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知识论，是西方女权运动与当代西方知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与传统知识论相碰撞的结果。它不仅为女性主义消除男性中心主义的霸权，结束压迫妇女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哲学依据，而且为批判与更新西方主流知识论提供了力量之源。研究女性主义知识论不仅对全面了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及时把握最新知识论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知识论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对女性主义后现代论①进行较系统地梳理与评介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主要观点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是女性主义知识论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怀疑主义哲学和权力-话语学说、拉康(Jacques Lacan)的新精神分析理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状态理论、赛义德(Edward Said)与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伊利加蕾(Luce Irigaray)等人的后现代主义交汇的产物。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对启蒙知识论的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她们否定任何形式的宏大叙事，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倡导多元方法论，强调社会性别的流动性与变化性，肯定具有差异性的女性主体在追求平等中的作用。她们质疑诉诸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理性、本质、一致、总体、基础以及终极真理和实在，拒斥力图超越人类境遇的任何尝试。她们强调对世界、自我和善的任何详尽描述的当下性、片面性、偶然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可争论性。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主要观点有：

1.拒斥宏大叙事，主张建立局部的、分散的和小型的理论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否定包括妇女状况和压迫的任何形式的宏大叙事②，认为女性主义经验论和立场论以描述更好、更真实的世界图景作为科学知识论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正沿袭了启蒙知识论传统所包含的普遍主义的“宏大叙事”。她们认为，不仅以往女性主义建构理论的前提即“女人皆受压迫”是一种宏大叙事，是传统女性主义过分自我中心化，把自身的经验当成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的结果，而且以往女性主义所建构的理论，如自由女性主义的重新分配，激进女性主义的性别权力关系的调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也都是宏大叙事。由于“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造成了障碍”，因此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认为应该解构宏大叙事。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③对此，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现代社会所建立的所有法则、理论和宏观概念的合法性重新加以审视。在女性问题的解答上，她们认为，一切对性别、种族、阶级所作的宏观分析都是无效的，只有那些赋予女性以适应变化和差异的价值的多元性、微观性、边缘性、分散性、局部性，反映事物暂时性的小型理论才有用④。她们主张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应该建立在“具体的实践”(⑩calized practices)中，建立在社会和历史的特殊境遇中。她们认为，只有建立在支离破碎的(fractured)主体身份以及由它们所创造的政治一致性基础上的多元知识论，才能为女性主义提供一种更少偏见的话语说明。因此，她们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

2.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

以往的女性主义知识论认为，无论妇女的种族、阶级、宗教、文化等社会境遇的差异如何，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总是相同的，所有妇女都具有共同的“妇女性”(Womenness)，都是性别化的妇女。这种本质主义认为，“我的灵魂可以和我的身体脱离开，我的灵魂甚至可以安放在其他妇女的身体上。同理，倘若我的‘妇女性’脱离了我的身份的其他部分，那么，我作为妇女就会成为与其他妇女相同的妇女，即使我降生在另一种肤色的身体里。”⑤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否定任何本质的、固定的或普遍的概念，强调个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多样性，它不仅肯定性别差异，而且也强调女性之间社会地位、种族、阶级、文化的差异。它还认为，那些被主流文化当作必然的、普遍存在的、非历史的真理，只不过是偶然的、局部的并且只适用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东西。它提醒人们应注意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不同性偏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女性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注意每个不同的女性的特殊性，以避免普遍化的概念模式。它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倾向主要犯了两个错误，一是错误的普遍概括，另一个是错误地排除他人的声音。这种本质化和普遍化模式往往过度宠幸白人的、第一世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经验，一旦以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为圭臬，就必然会以总体性来压制差异与个性，排斥异端与宽容，就会导致女性主义理论探讨中出现新的权威，沿袭女性主义所批判的对弱者的排斥和压抑。

因此，女性主义后现代论主张：女性主义知识论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非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非适用于“总体规律”的；主张在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不应只从女性自身权益出发，而应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利益和命运来考虑自身的目标；应当是反本质主义的，应当应用多元和综合建构的社会认同取代单一的“妇女”和“女性气质”概念，应当把性别当作其他许多概念中的一种，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倾向；从女性主义的众多批判性研究形式中，为自己找到最适当、最有用的理论表达，使其成为一个更广阔、更丰富、多层次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⑥。

