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引论②

在卢万胡塞尔文库中保存着一个黑色笔记本(编号：Xx5)，胡塞尔曾在其中摘录过对他留有印象的书，记下重要的著作，并于1906-1908年的关键年代也做过一些私人的、类似日记的札记。他在《斐莱布篇》(16c)中挑选了下列柏拉图的话作为座右铭：

作为诸神给人类的一个礼物，我极为看重这个天赋：从多中看到一。诸神派下一个新普罗米修斯给我们，今天他们才为我们点燃一束绚丽的火焰。

最后写入文字的时间估计在1929年，抄录的是一首旧诗。(胡塞尔对此说明：由爱德华·鲍姆加腾告知的古诗。)

倒下的人，常卧不起，

站立的人，仍可胜利，

剩下的人，是有理的，

逃逸的人，是败坏的。

下面将首次发表胡塞尔记载在上述笔记本中的完整文字(惟有一个涉及家庭的说明是例外)。1906年9月25日的札记曾在《哲学研究》第2卷、第3-4册上发表过。

为了更好地理解胡塞尔在同行的轻视方面所做的几个说明，可以提醒读者的是：他自1901-1902年冬季学期以来就是哥廷根大学的计划外副教授。1902年12月，他得到了计划内副教授的位置。1905年，普鲁士教育部建议任命他为哲学正教授，但是这个建议被院系拒绝了，理由是缺乏科学方面的重要性。1906年6月28日，胡塞尔被教育部任命为正教授。

在胡塞尔文库中保存的与此相关的资料以及涉及胡塞尔生平与影响的档案与公文已经被L·戈尔伯博士(女士)汇聚在一个至此为止未发表的研究工作中[“鉴证辑录”(Acta Authentica)]。我们要着重指明这个研究工作，因为它曾供我们查阅。

这些文字的发表得到了卢万胡塞尔文库主任、H·L·梵·布雷达教授的友善允准。

W·比梅尔

札记原文

1906年9月25日

自本月初以来我就认真地投入到工作中。我是否做得对呢？我首先研究了迈农的著作《论假设》③，同时我不得不一再地看我自己的旧作并且思考到它们之中去。

我对《算术哲学》④做了许多阅读。这部书让我觉得是如此不成熟和幼稚，几乎是孩子气。现在看来，出版时曾有的良心谴责不无道理。实际上我在出版它时已经从它那里脱身而出了。它基本上产生于86/87年⑤。当时我是初学者，在哲学问题上没有正确的知识，在哲学能力上没有正确的训练。而当我在极力构想数学思维的逻辑学、尤其是数学运算的逻辑学时，那些不可理解的陌生世界在困扰着我：纯粹逻辑的世界和行为意识的世界，今天我会说，是现象学的世界，也是心理学的世界。我知道不能将它们等同为一，但它们相互间必定具有联系，并且构成一个内部的统一。因此，我一方面在表象和判断的本质、在关系理论等等问题上绞尽脑汁，而另一方面则为弄清数学-逻辑形式的联系而苦思冥想。也许首先是1890年冬对逻辑演算的研究⑥导致了向整个纯粹逻辑领域的扩展。而后是1891/1892年关于心理学的讲座。⑦它使我看到了描述心理学的著述，使我如饥似渴地转向它。詹姆斯的心理学⑧我只读过一些，极为有限，它给了一些启示之光。⑨我看到，一个果敢和独创的人是如何不受传统的束缚，并且试图真实地坚持和描述他所直观到的东西。这个影响对我来说也许不无意义，尽管我只能阅读和理解少数几页。是的，描述与忠诚，这是完全必要的。诚然，在我的论文于1894年⑩发表后，我才阅读和摘录了较多的部分。我现在重读了这篇论文(对在上述讲座中涌现给我的思想的阐述)。它是对《逻辑研究》、尤其是对第三研究和第五研究的第一个构想。

可惜我无法再判断，迈农的关系理论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但直至1891年(11)与迈农的通信才导致了对它的更为仔细的研究。但很难设想，除了几个有限的思想以外，它还对我在方法上提供过什么。

