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杨振宁先生发表演讲，认为：“《易经》①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1]。杨振宁先生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激烈的争论。[2]时过近两年，争论仍在继续，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无法说服对方。杨振宁先生是从《易经》的思维方式这一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如果不从思维方式上进行回应，无异于无的放矢，不能切中要害。

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推理。这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者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看法。例如成中英先生曾说：“《易经》的形成，展现在时间的整体及其推移中，反映出自然与人性结合一体所含藏的深意。我们可以将象征视为提供了一个归纳性的与经验性的形而上学；在一个动态的象征体系中，此归纳-经验的形而上学，乃通过表象而显示出具有宇宙论意义的主要相关事件和现象”[3]。但是，《易经》的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归纳，还不如说是类比；与其说是归纳思维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还不如说是类比思维犯的错。归纳是一种科学的推理方式，除了不完全归纳外，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可靠的。而类比思维就不同了，得出的结论只具有或然性。而且，由于类比思维的滥用，造成中国科技史上比附大行其道，确实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蜕变。下面试作详细论述。

一、类比是与归纳不同的思维方式

要弄清《易经》的思维方式到底是归纳还是类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归纳和类比二者的关系。关于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类比推理是归纳推理的一种。如宋文坚主编《逻辑学》说，归纳推理有很多种：一、枚举推理；二、类比推理；三、排除推理；四、概率推理。[4]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编著的《逻辑导论》[5]、诸葛殷同、张家龙等编著的《形式逻辑原理》等书持相似观点。[6]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类比推理不同于归纳、演绎推理：“类比推理不同于演绎推理，也不同于归纳推理。从思维进程看，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而类比推理是个别到一般或一般到一般的推理。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而类比推理的结论与不完全归纳推理一样，是或然性的”[7]。“类比推理也不同于归纳推理（指不完全归纳推理）。归纳是从个别（或特殊）到一般，类比推理是从个别到个别。”[8]“类比推理被视为与归纳和演绎并列的一种推理方式，是从具体到具体的比较，但从微观方法论的角度看，类比推理本身也包含着归纳和演绎。”[9]张晓光先生对此问题曾作过全面的综合考查。[10]我们参阅不同的形式逻辑教材，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意见认为，类比推理是与归纳推理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推理方式。例如：南开大学哲学逻辑学教研室编著《逻辑学基础教程》②，张锦厘：《实用逻辑教程》③，孙仁生、任书来、林新年主编《普通逻辑原理》④，鄂启庭编著《形式逻辑》⑤，陈翼浦《形式逻辑》⑥，苏天辅《形式逻辑》⑦，李小克编著《普通逻辑学教程》⑧。张则幸、黄华新著《普通逻辑学习指南》⑨于“难点解析”中用表格列出类比推理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联系与区别，简单明了，十分具有说服力。从此表可知，造成把类比推理当作归纳推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类比推理与不完全归纳推理十分相似，极易混淆。

综上所述，类比推理不同于归纳推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二、《易经》的思维方式是类比

关于《易经》的思维方式是类比而不是归纳，我国学术界已有定论。下面稍引部分著作略作说明：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云：“就《左传》、《国语》提供的资料看，春秋时期的占法，所取的物象，乾有天、玉、君父；坤有土、马、帛、母、众；坎有水、川、众、夫；离有火、日、鸟、牛、公、侯；震有雷、车、足、兄、男；巽有风、女；艮有山、男、庭；兑有泽、旗”[11]。显而易见，不是从天、玉、君父等事物中归纳出乾卦，而是把这些事物和乾卦相类比。

王树森《周易与中华文化》云：“《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这就是说，《易》之所以有彰明往事，予见未来，以断吉凶的作用，主要因为它用细小的具体的事物类比说明重大的普遍的道理。韩康伯注曰：‘拖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可知，取类明义是《周易大传》意象思维的基本方法”[12]。

翟廷晋《周易与华夏文明》云：“《周易》推理的基本方法有三种，一是根据卦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类比推论，对所询事物情况的吉凶祸福作出断定；二是根据相关卦辞爻辞的内容，进行类比推论，对所询事情的吉凶祸福作出断定；三是将卦象的象征意义和相应卦辞爻辞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参验比照，进行由此及彼的推论，以确定所询事情的吉凶祸福”[13]。

论文有：

陈鼓应《〈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云：“（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彖传》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夫易者，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14]。

张晓光《〈周易〉中的类比推论思想》。张晓光先生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周易》的类比思维：一、在“观物取象、以象尽意”中彰显类比推论思想；二、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基础上深化、丰富类比推论思想；三、以“取象比类”作为类比推论的方法和目的。[15]