3.解构二元性别结构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认为，作为现代文化根基的启蒙知识论，坚持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世界划分为代表理性、主体、文化、心灵、公共的男性世界和代表情感、客体、自然、肉体、私人的女性世界对立双方，双方总是处于一种永恒的“不平等”地位，前者总是主要的、优先的、主导的，后者永远是次要的、派生的、受压制或被否定的。“在这致命的二元区分中，阴性词语的那一方总是逃脱不了被扼杀、被抹除的结果”⑦。在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中，“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但是同样，男人之成为男人只是由于不断排除这个‘他者’或对立项，因此，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⑧可见，二元对立模式所坚持的是所有女性都必须处于作为男性的“他者”位置。在所有这些二元对立中，男性与女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更加走向极端。二元对立的知识论是造成等级制和父权制的基础，并为男性统治女性，女性被捆绑在家务劳役之中、排除在公共生活和理性客观性声音之外提供了理论依据。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认识到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父权制所主宰的性别秩序是合二为一的，现代社会不仅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也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在这个为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里，女性主义要颠覆男性中心主义就必须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瓦解父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力图通过解构二元性别对立的思维模式，瓦解父权制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然而，解构不是颠覆，不是颠倒双方的位置，而是消除中心，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否认任何名目的优先地位。解构男性中心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不是要建立女性中心主义这样的另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认识到，在性别关系中，女性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同样是不正常的，如果历史变得过分“女性化”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女性主义的目标不只是为了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更是要怀疑所有的权利和地位，以避免将所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它反对父权制文化将男女两性从身份、地位到气质、品格、思维素质等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以及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社会文化塑造使两性特征等级化、本质化和固定化，认为去除中心、尊重差异、消解了性别压迫，对建立全新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反对那种认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指出性别或性别差异概念也是因社会、文化和历史不同而不同。她们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认为这些区别是为了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4.解构“妇女”概念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拒绝把“妇女”当作一个分析的范畴，反对把“妇女”范畴视为是自然的、非历史的、本质的或统一的范畴。她们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或通过推论建构的，是可解构的社会实践和意义系统的产物。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受社会语境影响的。性别行为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人类的性别行为具有可变性，既可表现为男性行为，又可表现为女性行为。与此相同，“妇女”概念既非先天固有，也非一成不变，而是流动的和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妇女”这一概念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此外，女性个体也会因经济地位、政治处境、种族背景、地理环境、文化水准、情感与性爱经历的差异拥有与其他女性不同的经验，这说明，广义上的“女性经验”是不存在的，“妇女”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是一个无用的女性主义的概念。非但如此，将所有女性都归结为一个虚假统一的“妇女”的做法会掩盖表面上是团结而实际上是分裂的妇女利益的权力行为。因此，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认为，不存在单一的“妇女”范畴，也没有一条通向妇女解放的康庄大道，任何一种女性主义都无力代表地域、种族、文化、阶级、性倾向不同的另外一些妇女。

出于政治的考虑，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关注“妇女”这一范畴内部的异质因素，反对对女性作抽象、恒定、超越历史与语境的限定，强调不同时代、种族、信仰、生活方式、性爱倾向、地域环境对女性身份多样性的影响。在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看来，主张性别认同具有惟一性或只有一个原因，这只会把推论建构的事实转变成规范，把差异转变成异常。这种理论要么把真正的“妇女”群体排斥在理论之外，要么把她们视为低等人。女同性恋者和有色妇女，通过强调性别、种族、阶级以及性别倾向的认同的相互渗透性，对以往的女性主义知识论进行了批判，并加强了人们对“妇女”概念齐一性假设的怀疑。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妇女”的范畴是虚构的，有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文字与文本的游戏中，看到的是意义的不可能，“事实上，这种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义”⑨。而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虽然受德里达的影响甚深，但却发展了另一种不同的内涵，在颠覆与矛盾中体会到创造的“可能性”。托洛·莫伊在比较罗兰·巴特与西苏的文本理论的差异时认为，“前者表征了绝对的丧失，那是一个主体隐没于无物的空间；而后者总是终究能在想象的丰富中，收拾起它种种的矛盾”⑩，这正好可以用来解释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这种差异：解构理论强调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反对任何理论的建构和体系；而女性主义却要在解构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独特的女性话语。

