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著名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而言，通过绝对我思(Cogito absolu)所得到的不再是单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Sujet)。从而，合理性(rationalité)所实施的行动产生了关于多重精神的一种“紧密的多元论”，①这些精神受到“验证工作者之城”(cité des travailleurs de la preuve)②的“文化超我”(Sur moi culturel)③的有效监管。通过各种行动认知图式(des schemas cognitifs d’action)及各种信任驱动力(moteurs de confience differents)产生了多种理性(raisons)及多种主体，巴什拉称之为cogitamus(我们思)。④

这个由多元构成的“验证工作者之城”像学校一样传授各种公开的理性，像工厂一样生产出物质现象，像法庭一样对社会化的信息加以控制——这是安全性(sécurité)的三个制度化的基础，这三个基础通过可操作的控制无限细分的投射，来使各种介入(engagements)生效。与公共事业相关的这三个机构(instances)提供了信任，增加了确认的能力⑤——它们构成了被认为是心理归纳的理性机制的东西。它们允许一种主体的归纳标准化。

信任，离不开对于某种潜在的未来和某种扩展的前景的感知，因此不能归结为一种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f)面面相对(face à face)，而是必须以某种协调生产的关系系统为中介。这种归纳受到机智的控制、监管和引导，提出建议并发生转变——它具体体现在“超客体”(surobjet)之中，这个超客体是行动技术管理下的验证。这种归纳被收集在作为中介的后设客体(métaobjet)之中，后设客体即验证之城，这些归纳的主动知觉就是某种集体变化的驱动力。这种公共理性的政治，是某种归纳能力的模式(matrice)。它在生成复数的“我们思”的同时生成了多种精神，而从这些“我们思”可以获得行动的模式、信任的图式以及进行教化的意见。

从这一事实出发，有关信任的哲学问题就发生了偏移，并且关于它的讨论开启了多个入口。关键不是在其处境中去重新找到某种意向的一体性来进行解释，而毋宁在于在处境之中思考其关系、保证其流通以及控制其变动。

透过协调信任与实践机智的引导性机制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理智(intelligences)及一些新的联系——相互间的何种义务能将它们组织起来，同时又完全尊重它们各自展开时的效力？何种途径能使得它们成为可交流的和可翻译的？如何使它们相互关联并转化为可传递、可交流的建议，即转化为有效的相互信任？通过哪些社会规范的实践能够有效地实现这些认知的信任？

政治词汇占据了巴什拉的后期作品[城(Cité)、验证工作者联盟(union des travailleurs de la preuve)、生产、监视、介入、相互责任、参与(paticipation)、协调、控制、图式论(schématisme)、信任，等等]。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苏格拉底式的反讽(ironie)，恶意地讽刺了在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之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机制(machines conceptuelles)。对于人类能力的理性增长的信任，是心理提升的关键。人文科学的渐进式发展可以在这些高明巧妙的提升(ascendants magistraux)[一些“超人”(surpersonnes)，因为他们控制了那些“超客体”]那里找到了其基本驱动力，他们在一些可以以物化方式把握的作品中公开地解脱了一些实践用法，通过这些用法实现了这些提升：验证的公共服务(services publics)，理性信任的某种真正的仪式。

这种信任的源头不再内在于某种信仰的超越之中，或对某种传统的忠诚之中，而是“在归纳的心理机制中”，这种心理机制正是理性信任的服务。归纳、我们思、城、相关性、图书术(bibliomène)、多元主义、积极的超我(Surmoi positif)，透过这些概念，我们看到出现了一种关于信任的政治认识论，这种政治认识论内在于被人们称为“新政治精神”(nouvel esprit politique)东西中，类似于著名的“新科学精神”(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及“新文学精神”(nouvel esprit littéraire)。⑥其中心点在于某种增长的模式。通过其能力的技术动作，权威推动了某种提升的理性的合作以及相互的义务，这种提升通过客观措施保证了信任。

“太初有关系”(Au commencement est la Relation)。⑦所有“被文化改造过的”主体都是相互关联的。⑧关系文化发生着，如同一位与某种存在发生了可归纳关系的操作者，作为与某种存在(existence)有归纳关系的操作者而发展，有关这种存在的实际行动的句法使得某些同意、联系的崭新视野得以出现。