近来我又读了我最近几年的书评(12)，还有《逻辑研究》的一些部分。

迈农的书已经无法在表象和判断的研究方面为我提供如此多的东西了，除了一个巨大的兴奋以外，每当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人在思考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多年来操心的问题时，就会出现这种兴奋。我在这部书中仅仅发现一个重要的思想，它是我在《逻辑研究》中没有说出的，尽管我在起草过程中已经有了它并思考过它，但却未敢接受它：将判断向“单纯表象”的变异转用于愿望和所有其他行为上，我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标明日期的页张(13)(1894年)，在那儿我恰好和迈农的立场一致。但当然，我看到了迈农没有看到的巨大困难，而它们阻止我得出结论。迈农的表象概念是完全不明智的和完全不可理解的。显而易见，与迈农的分歧是有必要的并且是无法避免的，撇开这一点不论：总有一天会证明，这些研究领域与最本质认识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们像是两个在同一个黑暗的局部世界中旅行的人。我们当然常常看到同一个东西并且对它进行描述，但与我们不同的领悟力相符合，这些描述也含有多重的差异。

可以逐段逐段地证明这一点，撇开关于情感行为的一章以及关于假言判断和假设推理的一章不论。诚然，我是将后者视为完全错误的。我在读完迈农后便开始对我的文稿进行整理和作出纵观。我惊异地看到，在这些文稿中包含了多少东西，有多少东西已被开启但并未被完成。它们完全可以证明，这些深刻的和最深刻的问题曾多么有力地抓住了我。而且在通读这些文稿时，它们又重新抓住了我。这一点是肯定的；我永远不会放弃这些研究领域，不会让这些已经启动了的钻研与奠基半途而废，因为那将意味着放弃我自己。这曾是我多年的生活，而我的生活永远不可以也永远不应当变为碎片。我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和精神工作(充满价值的认识开端)！我让多少已经开始了的建构复归废墟！自发表《逻辑研究》以来，我的生活获得了内心的坚定性。内心的统一性应当并且必须从现在开始显示出来。可惜我的人格不能再成为充分的和完整的。它不能再获得世界观的统一，无法再获得自由成长的、美的和自然的有机构成的统一。但是，谢天谢地，它并不缺少成果，而且更多的成果正在成熟之中。在这个(真可惜)如此支离破碎和伤痕累累的树干上能够生长出这些特殊的价值，现在应当使它们成熟起来。这就是我自此刻起的生活，这是我特殊的生活使命的领域。我不愿沮丧，而是希望，如果我所做的确实是有益于后代的工作，我会感到满意。即使对我来说，放弃自然的、美的构成中的和谐统一与自由的喜悦是多么艰难，我也必须这样做。我只能欣赏其他人的美和统一性。但我必须为我的使命生活，并且在对它们的完成中寻找我的价值和我的内心保证。在它们的成果上，他们会了解它们。而在我的成果上，我会了解我自己；如果我能够在艰苦的工作中使它们在我之中成熟，而且是在有序的步骤中成熟，那么我就能够敬重我自己。

首先需要更集中内心的精力并充分地利用时间。需要整理和思透所有至此为止的构想。我为这种整理所付出的三个星期没有白费。它走得没有多远。我也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没有首先研究我的讲座稿，而后再研究那些附页，它们变化多端，试图在相近的变动和时而又是新的变动中澄清和解决同一些问题。我有哪些文献上的任务需要完成？以及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如果我能够称自己为哲学家，那么我首先提到的是我必须为自己解决这个一般的任务。我指的是理性批判。

这是逻辑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普遍评价理性一般的批判。如果不在大致的轮廓中弄清理性批判的意义、本质、方法、主要观点，如果还没有设想、计划、确定和论证它的一般纲领，我就不能真正而又真实地生活。我已经受够了模糊性、左右摇摆的怀疑的折磨。我必须达到内在的坚定性。我知道，这是事关重要的和最为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伟大的天才们曾在这里失败过，如果我想和他们去比较的话，那么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绝望。我不想(与他们)比较，但没有清晰性我就根本无法生活。

我愿意并且必须在所献身的工作中，在纯粹客观的深入中接近这些更高的目标。我为我的生命而战，为此我坚定地相信我能够继续下去。最艰难的生活困境、对死亡危险的反击给了我无法揣度、无法估量的力量。我在这里并不追求荣誉和名声，我不想被赞赏，我不考虑其他人和我的外在支持。充实我的只有一点：我必须获得清晰性，否则我无法生活；如果我无法相信，我能够赢取它，我能够真正地、亲眼地并且目光明晰地看到这个希望之乡，我就无法承受生活。

我的许多个别研究为我提供了实施手段，使我了解了方法。我必须首先弄清最一般的观点。

二、另一方面：我们不仅需要有对目的、路线、准则、方法的认识，以及对其他认识与科学之执态的认识。我们也需要有实际的贯彻。我们必须踏上这些道路本身。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解决个别的问题。在这里首先需要一步一步地探讨理性现象学，并且在此基础上实际地澄清在两方面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形式中的逻辑理性与伦理理性。