5.创造女性的话语，发出女性的声音

福柯的权力话语论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认为，权力是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在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中，主张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次“模式转换”，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发明女性的话语。女性主义后现代论指出，话语和叙述体现社会性别秩序，话语场是支配与被支配、建立霸权与抵制霸权等关系运作的场所。话语是控制文化和主体思维方式的力量，它存在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这个世界用的是男性的话语，所有女性主义的文字都是在用男性的语言对女性耳语。传统的叙事结构和阐释话语是父权制的产物，烙上了明显的性别歧视：在文化的词语中，男性总是与理性、文化、白昼、主动等词组相关，女性总是与情感、自然、黑夜、被动等词组相关。在由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逻辑构成的语言世界里，女性只能相对男性而存在，而且往往处于历史遮蔽之下，只是作为男权制度神话中的一个消逝者和缺席者，只能作为一个亚文化群漂移在父权制度的边缘，长期以来成为父权制度的陪衬品。女人的销声匿迹或默默无闻，限制了妇女的自我了解和表达。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认为，女性的无声并不是她们的语言能力不足，而是她们被排斥在规范权力的语言系统之外。因此，要推翻父权制控制，就必须批判父权制的语言，就必须创造女性的话语，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11)。创造女性的话语，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不是为了与男性争夺统治话语权，而是在矛盾冲突中通过商谈对话获得共识，用一种多元的性别话语场，取代抹杀女性话语的单一中心化语言。

6.多元方法论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强调“去中心化”，反对普遍的主体，反对代表所有女性的统一的声音。她们坚持差异的多样性、具体性和流动性，认为“差异”构成事物的本性，只有白人妇女、黑人妇女、第三世界妇女、同性恋妇女等不同群体，没有代表某种特定身体、性别或身份的女人。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倡导多元思维方式，强调多元性、异质性、边缘性，揭示并回应了以往女性主义内部的排他趋向，同情并积极支持有色人种妇女和同性恋妇女等边缘人群的主张，承认主流女性主义理论所忽视的边缘人群的问题的真实存在以及边缘人群视角的合法性，提倡通过转换视角来与不同境遇的女性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进行对话。她们并不像立场论那样认为女性主义知识可以产生更好、更真实的实在图景，而是代之以历史的、多变的、境遇的、多元的模式。她们将差异性和多元性看作生命力的标志，强调对女性经验的复杂性或异质性进行认识，认为传统女性主义知识论所研究的女性的共同经验实质上就是指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妇女的经验，没有黑人女性、蓝领女性和女同性恋者的声音，因而应加以质疑。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其多元性，并试图将这种多元性整合进女性主义研究的主流。她们认为，由于影响认识的因素有种族、阶级、民族、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家庭背景、教育、智力等，因此，我们的认识状态永远是多元的，其中没有一种是客观的，没有任何超验的东西存在。知识无非是我们选择相信的故事而已，它来源于社会物质世界中主体间的权力对比，并受到性别、种族、阶级的影响。她们相信，只有放弃认识上的特权立场、专家认可的方法论以及客观真理的主张，对知识创造与权力拥有之间关系进行不懈的批判，一种真正的具有解放作用的女性主义知识论才能产生。

后现代主义在知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立场，认为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永久的、普遍的、独立于主体、历史和社会境遇的客观真理，也不存在稳定可靠的、不涉及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超越历史的中立的知识主体。理性和知识包含了历史和社会境遇，并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多样性基础上。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解构立场和多元知识论彼此相通，认为女性主义不再是作为男性中心主义的对立面的一种声音，而是反映了不同种族、阶级、民族的妇女及边缘人群的多种声音。

二、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评价

由于女性主义后现代论与后现代主义知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因此它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知识论类似的难题。这些难题有：