在巴什拉那里，信任是敞开和偏移的原则，尤其是增长的原则(principe d’accroissement)。通过增长我们在分有各种被揭示的理由时都有所差异，这种增长证明了一种理性的因果性。这种增长是各种模式的所在。通过整合为实际行动，在使得替代身份多元的同时，它提出了多种变动图式。与此同时，在增加我们的流通能力的同时，它将我们的生命力从原本的分配中解救出来，并使之参与到某种放射性的标准化之中。对于哲学家，它是权威的来源，正是在这种实践之中找到了某种为了变动的信任的资源。巴什拉认为，正是通过它们，个人的心理活动才获得了“对力的确信、对未来的意志、对沉醉于意图中的人的真正光明”。⑨

从此，继无主体性的主体(un Sujet sans subjectivité)之后，将是无主体的多重主体性(des subjectivités sans Sujet)。巴什拉反对梅耶松(Meyerson)⑩所主张的理性的天主教基础的同一性，提出“归纳的相继同一性”(l’identité continuée des inductions)：我思在反思前就已经是主动的(actif)，其主动性是归纳出来的、而不是直接地直观的，是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的。我思的自主的目的不是本质主义的或实体主义的，而是它的“本体技术因果关系”(causation nouménotechnique)在某种辩证法之中并通过这种辩证法得到发展，这是一种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都得以扩展的微分辩证法(dialectique infércntielle)，而无论这种辩证法是科学性的、还是诗性的、实践的还是心理的。(11)它改变并创造了其后续行动的现象。精神不是一种存在(étre)，而仅仅只有通过突现(les émergences)才能存在(existe)，这些突现将被给予之物加以转换并制作成新的模型以“支配物质的变化”。(12)技术实践所构建的本体论，(13)通过安全来增加信任，这种安全是通过展示程序以及日趋完善的机智来对实际的实现加以协调控制。潜在变动的建议就在于此。

由于推动实际实现的各种潜能化(virtualisations)，心理活动推动了潜在变动的“键盘”(clavier)的模式。借助于“虚构的超生存”(ces surexistences fictives)的“可塑性中介”(médiation plastique)，每个行动者都能够征服一些潜能性，这些潜能性是正是客观化行为以之为任务而加以潜在化的。(14)此外，这些结晶化(cristallisations)根本无法揭示在因果联系之外的不断喷发的创造原则，就好比超越之物那充满光耀的降临，或者一些无法解释、没有动机的介入活动。它们分有某种转换逻辑，这种逻辑依据后果的相关性以及变动系数(即归纳的认知活动)，将这些扩展组织起来。结晶化内在于验证的物质的组织过程之中，这种过程产生了技术式的客体化：“技术客体是理性信任中的决定性要素”。从巴什拉的第一部著作《论渐近式认识》开始，这种理性信任的范例同时也可以在调整、精确的加工、串行自动化的工业设计中找到。这些被需求的、被计算的信任是客观行动的模式，这些客观行动从此变成了活跃的、便利的“机智”(adresses)。它们依据一组“图式化的恩典”(graces schématiques)(15)而有序化。

它活跃的可塑性使它们结合起来，调整它们，以便通过接受与拒绝、修正与创新的转换将它们转化为确认力量。这些精神禀性标志着某些实在的习惯，因为这些习惯是可传递、可交流的。通过这些机智，它们取代了被唤起的热情的恩典——“机智的心灵是受过训练的心灵。它控制着各种能量。既不使之流走也不使之暴发。通过严格划分的小步不断前进。伴随着机智的意识，出现了一种必然由直线和棱边构成的几何学，这种几何学是与恩典的软弱无意识相对立的”。(16)

这些程序自身外在化为行为方式，依据活动和长久性的标准将它们的活动系统化。心灵，作为使行动结构化的相关物而处在其个体化过程中，认识到了可读性和可知性二者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它的信息规则是一致的。每种实存(existence)，无论其状态如何(形象、概念、工具、存在、心灵、主体)，为了延续和自身连贯，都得返回到某种持续的形式中。它的格式(format)就是它的表达结构。它的获得形式是由它的身份(identité)构成的，正是通过身份，它使自身形成一个整体，并使自身与能够转换为同一身份的其他形式相关联。对于各种存在和各种行动的这种形式文本性(textualité formelle)的知性处理方式，是具备着“召唤”(appel)的空结构。这个结构到了一定时刻——这个时刻与某种潜能化(即成问题化)的实在处于对立——就会自行实现。有一个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信任总是具有这种形式。

