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写作和出版情况简述
《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代表作。其写作和出版过程均颇为曲折。维特根斯坦电子版手稿全集及其与其他人的通信为这个过程的梳理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中图分类号:B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4-0031-09
维特根斯坦认为,一方面,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已经无可置疑地解决或消解了所有原本意义上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他又不屑于从事这样的唯一可能的哲学活动——分析和澄清其他哲学家就原本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所写出的命题,指出它们的无意义性。所以,在完成这部书(1918年8月)之后他便决定,在结束军旅生涯以后将不再以哲学思考和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转而去做与哲学毫无关系的工作。
1919年8月中旬,维特根斯坦从意大利战俘营中获释,回到维也纳。
1923年9月,兰姆西(F. P. Ramsey)到普赫勃格拜访维特根斯坦。在
在
“事情最终是这样的:尽管他乐于与你待在乡下并再次努力与你亲密起来,但是他不愿仅仅为了拥有一段快乐的时光来英国,因为他会感到这很没有用处,不会引起他的兴趣。
我认为在这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有些可惜,因为如果他被从他的环境中弄走,并且他不那么劳累,再加上我的刺激,那么他也许会做出更好的工作;可以设想,他也许会怀着这样的想法来到英国。但是,我认为,在这里教学期间他不会做出任何工作。非常明显,他的思考是可怕的向山上推重物的工作,他好像被彻底消耗了。如果在他暑期时我还在这里,那时我也许会努力刺激他。”[1]200
在
如果我在英国有确定的工作可做,假使它是扫大街或给任何人擦皮鞋的活,那么我将非常高兴地去那里……”[1]206
1924年9月,维特根斯坦转到靠近特拉腾巴哈的奥特塔(Otterthal)小学。
1925年8月,在兰姆西和凯恩斯等人的热情邀请下,维特根斯坦访问英国老朋友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他先后到苏塞克斯、曼彻斯特、剑桥拜访了凯恩斯、兰姆西、埃克尔斯(W. Eccles)、约翰逊(W. E. Johnson)等人。在与兰姆西见面时,维特根斯坦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从英国回来后,维特根斯坦继续做小学教师工作。在
在奥特塔小学,维特根斯坦与周围人(同事、学生家长)的关系依然非常紧张。在1924年10月写信给他的朋友汉色尔(Ludwig H. nsel)的信中,他写道:“这里的情况不好,现在我的教学生涯也许要结束了。对我来说这太困难了。不是一个,而是一打的力量,都在反对我,我是什么?”[3]在
1926年4月,由于维特根斯坦过度体罚学生,家长将其告上法庭。28日,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教职。放弃小学教师工作后,维特根斯坦一度想当修道士,未果。于是,他在维也纳郊区的另一家修道院做了三个月助理园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项自己喜欢的差事:协助其建筑师朋友恩格尔曼为其二姐设计和建造房子。1926年4月底,石里克与他的几个学生一起赶往奥特塔拜见维特根斯坦。到那里之后,才知道维特根斯坦已经离开那里了。
1928年3月,在魏斯曼和费格尔的劝说下,维特根斯坦听了直觉主义学派宗师布劳维尔的一次名为“数学、科学和语言”(Mathematik, Wissenschaft und Sprache)的讲演。听完讲演,他表现得非常亢奋。费格尔描写道:“……观察那天晚上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的变化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他变得非常健谈,并开始勾画构成他后期著作之出发点的想法。……那天晚上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向强烈的哲学兴趣和活动的回归。”[5]
1928年6月,石里克邀请维特根斯坦参加他的学圈的周四讨论会。维特根斯坦大概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大概在1927年夏,维特根斯坦写信告诉凯恩斯,11月份他的建筑任务就可以完成,之后他或许会到英国旅行。事实上,直到1928年秋,这个任务方告完成。1928年11月,维特根斯坦写信告诉凯恩斯,他会在12月初到英国待一段时间。12月,他又写信说,因为生病,他不得不将到达英国的时间推迟到1929年1月初。1929年1月中旬,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他很快便决定留下来做哲学研究。在