第一，批判宏大叙事的困境。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反对宏大历史叙述和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反对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反对抽象地理解人性，认为人性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普遍相同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为此，她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强调相对性和个体经验，这对女性主义实现奋斗目标、解决具体问题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拒斥一切宏大叙事，否认男性统治、种族主义、阶级剥削等系统结构；则会破坏妇女和被压迫群体的解放事业。女性主义从现实的、女性的社会境遇出发，仍须构造一些具有总体性和普适性的跨文化的宏大话语。构造宏大社会理论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具有理论的必要性。在现实中，虽然女性因其所处的国家、民族、阶级等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在父权制下，她们的地位和处境却有很大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为女性主义建立宏大叙事提供了可能性。在理论上，妇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虽然被后现代主义当作西方启蒙思想传统中重要的宏大叙事而予以排斥，但妇女解放本身作为“衡量人类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却是必需实现的，为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建立大型的社会批判理论仍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对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反对建立宏大理论的倾向应该采取批判的或相对保留的态度。女性主义者对利奥塔的批评同样可应用于对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批判，她们认为，拒斥宏大理论的主张在理论上既不能自圆其说，也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利奥塔“在倒掉哲学中玄学话语这盆澡水时，把大型历史叙事这个孩子也倒掉了；在倒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这盆澡水时，把对大规模的不平等的社会分析理论这个孩子也倒掉了”(12)；但事实上，这些被他视为不合法的孩子并未能被真正彻底地扔掉，他们“委委屈屈地回到了利奥塔在后现代社会批判的那个类型中为他们重新安排好的位置上”(13)，利奥塔“还是假设需要有这样一种社会批判类型，它是超越了局部的小型话语的；而且尽管他抨击大型的整体性叙述，他自己却讲述了一个关于大规模的社会潮流相当宏大的故事”(14)。在父权制以及维护性别歧视的社会机制仍然影响深远的今天，女性主义知识论既不要放弃大型历史叙述，也不需要放弃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女性主义“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5)事实上，女性主义知识论“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6)。

第二，解构社会性别的困扰。女性主义后现代论不遗余力地解构人的在先性、中心性、绝对性、超验性、自在性等一系列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宣扬的人是具有天赋权利的理性主体的神话，认识到主体、主体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建构性，以及它们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颠覆了人的主体性，宣告了被传统人道主义奉为神明的“人的死亡”，避免各种男性霸权话语的固定化，以及固定化之后对人们的宰制。然而，改变几千年来由于男权统治对女性压迫而造成的妇女边缘化的地位，唤起妇女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建立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最终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是女性主义及其女性政治运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在对社会作出批评时，需要一个特定的视角作为立足点。如果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非要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看问题不可，就会因大而无当、无所不包、没有焦点而失去任何角度。如果社会性别始终处在不断自我解构，产生新义的过程中，社会性别身份可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将使女性主义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解构只会让女性主义者陷入“理解无家可归、公共领域缺乏、公共文化毁灭”的旧意义的碎片中(17)。因此，在广大妇女尚未获得自己作为“主体”的意识，尚未获得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之前，以妇女解放为己任的女性主义应该拒绝接受对“人”的概念的解构。某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对“人”的解构视为后现代主义颠覆女性主义的一个“阴谋”：女性过去一直被当作历史中被动的客体，正值女性试图提高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获得长期拒绝给予她们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主体性”概念竟然被否定了。这一批评就像是在说：在一场轮流坐庄的赌局中，前任庄家在自己该卸任时擅自宣布整个赌局已经结束了。同理，否认社会性别，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李银河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8)因此，女性主义知识论既要借鉴解构主义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向，将之与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颠覆结合起来，又要注意自身的存在不要被充满虚无色彩的解构主义所解构。

第三，过分强调话语的麻烦。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理论把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认同话语就是一切的思想，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在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别，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这会使某些女性主义者把妇女在现实社会中所遭受的一切具体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看作单纯的话语，从而导致她们把改变压迫妇女的现实社会制度的问题更多地、甚至干脆地就归结为改变话语的问题，并使她们进而把话语局限于思想话语而只注重对思想话语的批判与创新，满足于一种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地位，因而忽视女性的真正利益，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削弱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这会“使女性主义丧失战斗力”(19)。事实上，“压迫不是一种游戏，也不只是一种语言的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仍然是非常真实的。”(20)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者尽管对旧制度的批判十分激烈，她们之间的争论甚至达到白热化，但她们的这种批判和争论基本上停留在理论话语的层面，不过是由概念到概念，由理论到理论的“话语喧闹”，既不能对现实社会发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也无法进一步指导未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布赖森(Valerie Bryson)提醒说：“必须谨防自我指认的精英论，因为它只能促进学术职业，而不能到达大多数女性那里。好的女性主义理论若要构成集体行动和理解的基础，它就必须走出象牙塔而进入女性的心灵。女性主义不是一本只限少数人阅读的书，在本质上，它是一本人人可以阅读的书。”(21)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并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武器。就文本研究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由于“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因此，女性主义者应该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小生活经验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第四，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困难。女性主义知识论者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而且只能将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作为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权宜策略。她们虽然也看到，性别差异不是自然和人类自然本性方面的因素所规定的，而是依赖于阶级、国家、民族、历史等社会文化因素，并由此而将对性别的研究从生理性别转移到社会性别，将性别压迫的根源归之于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社会化四大机制，但是，由于女性主义在性质上主要是以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状况为目标的政治理论，紧迫的实际需要使之如果完全抛开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就无从实现这一目标，因而女性主义仍不得不采用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第五，对“妇女”概念的消解和无限解构的困惑。全盘反对妇女的普遍化会武断地拒绝对影响妇女的社会力量作出批判性的分析。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妇女可能体验到不同的男性至上主义，然而，这并不意味她们没有共性——她们仍然遭受男性至上主义的统治。通过对社会性别结构的分析，通过对男性至上主义的压迫模式的详细分析，可能产生一种相互渗透的“妇女”概念，而不会消解“妇女”概念的基础。不管女性主体的含义是多元的、复数的，还是权宜的、策略的，“妇女”都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实际上指涉了特定历史、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现实的“此在”，它是不可消除的。如果“妇女”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被解构，那么，要求妇女解放就成了无从说起的话题。女性主义后现代论所采用的解构化和多元化选择不仅威胁到分析的可能性，而且威胁到不同身份的妇女之间所达成的积极有效的政治联盟。对所有群体概念的消解，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认识上的相对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将颠覆女性主义的政治。哈克曼质问道：“如果我们抛弃整体式的‘妇女’概念，那么，我们可能有一种一致的女性主义政治吗？”(22)正因如此，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受到了来自女性主义营垒内部的尖锐批评。