多于总和或相加，或进行叠加，运用想象的等级、理性网格、行动的叙述图式等来进行梗概：人性始于叙述(narration)，(17)叙述由这些连接和机智的组合构成，这些组合定义了行动的理性的持续性。在现象和本体之间、在观念与物质之间、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按照巴什拉的讲法，作为中介者的“图书术”，通过由知性所联接的客观行动为经纬线而形成的文化织料将两个极端连接起来。这种图书术由图表与文本、程序与表格、形式与图式、操作模式与边缘表格构成，沉积在辐射的中心、活化的仓库、投射的磁化这些浓缩的技术行动中，沉积在实践的超客体中——它们正意味着主动知性的精神(l’esprit des intellgences actives)。对于这种知性的理性化掌握，推动着这些知性，正是信任的提升的关键所在。这种提升不是被给与，而是被掌控的。信任不是一种给与，它是一种行动。

对于每个人而言，赋予他对于感觉运动权利的信任，是为了驯服未来的偶然性。(18)巴什拉关于客体或环境、行动或叙述的各种解读，为每一个行动者提供“动力意象”(imago dynamiques)、“投射图式”，这些东西组织着他的变化，在心理上使行动者成为投入能量的作者。(19)

从这种安排中涌现出了一种文化上的积极的、连续的、敞开的(20)“超我”，这种超我定义了理性的信任。相关于归纳出信任的多种文化可能性的积极超我，必然反对相关于不信任的要求多种道德禁忌的消极自我，与抵消冲动的情感复合的调节相反，文化的后设客体(Méta—objet)提出了有益于驱动力的范例——“我们将面对着一种特定心理上的价值，心理在自身的外延中获得生命，心理在对于自身价值的意识中赋予自身价值……文化的心理将是自身的原因，它想要它的文化成为文化的原因”。(21)同弗洛伊德一样，巴什拉把心理设想为结构化的、动态的、演变的。但是支撑和推动心理的能量却是一种由文化的积极超我(Surmoi)所控制的转变的审美(une esthétique des transformations)。(22)从中浮现出的充满信任的自我，是各种归纳力量的知性的强烈合力。

对于巴什拉而言，从此时起，信任定义了一种富有竞争力的“心理归纳机制”，(23)具有理性工具(équipements rationnels)、连续论证(enchanements démonstratifs)、安全的实践(pratiques sécurisées)、稳定的相互关系(réciprocités stabilisées)。这种关于归纳的类型学，对思想而言如同概念的对等物一样起作用，这些对等物建构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中心”。(24)这些允许行动的图式的图解，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多重我思”(25)的关联点，很好地刻画了某个行动者的个人统一性。这种我思的“审美心理技术”(psychotechnique esthétique)是提升的强有力的驱动。(26)它提供了内在于投射语法中的变形的各种范例。

就其所有形式以及所有客体而言，信任都是由它所繁殖的东西来赋予价值的。这种协调转换程序进入到行动的所有领域中。它实现了提供给精神的众多潜在性的某种同质结构。这些局域性的合理性，通过被控制的技术实现物质化，都基于实践信任的基础之上。它们的文化能力的程序、它们的有竞争力的操作方式，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可再生产的、可转让的。它们实现并展现某种“工具化信息”的各种程序。条理化的信息由信任的知识本身构成。在展现验证及关于它的操作的考核的同时，它公布了结果。(27)这种精神活动的操作社会化是由其能动的扩张构成的。作为行动和表象的判断，是以进入的技术装置以及构成的投射装置为中介的，这些装置要求行动的介入并使这种介入结构化。客体转化为物质，这作为主体的认知组织过程是通过展示出实用理性的工具化的程序而产生的。

从这一事实上讲，通过知识之知识而组织起来的行动，是增加信任的先决条件。通过操作技术实现的物质化概念的存储、构成及传输上是信任扩张的认知条件。对于知识的技术处理认识到了其效果的内在限制，必须以信任的生产能力为条件。这种技术处理具有能够被传送、转换、移植到在其起初领域之外和之上的能力，并通过这种能力来计量。巴什拉在这里看到了“进行归纳的我们”(un nous discursif)的模型。这个“我们”构建了一个先验的等价物，使得行动者的移位与偏离、联合与转化都成为可能。由这些超客体的归纳模式产生的、混合的超信任要求一种心理的及理性的扩张——在此未来被表现为其动力性的原则，每个元素都拥有其可传递的联结(liaisons transitives)及其对等投射(porjections commutatives)的运动力量。其语法在几何学上来说是可理解的。