张本一《〈周易〉开创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先河》云：“至此，我们可以说，八卦制作的途径和基础是‘观物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其方法则是类推。所谓包牺（伏羲）‘观物取象’、‘始作八卦’，就是对自然的认识了解，对人类自身及其思维作用的研究”[16]。

周山《〈周易〉诠释若干问题思考》云：“由于初始符号的确切的属性表达，由此构成的八个经卦所象征的物类的确定性，决定了六十四个重卦的‘拟象’特点及其‘尽意’功能。‘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隐喻特点，决定了《周易》符号系统是一个具有类比推理性质的符号系统，而且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类比符号推理系统，完全有别于西方那些演绎性质的符号推理系统；类比推理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周易》推理的结论具有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17]。

丁祯彦《冯契对〈周易〉辩证逻辑思想的研究》云：“《易传》在作这样的归类时，实际上是把卦象（类概念）看成代数符号，运用这些符号来规范现实，从而为现实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互相转化，提供广泛的类比和推测，这种类比和推测，如能与事实验证密切结合，便是很好的科学方法；如果主观地加以运用，那就会陷入宗教迷信的深渊”[18]。

李存山《对〈周易〉性质的认识》云：“我又在《试论周易作为一个形式系统》一文中把对荀子‘以类度类’思想的分析用于对《周易》的分析，指出《易传》用‘其取类也大’来论证《周易》可以占卜吉凶，可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正是体现了‘以类度类’、‘以道观尽’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在以后王弼和程颐、朱熹的易学和哲学思想中也一直延续”[19]。

以上材料仅为举其大端而已，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而关于其论述过程，更是无法在此详述。但《易经》的思维方式是类比，是毋庸置疑的。

三、类比思维的优点与缺点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类比思维既是《易经》的根本思维方式，也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李宗桂先生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类比、比喻、象征等思维形式，从本质上看，是同一形态的东西。比喻是类比的表现形式，象征即是隐喻，是一种特殊的比喻。三者都建立在经验的、具象的基础上，都是主体借助一定的物象或原理，以阐明特定的情感意志的一种方法”[20]。这种思维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由于类比推理仅仅依靠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来推理，其结论自然不可靠：“类比推理前提不蕴涵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类比推理所依据的是两事物一部分属性相同，进而推知另外属性也相同，这样，前提不能蕴涵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不能保证结论必然正确”[21]。所以，“由于类比推理的可靠性不大，在科学研究中，不可能单纯用它来建立一条科学定律”[5](P411)。美国汉学家陈汉生说：“类同，根据它的地位和定义来判断，在同异范畴中特殊性最小。无论哪一方面，只要事物在这一方面相同就可以认为它使得它们同类。反之，几乎没有哪对事物可能被认为是‘非类’，指出某些差别并不能驳倒两个物质种类相似这一提法”[22]。在古代中国，这种类同推类被普遍使用，中国人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归于阴阳两大类或五行五大类里面。“当类比推理的事物都只含一个相同元素，就是简单类比推理。”[4](P302)由简单类比，就极易走向比附。“所谓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它表现为对类的一种非本质的认识，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性的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宇宙或自然结构本身的牵强解释。……比附有两种，一种是附象，另一种是附数。而在所有的比附中，又以对五行的比附最为突出和典型。”[23]遗憾的是，比附在中国文化中大行其道，泛滥成灾。

当然，类比思维也有优点，尤其是在科学认识上。比如，类比有助于科学发现；类比还有辅助性的辩护功用。[24]张晓光先生说，古代中国之所以长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一种浪漫想象的传统，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性，并且成就举世无双，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和类比思维之擅长和保持相当大的活力有关，这种擅长与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的源泉。[10](P11)类比思维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实用取向密不可分：“实用取向，即直接功利性，从事物的表层关系判断利益得失。所以中国人很难怀着虔诚之心去从事科学研究，进而把对象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探讨。中国人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急于用一种现象解释另一种现象，压抑了对一种现象深入研究的可能性”[25]。《易经》的类比思维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人用哲学上抽象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自然界的种种具体现象。中国人认为，组成宇宙的根本物质是“气”，“气”分阴阳。“气”是万金油，一用“气”这个模糊概念，任何理论上的障碍都消融了，造成比附大行其道，严重制约了对自然界具体物质的深入研究。而西方近代科学是建立在对具体物质的研究上的，原子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石。西方科学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所得到的结论要靠反复实验来确证。古代中国人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物质现象，自以为解释了，实则只是想象中的自圆其说而已。由阴阳五行的类比思维所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很难用科学的实验手段来确证。所以李约瑟说，《周易》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