促使维特根斯坦如此迅速地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兰姆西和石里克等人之间进行的诸多讨论以及从1929年2月初开始所进行的思考和写作表明,他还是具有高超的哲学思考能力的,他的心灵还是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的。其次,布劳维尔的演讲使他认识到,《逻辑哲学论》并非解决了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比如,这本书对数学本性问题的探讨远非完善;另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它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探讨,比如视觉空间问题。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是,多年的生活经历表明,最适合于他的环境还是剑桥,最适合于他的事情或职业还是哲学思考和写作。
回到剑桥后,维特根斯坦最初的正式身份仍然是高级研究学生,导师为比他小17岁的朋友兰姆西。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维特根斯坦与兰姆西经常在一起长时间地讨论数学基础和逻辑的本性问题。关于这些讨论,在记于
兰姆西对《逻辑哲学论》的重要批评之一是维特根斯坦关于颜色排斥问题的观点。在《哲学研究》前言中,维特根斯坦写道:“……自从十六年前我重新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在那个第一本书中所写下的东西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弗兰克·兰姆西对我的观点所进行的批评——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我与他在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它们——帮助我认识到这些错误。但是,至于这种帮助有多大,我自己几乎也不能做出判断。”兰姆西病逝于1930年1月。
在回到剑桥后的第一年,维特根斯坦还结识了经济学家斯拉法(Piero Sraffa),与之进行了若干次讨论。此后的若干年内,他也经常与斯拉法讨论问题。在《哲学研究》的前言中,维特根斯坦写道:“与这些——总是强有力的而且可靠的批评相比——我更要感谢本校教师皮埃罗·斯拉法先生多年来不间断地对我的思想所进行的批评。我要将这本书中最富有成果的想法归功于这个刺激。”维特根斯坦曾经告诉他的学生瑞斯(Rush Rhees),他从斯拉法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以“人类学的方式”看待哲学问题。
1929年圣诞假期间,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在此期间,他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进行了多次会谈。维特根斯坦授权他们将会谈内容传达给维也纳学圈的其他成员。此后,直到1932年夏,只要情况允许,每逢假期,这样的会谈均定期进行。这些会谈的大部分内容均由魏斯曼记录下来,1967年以《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圈》(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为名出版。从1933年开始,维特根斯坦决定单独与石里克会面。在这年的夏天,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到意大利度假。期间,他向后者口述了一些笔记。
从1929年开始,魏斯曼便打算写一本书,来系统地解释《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这本书的书名定为《逻辑、语言、哲学》(Logik, Sprache, Philosophie)。通过与维特根斯坦的多次会谈和维特根斯坦向他提供的手稿和打字稿节选,魏斯曼也了解了他的一些新的思想,比如:感觉材料可以看成世界的结构元素、基本命题就是描述直接经验或现象的命题、物理对象是一种假设、意义在于证实等等。他也想将这些新思想包括在他的书中。1931年底,维特根斯坦开始明确地反对魏斯曼的这种设想。在11月写给石里克的信中,他写道:“我确信,魏斯曼将会以一种与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许多东西。”而且,“我那本书[《逻辑哲学论》]中的许许多多表述我现在已经不同意了。”②比如,其中关于基本命题和对象的讨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其中所包含的关于命题的分析应当由对于语法的“清晰的表现”来取代。总之,没有任何必要来写一本以新的形式重复旧的错误的书。因此,魏斯曼不得不改变他的计划,将他的书的内容限定为:系统地表述维特根斯坦的新思想。其基础是:维特根斯坦与他和石里克的谈话;维特根斯坦不断提供给他们的手稿和打字稿。维特根斯坦非常支持这个新的设想,甚至于一度想与魏斯曼合作写这本书:他提供原料和大致的结构,而魏斯曼则以系统的形式将其清楚而前后一贯地表述出来。