这里的首要问题是一门感知、想象、时间、事物的现象学的问题。

在1904/1905年冬季学期关于“[现象学与认识论的]主要部分”的讲座(14)中，我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还极不完善的系统论述之设想。但此前就有一些误以为已经可以付印的、至少经过了纯粹加工的1898年论文，它们是我的这个讲座的基础，必须将它们再看一遍。必须把其中有用的东西取出来，其余的则抛开或撇开。此外还有一大批的附录，探讨的往往是难题。

与此相关，我也尝试过关于注意力现象学。

然而还是缺少一门空间现象学，尽管我在1894年就已经想启动它，并且做了各种尝试(但没什么可用的东西)。

进一步还需要系统地阐释一门含义现象学。

这门现象学的基础是我的《逻辑研究》，它在所有方面都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东西，但却是不充分的、不够系统的东西。

与此相关的是一门空乏意向的现象学和象征表象的现象学。

此外还有一门判断理论，这是一个大空缺，我为此已经做了如此多的工作。对此我有各个讲座稿，还有更多未经处理的和有待使用的文稿。

与现象学判断理论相联系的是对不同命题形式的本质分析，它们另一方面属于纯粹语法学的领域。这又是一部新的、大的著作的领域。

关于纯粹逻辑学(以及纯粹语法学)的研究、逻辑演算、定界流形、概率逻辑、关于范畴命题和实存命题之本质的理论。

一部关于假言判断和推理以及关于必然性和不可能性等等的概念的全面著述。

在我看来至此为止准备得最充分的是：

(一)一部理性批判引论、特别是理论理性批判引论的著作；

(二)一部关于感知、想象、时间的全面著作。

我还不很清楚的是：事物表象现象学的开端是否属于这里，我觉得是这样，或者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足够成熟了。还应该算上注意力现象学(至少在直观和感性的领域内)。

看起来这将会是一部大著作，并且必须尽快结束。

(三)关于纯粹逻辑学、命题的本质分析的论文。关于假言命题与推理的理论在这里应该尤其有价值。后者本身就有理由成为一部重要的和让我愉悦的著作的论题。

(四)表象与判断的现象学，或首先是对一门判断理论的实施。它再次提供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已经准备充分了吗？

关于存在信念(belief)的学说已经包含在第二项中。

(五)一篇反驳迈农的论文以及与他在表象、假设、判断的概念上的分歧。

(六)与科内利乌斯的分歧。

(七)关于先天-后天的论文，

分析的——综合的。

范畴：动机关系(Motivation)与因果关系(Kausation)。

应当如何处理“关于意向对象的论文”(15)的草稿？它还不能就这样发表。也许主要的东西可以放到与迈农之分歧的语境中：如果这个分析是以多个报告的形式进行的话。

当然这还没有穷尽所有的任务(我在上面忘了提到抽象、普遍形式本体论等等)。但我这里所说的只是这样一些计划，即首先能够得以实施的计划，因为准备工作已经足够充分。在对我的讲座稿、尤其是高级班讲座稿的选择中，我必须尝试为自己找到帮助，并且获得出版的构想。

首先需要上天助我。好的工作条件和内心的集中精力、与问题的内心合一状态。不断地阅读、修改、誊写旧的文稿。随时准备用于伟大目标。参见阿米埃尔(16)以及卡莱尔(17)的许多漂亮说法。我是多么虚弱：我需要伟大心灵的帮助。我必须依据他们的丰富力量与纯粹意志而坚强起来。我要充分地汲取他们，并学会将目光从日常的下行驱动中转出来。噢，上帝。最近的这一年！我怎么能让同行的轻视、院系的拒绝、对另一个位置的希望之破灭使自己瘫痪。我为此而努力过吗？如果是(我相信的确从来没有)也肯定不是在这10年中。纯粹的思义、纯粹的内心生活、对问题自身的汲取、纯粹朝向它们，并仅仅朝向它们，这是我未来的希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那么我只能过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我还可以希望。但钟声已经敲响，我必须作出决定。仅仅作为一次性决断的“意志”是不够的。需要有内心的改造或内心的纯化和坚定性。我必须用九倍的青铜(mit neunfachen Erzen)来武装自己，做好应对所有外在性、所有亚当的诱惑的准备。

我必须走自己的路，如此有把握，如此坚定不移，以及如此严肃认真，就像丢勒(18)的骑士在与死神和魔鬼抗争。啊，生活对我而言已然是足够严肃认真的了。感性享受的欢快对我来说已经陌生，并且必须始终保持陌生。我不应是被动的(而享受就是被动性)，我必须生活在工作、战斗、为真理之花冠所做的角力之中。欢快是不会缺少的：如果我勇敢而坚定地前行，欢快的上天便在我上面保佑我，就像在丢勒的骑士上面保佑他一样！而上帝既与我也与他同在，尽管我们统统都是罪人。

