太过模糊，主体可以退而求其一致性、简单性以及经验恰当性等。这便是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对科学知识的不同诉求：实在论要求知识的成真条件，而反实在论仅仅要求知识的经验恰当。对于主体所诉诸的不同认知态度：对实在论无误的真信念(realistic infallible true belief, RIT)的诉求——，以及对反实在论的足够可靠的信念(anti-realistically reliable adequate belief, ARA)的诉求——，亨德里克斯认为，它们及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认知模态系统中知识可传递性的特征。(Hendricks,2001)对于同一或非同一的可传递性：
这里(3)、(4)描述了一种基于不同认知态度的知识传递情形。特别在情形(4)那里，实在论对反实在论有着一种认知阻断：即使一个主体得到足够可靠的信念，仍然可能无法获得真的信念。这与范·弗拉森的观点是一致的，即知识的真蕴涵着经验恰当，而经验恰当并不必然导致知识的真。
由此可见，在认知模态系统中，主体能否意识到其他主体的信息，高度敏感于主体是否共享同样的认知目标。尽管哈尔彭(J.Y.Halpern)、范德霍克(W.van der Hoek)和迈耶(Ch.Meyer)等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多主体认知逻辑系统中将主体间知识交流转化为对主体间“常识知识”、“共同知识”或“分布式知识”的处理，但他们却忽略了知识的可传递性。对此，亨德里克斯指出，无论认知逻辑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常识知识或共同知识，还是集中于知识的可传递性，或者考虑主体间会话交流是否影响其认知状态和能力，实际上都恰好表明了认知逻辑对知识论及其相关旨趣的依赖。在欣迪卡、亨德里克斯等认知逻辑学家们看来，这种依赖使得新一代的认知逻辑成为一种形式的知识论，并展现出与主流知识论的更多融通。
【参考文献】
[1] Fagin, R.; Halpern, J.; Moses, Y.& Vardi, M., 1995, Reasoning abou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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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eyer, Ch. & van der Hoek, W., 1995, Epistemic Logic for AI and Computer Science,
[8] Nozick, R., 1981,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
[9] Pearce, D., 1995, "Epistemic operators and knowledge-based reasoning: a survey and critical comparison of some recent approaches in philosophy and AI", in A. Laux & H. Wansing(eds.), Knowledge and Belief in Philosoph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