但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这时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魏斯曼觉得很难实施这个计划。在1934年8月写给石里克的信中,他写道:“他具有这样的伟大天赋:总是好像第一次看到一个事物一样。但是,我认为,这恰恰证明,与其合作是多么的困难。因为他总是听从一时的灵感,而毁掉他以前所设计的内容。……你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结构被一点一点地毁掉,结果一切逐渐地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外表。因此,你近乎得到这样的感觉:思想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这点根本不重要,因为最后没有任何东西被留在原来的状态。”③
1936年初,魏斯曼在《认识》(Erkenntnis)杂志第6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同一性概念》的文章。维特根斯坦抱怨说,魏斯曼在文章中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其基本思想来源于他。虽然魏斯曼写信给维特根斯坦做了解释,并在接下来的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个正式声明,但是二者的关系从此决裂。因此,合作写书的计划当然也告终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写作情况。1930年8月MS 108第二部分完成。接着,维特根斯坦开始写作MS 109,至
1930年至1935年间,维特根斯坦定期为学生开课。其讲课内容后来整理出版:《维特根斯坦1930-1932年剑桥讲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s,Cambridge 1930-33)(1980年),《维特根斯坦1932-1935年剑桥讲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Cambridge 1932-35)(1979年),“维特根斯坦1930-1933年讲演”(Wittgensgtein's Lectures in 1930-33)[载于《心灵》(Mind)第63-64卷(1954-1955年)]。
在1933-1934年,维特根斯坦用英语向他的几个学生口授了一个笔记,被称为《蓝皮书》(TS309)。维特根斯坦让人制作了一些复本,以便其学生和朋友传阅。在1934至1935学年,维特根斯坦用英语向他的朋友和学生斯金纳(Francis Skinner)和安姆布劳斯(Alice Ambrose)口授了另外一个笔记,被称为《棕皮书》(TS 310)。维特根斯坦只让人制作了三个打字复本,本想用其作为自己进一步写作的基础。但是,这个笔记很快便有违其意愿地在人们之间流传开来。1958年,这两个笔记以《蓝棕皮书》(The Blue and Brown Books)为名出版。
1935年9月7-29日,维特根斯坦到俄罗斯旅行。他做这次旅行的目的本来是要在那里的集体农庄找一份工作,因为一方面他在剑桥的聘期还有一个学年就到期了,另一方面他接下来不想继续从事哲学研究了。
俄罗斯方面认为,维特根斯坦还是适合于做哲学,因而向他提供了卡山(Kazan)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教职。这恰恰与他的本意相悖。所以,他只在那里呆了两周。
回到英国后,在接下来的学期,他的讲课内容集中于感觉材料和私人经验方面。他为讲课而准备的笔记(MSS 148、149、151、181)内容主要是用英语写的。1968年,MSS 148、149、151发表于《哲学评论》上,名称为“关于‘私人经验’和‘感觉材料’的讲课笔记”(Notes for the Lectures on “Private Experience”and“Sense Data”)。
在这一学年,维特根斯坦曾经想过在剑桥的聘期结束后改行学医。但是,1936年6月,在学年即将结束时,他基本上打消了这一念头,转而决定到挪威写书。8月中旬,他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春)他在挪威斯科约尔登(Skjolden)湖边所建的小木屋,马上便开始了紧张的哲学写作。首先,他在MS 115上(自118页开始)翻译和改写《棕皮书》,题名为《哲学研究——一次改写尝试》(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Versuch einer Umarbeitung)。但是,两个月后,他对这种写作方式感到厌烦了。在笔记中,他写道:“从118页开始到此为止的整个‘改写尝试’没有任何价值。”[6]292
这里所说的“新版本的稿子”当指MS 142。MS 142共有167页,其中的第1页至76页写于1936年11月初至12月初,其余部分写于1937年2至3月(同样是在挪威小屋完成)。内容基本相应于《哲学研究》印行本第一部分评论第1至189(第一段)。这个手稿名为《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其写作基础包括MSS 114、115、140、152、