信任的增长是被与科学中的化学的或电学的“前/节”(ex/stances)(28)同样的驱动程序归纳出来的。同样的强烈规则将能量强度的显现同质化。科学归纳的“本体技术”，处于被社会地改造过的机智的生产中，如同处于对文化推理性(discursivitéculturelle)的正统心理解读中一样。心理驱动机制的同样标准化从此开始，为了构成关于变动的“文化兴趣”(29)的某种权威：“当人们将文化从一切现实元素中解脱出来，人们恰恰会看到超我的最高阶段的形成，有着完美意识的阶段，由足享超人之名的主人们所占据，他们用个人化的方式实行极其强烈的监视个人化，完全客观的文化监视。如同自我被超我控制一样，超人呼吁文化人投入文化的变革之中”。(30)

关于真实的社会规范化特征，被物质化于技术的“超客体”之中，(31)对于巴什拉来讲，这种特征是信任的主要维度。人类精神是技术的、物质的、文化的，人类精神按照这些提升(promotion)的社会模式自行增长，在这些提升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理性信任。(32)政治上，它是这样一个城(Cité)，能够变动地将人类生存的多个维度安排在由理性力量所确定的相关的机智之中。

这些“增长图式”混合着制度、概念、工具及表象，它们将有效性及传播的潜在性物质化。它们有序的集合构成信任行动的后设知识之城(la cité d’un méta-savoir)。

文化因果性的心理物理规律，从这时起获得了偏离(去中心化)及机动性的局部场所：图书馆、实验室、工厂、学校，也就是说制度化的专家体系。它们的政治功能，是要使生物情感(bio-affectif)及单一技术(mono-technique)的主体脱离，为了将他们提升为信任机制的社会规范。

巴什拉看来，多元性的文化之城(Cité culturelle des pluralités)正是规范的心理机制，它取代了主观本体论单一的我思——“人们可以在人的共同劳动的意志中理解人，在思考意志的张力中理解人，在人修正、丰富、超越人自身的本性中理解人……在人之中，通过认识，一切都翻倍了。就认知自身，它是关于存在的某种计划，是关于存在的潜在性的计划，这种潜在性在认知增长的范围内增长和更新”。这种认识有一种“严格定义的社会特征”，不仅是“为了理解，也是为了丰富自身，为了激活使得确定问题通向原初解决的一切辩证法(les dialectiques)”。理性的技术局域化与物质局域化，“应该向社会证明其合法性”。“这种强烈的社会化，明显地协调，对其基础确信，热衷于自身的差异化”，从而严格地将文化之城与“知识的个人主义”(33)隔离开来。

这些归纳的新信任的图书术的行动者被分隔、协商、偏离，从这时起，不能再被同化为有意识的内心自主决定的主体。行动者的这些归纳不再由某个我思(je pense)的建议来决定，这个我思在某明证性的直观之中或者产生自身绝对基础的无动机生命冲动(elan)的冲动(pulsion)之中来确认其自身的选择性超越。这些归纳内在于某个“进行归纳的我们”，这个“我们”则是由图书术之城的“理性的我们思”构成的——“通过这个我们思，‘我’和‘你’文化上彼此适应……被控制的角色，对被规范化的客体发挥作用的职能，是论证同意(d’accord discursif)的最好主题。相对于公共的有(avoir)，理性的‘我们思’更多地的意识到公共的收益(revenu)。这宣示了一种思想的丰富多产性。它决定了思考同意的任务；简言之，它是对某种确然知识(savoir apodictique)的共同意识”。(34)

常识(le sens commun)不再奠基于单一主体的理性之上，无论这种单一主体采取何种形式。“必然的相互归纳的我思”(35)将这种单一主体还原为无用的、笨重的虚构。信任的唯物理性主义“绝不是与主体的帝国主义相关联的，也不可能在孤立的意识中形成”。(36)主体哲学在它们的超验的或经验的基础的多样化中，变成了信任的哲学障碍。主体在成为反思的意识之前，首先是一种肯定的能力，一种潜在的力量，而意识的反思是为了服从圣灵的超验建议的指令或者构建理性的明证性的指令。信任展开的构成工具是其认知实践的关联合理性。