此外，由于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强调不同立场和不同基础的知识共存的合法性，完全解构了各种知识选择的标准，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立场。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的彻底批判与解构精神，使得女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知识理论和辩护策略都面临着丧失自身存在基础的威胁。

女性主义后现代论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然而其优点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在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重视对象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上，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导致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使主客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现代认识模式，转向了以语言游戏为类比的知识模式，并使知识论问题的基础，从“真理性”转变为“合理性”，即转变为意义多元解释的合理性的根据。这种新范式的思维方式的确立，有助于引导女性主义摆脱二元论的两难境地，避免各种霸权话语对人们的控制，有利于不同种族、阶级、民族的妇女及其边缘人群的多种声音，有利于不同认识之间的平等对活，有利于减少认知盲点，扩大研究领域，并为“多元知识”观念提供了知识论的基础。培勒(Ruth Bleier)说：“意识到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经验、文化和特征，因而具有不同的观点、立场、价值、目的，女性主义将力求保持参与者之间的文化多样性，并通过各种途径，揭示出我们试图理解的各种现实的面目。这种多元化将有助于加强科学共同体对某一系列工作的敏感性，并且因而加强对其科学目的和意义及科学研究副产品的责任感。”(23)

其次，女性主义后现代论扩展了“差别”的概念。早期女性主义知识论认为男女两性差别不仅包括把女性排除在外和使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否定范畴，而且包括女性在爱情、工作和家庭上具有不同于男性的要求、心理和经验。女性主义后现代论则更强调相似性的相对性和差别的绝对性，将差别概念的范围扩展到不但包括女性与男性之间所存在的一切生理和心理的差别以及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别，而且包括这些差别之外的女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之间在阶层、阶级、国家、种族等方面的差别。

再次，女性主义后现代论用一种新型的男女平等观取代了传统的抽象的男女平等观。传统的“男女平等”观念作为男权观念下的产物，不仅要求女性应当向男性靠拢，而且其本身是抽象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女性主义现在由于认识到男性之间阶级差别和种族差别的现实存在，认识到先有阶级认同、民族认同而后才有性别认同，因而在女性应当同什么阶级或种族的男性平等的问题上就失去了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因此，女性主义开始以性别差异为基础而把“男女平等”看成是在承认个体独特性的前提下女性与男性的具体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女性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标准来要求女性的权益和衡量女性的解放，而是女性以其自身为标准而努力作好女人(being woman)。这样一来，女性主义在致力于男女平等的努力中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广泛的手段和途径，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所有男性都看作压迫女性的敌人而要争取达到与他们同等的地位，而是要使女性在作女人的过程中从众多不同方式中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因而男性中的许多人都可以充当女性的同盟或朋友。于是，与以往完全独立地组织起来、谨慎地对待男性提供的支持的排外主义的主张不同，女性主义现在明确地主张和要求与男性开展全面的合作。

最后，女性主义的后现代转向为消解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开辟了道路，为女性主义知识论走出白人妇女的特权结构奠定了基础，为知识的多元境遇性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女性主义后现代论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在当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原载《人文杂志》200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