1936年12月底和1937年6至9月,先后在维也纳和剑桥,维特根斯坦以此稿为基础,差人打印出了题为《哲学研究》的TS 220。该打字稿由第i至iii页加上第2至137页构成,共139页。其中,第2至65页成于1936年12月底,第66页至137页成于1937年6月初至
1937年秋至1938年秋,维特根斯坦写出了MSS 117(前一半)至120;1938年秋至1939年初,写出了MSS 121和
TSS 220和221一起构成了《哲学研究》“早期稿”(The Early Version)。(此名源于冯·赖特。)1938年8月,维特根斯坦为其打印出了前言,即TS 225。其初稿(片断)包含在MSS 117(相应部分写于1938年6至8月)、118、152(写于1936年)、159(写于1938年)之中。9月,他联系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能够在那里出版德英文对照版,书名为《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marks)。出版社方面批准了这个计划。接着,他便吩咐他的学生瑞斯开始对其进行翻译。1939年1月,瑞斯翻译出了116个评论(大致到TS 220之评论95)。包含这些评论的译稿构成了TS 226。维特根斯坦看到译稿后,非常失望,在
不过,这个译稿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并非没有用处。他当时已经决定申请穆尔退休
1938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向几个挑选出来的学生做了数次有关美学和宗教信仰的讲座。1966年,这些讲座的学生笔记整理出版,收录于《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讲演》(Lectures &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之中。(其中关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部分记录的是维特根斯坦和瑞斯之间于1942至1946年间所进行的数次谈话。)事实上这是有违维特根斯坦的意愿的。在讲座时,维特根斯坦告诉他的学生:“如果你们将这些即兴的评论记录下来,某一天某个人也许会将其作为我深思熟虑的意见发表出来。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现在是跟随着我的想法自由地谈话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更好的表达。”[1]308
1939年1月中旬至12月初,维特根斯坦开了一门有关数学基础的课程。1976年,学生的听课笔记出版,名为《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基础的讲演(1939年剑桥)》(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Cambridge 1939)。
1939年9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维特根斯坦不愿做旁观者,想找一个与战争有关的差事做。1941年10月,经由其朋友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弟弟约翰·赖尔(John Ryle)的帮助,他在伦敦的一家医院找到了药房门房的差事,后改做实验助手。在
1943年4月,维特根斯坦随他所在医院的一家研究所转到纽卡斯尔(Newcastle)。1943年初,维特根斯坦与其朋友——语言学家和古典学家巴赫金(Nicholas Bachtin)一起阅读《逻辑哲学论》,并向其解释其思想。关于这次阅读,在TS 243(2-3)即印行本《哲学研究》前言中他写道:“两年前,我有机会再次阅读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并解释其思想。这时,我突然想到,应当将那些旧的思想与新的思想放在一起出版:这些新的思想只有在与我的旧的思想方式的对照之中并在后者的背景之上才能得到其适当的阐明。”9月,他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联系,希望其接受他的这个新出版计划。
在1940秋至1944年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MSS 123至129。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维特根斯坦整理并打印出了一个稿子,赖特将其称作《哲学研究》“中期稿”(The Intermediate Version)。其正文部分共有195页,300个评论。不妨将其分成如下几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部分:第1至135页[评论第1至188(第一段当为189第一段)]之基础为TS 220之修改稿TS 239。后者大约完成于1943年,由第<1>至
第二部分:第135至143页[评论第188(第二段当为189第二段)至196(197)]之基础为TS 221或其修改稿TSS 222-224。