然而人变成了这样——他造就了且只造就图书术团体与行动者的曲折变化的对抗，这个图书术团体将行动结构化，将计划条件化。这一行动，改变了现实，改变了人，结果是获得了被要求的处境以及必要的协调。所有行动者的身体，被行动的文化技术模块化。这样做的同时，投资到行动中的能力，内在于一组关系中，这组关系要求精巧力量的实际便利——“对于真实力量的偶然审美就在于越来越理性地适应物质及行动的形式”。(37)这些力量的实现，离不开集体行动所规定的审美形式。这些形式化的审美，可被理性地传递，将一种实践认知的伦理系统化。信任协议的协调以及物质化价值的相关性，组成了将物质行动结构化的增长。这些由操作模式加以联结的机智，定义了归纳心理的多元的和经验的归属。这些在社会范围内被控制和相互关联的有效性，向归纳心理提供了一种“关于潜在的潜在性(virtualités potentielles)的相继的、外在的、整体的以及归纳的同一性”(38)——“‘我们思’交给我们一个共同生存的真正的编织物(un véritable tissu de coexistence)”。(39)

推动生存的能量不再是对某种信仰或某种忠诚的分有，而是通过巩固(affermissements)加以磁化的信任——“为什么人会对内在于这种在知识论价值层面的信任印象有所迟疑呢？这种信任印象毫不天真，它是慢慢形成的，通过归纳而准备出来。因此信任是与朝向过去的怀疑相对称的朝向未来的特征。它是由被认可的理性主义造成的”。(40)

巴什拉提出的信任，绝不是论题(arguments)的世俗交换，而是目标信息的较量。(41)因此，它没有揭示意向的个人自律，而是揭示有效性及其函数一致的社会规范强制性。不只是通过提高意志的协商调节的综合能力，而毋宁提高实践的客观活动的综合能力，信任自身也得以增长。通过使自身凝结，信任战胜了自身。此时起，信任不仅在行动中以及在客观化的合作中构成社会的活动中允许团结为一个整体，而且特别允许为了整体的善以及个体的提高而共同行动。

巴什拉的注意力特别地聚焦于这种扩张的结果的效用上。劳动的这个重要因素，对于自身是一种有益的苛求，因为这种苛求是作为加入到共同体的条件而必需的。在这种风险性的投资中，每个人都找到了保证，所有人都分享规范化的超我的积极在场——超我的统治提供了理由，(42)它是一个法官，但可以由我们自身在对抗它的动机中来进行裁断：“于是，知性的交易变成了一种道德真诚的真实图式”。(43)对于理性扩张程序的承认，变成了对它的赞同，因为理性信任，在此同时既是社会的，又是伦理的、美学的——它实现了一种能够冒险的本体论安全，因为它在对绝对相互关系的潜在性的运动的肯定中向四周扩散。此时起，“被社会地规定的局域性理性主义的共识(sonsensus)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还是一种结构的标志”。(44)

在这一视角中，信任的归纳建议不能满足于含混的推荐或丰富的告诫，它们呼唤一种作为礼物(don)的信任，但这种建议要内在于某种应用的有效率的范围之内，这种应用是模块化的、外在的、在总是强制的条件下及作为可预见的后果发挥可使用的工具的作用下适应实体的各种力量。除非将其应用的条件加以整体之外，否则没有信任的建议，正是在这种武装起来的实用性中，“可能(le possible)是一种实在之物最终实现的愿望”。信任的好建议就是这样一种可能，它提供了计划的尺度，同时提供控制及监视的工具。巴什拉，他既不作预防也不作预言，他只是提出可修改的解决方案。什么是评价的标准？绝不是某种自在目的的普遍性，而是内在于某个“进行归纳的我们”的警醒状态中的本体论信任的可能提升。

通过信任所推动的可塑性中介，归纳信任，不再作为某种进行普遍承诺的保管者的意识，而是成为一种实践的博爱的推动者。众城之城(Cite des Cités)，出于公开的理性，行动的实际机智的后设客体允许一些变动，这些变动因为某些公开的理性而通过社会进行协调、在伦理上相互联结、在政治上进行联系。处在这种中心的偏心率之中的，正是归纳的公共信任，被转化为“新政治精神”，这就是巴什拉的作品想要证明的。

*本文系作者于2007年11月22日在同济大学人文讲坛所做的报告。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94-1962)，法国著名哲学家。本文由李成季、邓刚翻译。

（原载《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