《周易》的精心雕琢的象征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害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不是任何解释的解释之上。《周易》是一个仅仅把新奇之物分类记忆，而没有对它作任何进一步研究的体系。[26]

由此可知，李约瑟认为《周易》的思维方式是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他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如何丙郁先生说：“如果中国的科学家完全满足于《周易》的体系所提供的解释，他们就不会再进一步去寻找各种科学研究中的数学公式和实验证据了。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可以把《周易》的体系看作是在中国抑制各种科学观念发展的因素之一”[27]。由此可见，杨振宁对《易经》的批评，其实是李约瑟的观点在21世纪的余响。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也说：

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扯淡。怎么可以把在许多世纪中付出这么多的勤劳和机智而其结果却完全等于零呢？这是由于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无疑主要的是由于这些所谓的科学中的每一种都是奠基在僵化的概念上，而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受到过经验的检验，它们差不多只是包含着一些带上神秘主义前关联的模糊的未经实际证实的概念；“这些概念会变成捕风捉影、空洞无物的议论的主因，变成抱残守缺的根源。”[28]

李约瑟批评的是《周易》，他没有直接批评中国人的类比思维，而类比恰恰是《周易》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列维·布留尔批评的是中国文化中那些未经实际证实的“带上神秘主义前关联的”僵化的概念。而导致这些概念产生的原因，正是类比思维。类比思维可谓是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与其说是《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还不如说是类比思维导致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正如李宗桂先生所说：“它（中国传统思维）促进了中国人的意会、体悟能力的发展；它对于人们凭借经验领悟自然界特别是社会人生观象中某些不可言喻的深层意境，有着引导和升华作用；对于中国文化在人际和代际的经验性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正因为象征性思维的意会性和非精确性却妨碍了中国人的思维向高度思辨方向发展。而意会性和经验性的粘合，则妨碍了以抽象概念为理论基因，依逻辑规则进行构造，必须也可以用语言准确表达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2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应该是成立的。

四、类比思维是原始思维的遗留

中国人喜欢使用的类比思维乃是原始思维遗留的表现。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阴阳五行说上。“阴阳五行系统中天道自然和社会人事之间以及系统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交感互渗性的联系。总之类比造成了结构，互渗形成了内在的运动机制。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中长期保存的‘天人互渗’的观念，都与阴阳五行的类比互渗思维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应该说阴阳五行的类比互渗思维已超越了原始思维阶段，但仍残存着原始思维的质性。”[30]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是中国人原始思维的一大总纲。“这种天人同构、同类相感的观念本也根源于原始人的类比联想和巫术宗教。”[31]“这种‘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系统论的宇宙观，在汉代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主要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它同审美和艺术创造也有密切关系，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31](P260)

由类比而至比附，则更是原始思维所导致的原始巫术的残余表现。“比附形式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一种比类思维的返祖现象，它是向比类思维源头的复归，复归到比类思维的哺乳时期。在比附身上我们重新看到了巫术的色彩，这可以说是潜藏在思维深处的原始细胞或野性因子的激活和复萌。”[23](P277)

关于这一点，西方哲人所作的研究很有说服力。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类比的思维”：“它构造了思维的结构，这有利于人们在理解这个世界时把世界看成和这些结构相似。从这种意义来看，野蛮人的思维可以界定为类比的思维”[32]。维柯则研究了原始人的类比心理：“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来表达自己，后来才用这些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最后才用归纳，归纳要有更多的类似点……对尚未发达的心灵，只要提供一个类似点就足以说服它们”[33]。“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33](P115)列维·布留尔更是从逻辑的角度研究了原始人的逻辑思维方式：“他们把原因和前件混淆起来了。这应当是一个以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这个之后，所以因为这个）的谬误而得名的极普遍的逻辑错误。据他们说，原始人极少想到这可能是谬误。他们意识中表象的连贯性，就是这些表象彼此连结起来的足够保证：更正确地说，他们没有想到连结还需要什么保证”[28](P66)。他把原始人的思维称为“原逻辑的思维”。“它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是想说它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具有这种趋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怕矛盾 （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的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东西），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的。”[28](P71)

自“李约瑟问题”提出后，人们一直在思考中国科技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的问题。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易经》的类比思维对中国古代科技既有积极的影响，也阻碍了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进一步研究。分析《易经》的类比思维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学术探索》2007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