第三部分:第144至195页[评论第197(198)至300(303)]之基础为TS 241(有33页,114个评论,成于1944年秋)。该打字稿之基础为MS 129(第25至89页,此稿始作于
TS 243为中期稿前言,成于1945年1月。此前言的基础为早期稿之前言和1944年底或1945年1月所准备的前言片断(存于MS 128结束部分和MS 129开始部分)。在MS 128最后,载有维特根斯坦为该稿起的名称:《哲学研究:与<逻辑哲学论>相对照》(Philos. Untersuchungen der Log. Phil. Abh. entgegengestelt)。
我们看到,中期稿与早期稿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期稿将早期稿中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大幅压缩,仅选取了其中集中谈论遵守规则问题的十多个评论,同时又在接下来的评论中进一步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次,在中期稿中,在关于遵守规则问题的评论之后,接下来的是大量讨论私人语言和心灵内容的私人性的评论,泛而言之,是关于心理学哲学的众多评论,而在早期稿中,跟在遵守规则问题之后的是关于数学哲学的评论。
在此有必要指出,在现存的维特根斯坦遗著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中期稿。因为完成中期稿后,维特根斯坦立即在其上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充,增加了关于心理哲学的近400个评论,于1945年底或1946年春完成了《哲学研究》“终稿”(The Final Version)(赖特语),即TS 227。TS 227总共有324页,由693个评论+17个边注构成。可以将其分成如下几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部分:第1至421个评论之基础为中期稿修改稿。在中期稿的第199(200)和300(303)个评论之间插入了约120个评论。这样,中期稿的第300(303)个评论便变成了此稿的第421个评论。这些插入的评论主要来自于MS 129,少部分来自于TS 228(Bemerkungen I)。TS 228共有189页,包括698个评论,约成于1945年5至7月。其基础为:MSS 114至116、120、129较后的部分、MS 130开始部分、TS 213。
第二部分:第422至693个评论除12个以外均来源于TS 228。这12个评论中有5个(488、489、524、622、629)找不到其他的出处,其余7个来源如下:490来源于MS 116第346至347页;556来源于TS 230之评论141.1;573来源于MS 129第170页;586来源于MS 129第140页;651来源于MS 116第290页,TS 230(Bemerkungen Ⅱ)之评论463(第一段);654来源于MS 116第290页,TS 230之评论463(第二段);655来源于MS 116第290页,TS 230之评论463(第三段)。
第三部分:17个边注也均来源于TS 228。
终稿的前言为中期稿前言之修改稿。
1946至1947学年,维特根斯坦开设了有关心理哲学的课程。关于这个课程的学生听课笔记1988年以《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心理学的讲演》(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946-47)为名出版。
1947年夏,维特根斯坦决定辞掉剑桥大学的教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专心从事写作,以完成他的著作。1947年底,他正式离开剑桥大学,并来到爱尔兰。此后近两年时间内,他主要是在那里度过的。
从1944年夏开始,维特根斯坦关注的重心从数学哲学完全转移到了心理学哲学。到1948年夏,他写出了MSS 130至137(第一部分)。以这些手稿为基础,他先后于1947年底和1948年秋差人打印出了TSS 229和232。TS 229有1137个评论;TS 232有736个评论。
1948年秋至1949年3月,他写出了MSS 137(第二部分)、138、169。1980年,TSS 229和232以《关于心理学哲学的评论》(Bemerk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为名出版(两卷)。1982年,MSS 137(第二部分)和138以《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的著作》(Letzte Schrift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为名出版。
1949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在爱尔兰,以TSS 229、232和MSS 137、138、169为基础,维特根斯坦誊写出了MS 144。6月底至7月上旬,在剑桥他差人将其打印出来,形成TS 234。TS 234是维特根斯坦生前所制作的最后一个打字稿。
1949年7月下旬至10月,维特根斯坦到美国拜访其学生马尔考姆。11月初,回到剑桥。11月底,医生确诊他得了前列腺癌。12月底至1950年3月中旬,他在维也纳探亲。1949年到1950年春,维特根斯坦写出了MSS 169至171。