1907年11月4日

我又一次享受到追求着的生活的严肃认真。享受？好像这只是一个一次性的抑郁，一个一次性的苦涩一样。现在我在哥廷根已有6年，而从我的《逻辑研究》发表以来已经快有7年过去。在许多年的含糊的和对清晰性的热切向往的努力中，我诉诸了这些在理解问题、获取方法、开启和打通可能的秩序途径方面的尝试。当它们如我所不敢希望的那样开始产生出迅速而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时，我的心是多么地充满自豪；他们现在对我寄予的希望是多么地鼓舞着我，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在我看来是多么地接近：在逻辑学中、在认识论中和在理性批判一般中赢得真正的明察，确定问题的自然秩序，找到研究的自然秩序，将问题本身提升到最高的精确表达的阶段，在纯粹性和完全的可靠性方面对方法进行加工，并且在这种目标制定的和方法的清晰性中逐步地完成每次必须完成的事情。

在《逻辑研究》发表前，我就开始对它的部分进行加工，或者说，我就完全献身于它的问题域，现在已经又过去了这么多年。而结果是什么呢？的确是年复一年的严肃认真工作，即便不算上外部障碍和外在烦恼的那年。我大概是进步了，尽管我倾向于低估这些在失败时刻中的进步。我的教学活动大部分都以我的生活目标为定位：那么多的起点，那么多的更深入、更广泛地钻研的尝试，以及现在不断更新的尝试：弄清逻辑学、认识论和方法的意义，以及在所有这些之后，我还落后多少。生命在流逝，精力随年华而去。若我在这些研究工作和研究方式中止步不前是多么痛苦！这无异于丧失了一个激情努力的生命、一个最艰苦工作的生命。白活了：永远不可能如此！我不愿也不会放弃。首先，我的激情追求无非在于达到一个绝对坚实的基地。我的所有努力此刻都围绕着这些研究的自然秩序问题进行，以及围绕如何再次开始和排列各个基本研究本身的方式进行。

1908年3月6日(19)

在接下来的1906/1907年冬季学期中，我极为勤奋地工作并且不无成果。我在关于逻辑学讲座的前半段(到圣诞节)提供了一个科学论的一般引论。(20)我曾尝试过这样的可能性，即获取一门科学论的观念所要求的本质划界的可能性。圣诞节后我试图扼要地阐述各种不同的客体化形式。但后来并未成为一个总体的东西，尽管这些阐释不应该是全无价值的。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二月份我就疲惫了。复活节(即1907年)去了意大利，这是我初次去这个德国人的希望国度旅行。夏天有一个每周4小时的关于现象学的[和理性批判的]主要部分的课程，一个重大的尝试，一门事物性现象学、尤其是空间性现象学的尝试。(21)这里是一个新的、大的开端，遗憾的是我的学生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理解它和接受它。困难实在太大了并且不可能一举克服。

在假期里，直至冬季学期关于康德的讲座开始，我探讨的是含义与分析判断的问题；我试图对前次的冬季学期讲座进行加工，并在断言逻辑的观念上忽然想到有必要进一步弄清含义问题。

1907/1908年冬，我的工作精力有所削弱。我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转向讲座，即在我看来我的学生并不感到满意的讲座。至少我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深入研究而有所学习。

圣诞节我得以休整。我亲爱的海因里希(22)曾来拜访。可惜马尔文娜(23)的身体状况有所恶化，因而始终缺乏内心的喜悦。而后就是格哈德(24)的事故，他的脑震荡。天空乌云密布。我几乎要说，出于我不想说的原因，这是我生活中的最不幸的时刻。现在不是反思的时候。复活节已经开始。我独自一人在这里，我希望能集中精力。我希望能克服分心。我要重新振作起来，并且在我的精神生活与它的伟大目标之间建立起统一的联系。我曾处在并仍处在巨大的“生命危险”中。现在，如上帝所愿。但我不胜利毋宁死。在精神中死去，在为内心的清晰性、为哲学的统一而做的斗争中屈服，同时仍还以哲学的方式活着：这对我来说(我希望如此)是不满足的，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在我内心变得更为平静、更为安宁、更为稳当之前，我还是不应该反思。

首先有几天是客体的方向。我想要记日记。(25) （译 者：倪梁康）

 

（原载《世界哲学》2009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