1950年4月初,他回到剑桥。从这时开始到
MSS 169至177中的内容分别于1969、1977、1992年以《论确信》(ber Gewiβheit)、《关于颜色的评论》(Bemerkungen über die Farben)、《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的著作(1949至1951年)》[Letzte Schriften über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 (1949-1951)]为名出版。
我有这样的打算和愿望:瑞斯先生、安斯考姆小姐
在维特根斯坦的现存遗著中,TS 227显然是最接近于完成的著作。因此,安斯考姆和瑞斯决定先行将其出版。同时,他们还做出决定,将TSS 227和234放在一起出版,合并称为《哲学研究》,并称前者为第一部分,后者为第二部分。11月,他们同牛津的布莱克维尔(Basil Blackwell)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3年4月,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哲学研究》便以德英对照版的形式面世了。(在排印后,TS 234遗失。)在编者前言中,我们看到如下描述:“在这本书中作为第一部分出版的稿子1945年便完成了。第二部分出自于1946和1949年间。假使维特根斯坦自己出版他的著作,他会将现在构成第一部分大约最后30页的内容中的一大部分去掉,将第二部分的内容再加上进一步的材料补加在那里。”⑤
1948年底,两位编者曾经先后到爱尔兰看望维特根斯坦。期间,维特根斯坦与他们讨论了他正在做的工作和他进一步修改TS 227或《哲学研究》“终稿”的计划:他想用他最近几年来写出的有关心理学哲学的评论(包括TSS 229和232)修改和补充该稿的最后的部分。不过,1949年夏,在以TSS 229、232和MSS 137、138、169等为基础而完成MS 144和TS 234之后,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接着实施这个修改和补充计划。
我们知道,早期稿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在
赖特认为,维特根斯坦这时差人打印的稿子当为TS 228,而所谓“我的第一卷”当指《哲学研究》中期稿。那么,这时维特根斯坦心中所想到的“我的第二卷”应当指什么稿子?一个合理的推测是:早期稿的第二部分或第二卷的修改稿(TS 222)的修改稿(修改基础当主要为1939年至1944年所写的进一步的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事实上,迟至1944年,维特根斯坦还在对TS 222进行补充。
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哲学研究》印行本的结构就显得不太妥当了。首先,印行本的结构会让人想到,维特根斯坦1945年心目中的“我的第二卷”是指TS 234或MS 144。但是,在这时,这两个稿子根本还不存在;实际上,作为其基础的一些手稿甚至还没有最终写完。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这种误解,才有了上引编者的那段警告之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编者并没有清楚地告诉读者另一个重要之点,即印行本《哲学研究》至多只包含了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哲学研究》之第一卷。
对于上述推测,我们还可以找到进一步的根据。首先,在《哲学研究》“终稿”前言中,他仍然将数学基础列作其所探讨的项目之一。其次,在1949年的一则笔记中,他写道:“我想将属于[这些我的]《哲学研究》的那种关于数学的探讨称作‘数学初步’。”[6]127
最后,在印行本《哲学研究》第二部分最后,维特根斯坦写道:“关于数学,这样一种研究是可能的,它类似于我们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正如后一种研究不是一种心理学的研究一样,前者也不是一种数学的研究。在其中,人们不做演算,因此,它也不是,比如,逻辑斯谛(Logistik)。它可以被称为一种关于‘数学基础’的研究。”
这样看来,维特根斯坦计划中的《哲学研究》有如这样一棵长有两个大枝的树:其杆为终稿评论1至242;其一枝为心理哲学(TS 227的评论243至693节之修改和补充);其另一枝为数学哲学(基础为TS 222和1939年初至1944年夏写的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11]。遗憾的是,这棵树并没有按照计划顺利生长。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TS 227或“终稿”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成了的稿子,而印行本当然不是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那个待完成的作品。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